宁夏黄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高质量研究

文化存在于历史中，历史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公元前215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公元前214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徙谪，实之初县”（《史记·秦始皇本纪》）。富平县（今吴忠境内）以及神泉障、浑怀障就是这个时候设置的。当地军民利用黄河水利，凿渠引水，发展农牧业生产。相传秦渠就是此时修建的。从此，宁夏便拉开了移民开发和引黄灌溉的序幕。

东汉末至三国，中原板荡，国家分裂，宁夏也战火频仍，屡遭兵燹，以富平为代表的地方行政建置多次内迁，农业人口大量减少，农业文化被强势的草原文化所排挤。对于宁夏的黄河文化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大倒退的时代。但此时期出现的“激河”工程却是宁夏黄河水利文化的一个重大发展和创新。所谓“激河”，是以船载石在河中落石下沉，形成潜坝，以抬高渠口水位，增大入渠水量，若无一定技术，很难沉到预定位置，正所谓“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淮南子》卷十四）。宁夏无坝引水的主要渠道，都采用此法引水，俗称为“引水拜”或“迎水拜”。东汉出现的“缝革为船，置于箅上以渡河”（即用缝制方法制作皮筏）的工艺，是后世“浑脱”皮筏的源头，也是极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黄河漕运文化的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也是宁夏地域文化大融合、大繁荣、大发展的不可忽略的时期。这个时期，宁夏的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进一步交流、交汇和交融，逐步形成了以移民为纽带，以“塞北江南”为主要特色的黄河主干文化。先是赫连夏据有宁夏，在宁夏北部的“灵洲”（又曰“河奇”）广植果木，郁然成林，遂名“果园成（城）”，这个“果园成（城）”近400年未废，直到唐代元和初年（公元806年），“今桃李千余株，郁然犹在”（《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又在饮汗城建皇家园林“丽子园”，“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继而北魏刁雍在主政薄骨律镇期间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在黄河青铜峡口凿“艾山渠”，首开“置堰”引水历史，使灌溉面积达到“四万顷”；二是引进先进的“节水灌溉法”，使宁夏北部的引黄灌区成为“天下粮仓”；三是为了将余粮在短时间内运往沃野，在黄河岸边造船二百艘，首开黄河大规模漕运历史；四是为了妥善保存余粮，创建薄骨律仓城（刁公城），首开用仓城储粮的历史。

南北朝末期，北周又将南陈三万多降众整体移民灵州（今吴忠市），“灵州……本杂羌戎之俗……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太平寰宇记》）。这就是宁夏又称“塞北江南”的由来。学者们把这称为“风俗说”。此外还有“风貌说”。《武经总要》云：“有水田、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唐代诗人韦蟾的名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说的就是这段史实。此时的宁夏南部，由于郦道元《水经注》对弹筝峡的记载，引发众多文人雅士的兴致，或勒石立碑，或摩崖题款，遂形成了“山水文化”之奇观；而北魏漆棺画，以及众多陶俑、陶畜和金、银、铜、木、漆等质地隨葬品的出土，又为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迁徙、文化大融合提供了实物证据。加上宁夏北部出现的诸如饮汗城、白口骝、薄骨律、普乐、回乐等地名，既显示出此时期的宁夏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并而未合、汇而未融”的时代气息和特征，也证明宁夏黄河文化是多种文化、尤其是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结合体及其升华，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

唐代是继汉魏以后，宁夏黄河文化和农牧业经济得到全面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期，也是民族融合的高峰期。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亲临灵州，与自愿归附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张饮高会”（史称“灵州受降”），接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归附，实行“华夷一家”。这些归附的少数民族不但带来了大片疆土和大量人才，为唐代贞观和开元盛世奠定了版图和人才基础，而且也为后世中国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疆域和民族基础。对于此一事件的意义，唐太宗的自我评价是：“混元已降，殊未前闻；无疆之业，永贻来裔。古人所不能致，今既吞之。前王所不能屈，今咸灭之。斯实书契所未有，古今之壮观。”（《全唐文》第01部卷八·太宗【五】）此时在宁夏出现的六胡州等羁縻州以及安乐川、安乐州、长乐州、达乐山（今大罗山）等地名，就是这种民族融合文化的地理折射。贞观以后，唐朝又在宁夏北部引黄灌区移民营田，大兴水利，旧渠得到疏浚，新渠不断增加，灌溉良田增加到5万多顷，宁夏遂成为北方大粮仓。正如《旧唐书·娄师德传》引武则天所言：“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到了天宝年间，这里已是“兵食完足”“士马全盛”（《嘉庆灵州志迹》卷一“古迹第八·灵武台”），成了太子李亨即位称帝、平定“安史之乱”的大本营。但对宁夏南部的开发，唐廷则“顺天因地”，极为克制，仅建4军屯，共200顷耕地，仍以畜牧为主，遂使“马畜滋殖”。

唐代在大兴水利工程的同时，也加强了水利管理，制定有水利管理章程《水部式》，对水利灌溉制度与水利官员的职责，作了详细规定。唐代宁夏水利之盛，还反咉在水运上。如唐初，朝廷曾命匠作大匠于筠召江南船工到此，“大发卒治战舰”，在河套地区巡河防御突厥；开元九年（721年）又专设水陆转运使、六城水运使，管理1000余公里的水上运输线。这既是边塞（军事）文化，又是黄河水利（漕运）文化，它们都是宁夏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与宁夏有关的边塞诗词，由于作者的亲历性，不但比较真实集中地反映了此一地区的民族关系和风土人情、自然环境，而且其饱含的“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和“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情怀，直接成为今日宁夏精神——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活水源头。

宋、金、夏对峙时期，宁夏中北部为西夏所有。随着西夏政治中心的西移，宁夏黄河文化的中心也从河东的灵州（西平府）转移到河西的怀远（兴州）。史载：西夏有22州，在宁夏共有6州，其中5州（兴、永、定、怀、顺）在河西，河东只有一个古老的灵州。“西夏滨河五州，皆有古渠”，其中干渠12，支渠68。这12条干渠中，有8条在河西，总长超过1035里，灌溉面积超12393顷；有4条在河东，总长236里，灌溉面积也只有2230.58顷。西夏时期，宁夏平原不仅渠道纵横，密如蛛网，而且政府专设水利官员对水利设施加以管理，并以水利律令的形式规范了水利官员的职责和鼓励开荒。这些法律和规定，不但对西夏的农业开发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也是宁夏黄河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个新标志。

宋夏时期出现的草土埽工（即今天的草土围堰）技术是古代宁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既能护堤抢险，又能用于堵口，可以就地取材，在堵口截流中具有神奇功效。

有文字记载的以浑脱作为渡河和运输工具的历史也始于西夏，其制作工艺也为后世所效法。

元朝建立以后，由于疆域的扩大和延伸，宁夏由边塞转而变为内地，“边塞”的特色逐渐消失。朝廷在这里设立河渠司，专门负责农田水利建设。河渠提举郭守敬随中书左丞张文谦行省西夏，对废淤的古渠予以修复，并“因旧谋新，更立闸堰”。所谓“闸堰”，是古代控制水流的工程，其作用类似现在的闸坝或溢流堰——这在当时是一个创新。此后便有了“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郭守敬还遵旨探测了黄河航道，朝廷据以开通了宁夏到元大都的航路，并在中卫营盘水野马泉驿设立海关。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暴溢决堤，泛滥达7年之久。宁夏水工用“卷埽”之法护堤成功，河复故道。

明朝时，由于退居北方草原的残元势力不断南犯，宁夏复为边塞。明初曾将宁夏原居民全部移出，“空其城”，后又从内地“迁五方之人实之”。当时的朝廷在北方从鸭绿江至嘉峪关沿边一线修筑长城，并设立九大军镇，称“九边重镇”，宁夏就有两镇：宁夏镇、固原镇。由于军事的需要，宁夏北部（宁夏镇）不设府、州、县，而改设镇、卫、所，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宁夏南部（固原镇）实行二元体制，既设州、县，又设镇、卫、所。为保证给养，宁夏南北都实行军屯：“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这些人大都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安徽及江、浙、秦、晋籍将士及其家属。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形成“一方之赋，尽出于屯，屯田之恒，借以水利”的富饶景象。明代在宁夏的军屯移民，还留下了大量卫所屯堡建置，奠定了今日宁夏城市和乡镇分布的基本格局。

在水利技术上，佥事汪文辉、解学礼将汉延、唐徕二渠进水闸易木为石——此为宁夏建石闸之始——也是宁夏黄河文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明初，宁夏黄河进入新一轮的“不安流期”，灵州城因黄河水“冲激崩圮”，“城凡三徙”；天启二年（1622年），新置的灵州城又遭水袭，河东兵备张九德在黄河抛石筑坝（挑水坝）成功，此种用丁坝挑流与顺坝护岸相结合的方法，为后世之治河所效法。

清朝时期，由于疆域的扩大，宁夏遂失去了因中央政府在北方沿边设防而具有的战略地位，从原来的战区变为开发区。清政府一面实行“化兵为农”“变兵为民”的政策，将明末大批屯田兵转变为缴纳田赋的自耕农；一面又从内地向宁夏不断移民，大兴水利，大规模开垦。清代在重视宁夏河套灌区水利建设的同时，也加强了管理工作，从上到下有专管机构人员，并制定一套严密的规章制度，凡跨县的渠道设管理局（所）专管，不跨县的渠道由所在县管理。支渠设有渠长，负责本支渠的维修养护与灌溉，受益乡（堡）设有渠长，负责本乡（堡）的水费、坝料、民工的催征。此一时期出现的以“封俵制”“放新水（迎新水）”“工竣”“落成”为标志的制度和仪式越来越多，此种对“制度”和“仪式”的需求，骨子里是宁夏人对“水”（自然）控制力的渴望。

到清末，宁夏引黄灌区的农民总结历代改土治碱经验，概括为“十二字诀”，即：排（开沟排水）、稻（种稻洗盐）、淤（放淤改良）、洗（冲洗盐碱）、灌（合理灌溉）、平（平田整地）、肥（增施有机肥）、翻（伏翻伏晒）、轮（轮作倒茬）、松（及时松土）、种（选种耐碱作物）、换（铺沙换土）。

清代宁夏黄河水运发达，与两件大事有关。一是康熙亲征噶尔丹：据文献记载，当时运军需的船只共103艘，“御驾”使用的船只101艘；二是英、德商人的皮毛购运活动。当时，英、德选中石嘴山为基地，在此建立了10家商行，其分支机构遍布甘肃、青海、宁夏及各蒙旗，大量低价收购皮毛，全部从石嘴山以船筏水运至包头上岸，再陆运至天津转口。当时，最大的木帆船能载30多吨，最大的牛皮筏也可载重30多吨。宁夏黄河上帆樯林立，皮筏如梭，一派繁忙景象。

清代对于宁夏南部的开垦，其规模远远超过前朝。宁夏南部原以畜牧为主的农牧兼营的经济逐渐被种植业为主的农耕经济所取代。但其结果却使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起来，主要表现在森林减少，水文状况恶化，水土流失严重，野生动物锐减。

民国时期的宁夏，前期政局混乱，自然灾害频仍，造成人口锐减，各项事业停滞不前；1929年宁夏建省后，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农业灌溉方面，除全盘继承前朝所兴各项水利设施外，又从管理与技术几个方面进行革新：一是改组渠务管理机构，废除原来的各渠局长制，改设委员制，推行“官督民治”；二是引进新的建筑材料——水泥，各渠闸口采用水泥砌筑，同时修建了排水系统，做到有灌有排，提高了地力和产量；三是在公路、黄河两岸和主干渠道营建护路、护河、护渠防沙的“安保林”和荒地的“经济林”；四是兴建了云亭渠120里，可灌溉农田10万—20万亩。通过上述一系列工作措施，宁夏“塞上江南”的成果得以传承和发展。其中，除政府的倡导外，主要得力于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专业特长和广大劳动人民不畏艰难、发奋创业的实干、苦干。

此时期值得注意的事件还有：一是1935年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以及1936年红军将台堡会师；二是红军西征解放同心、盐池两县以及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和盐池县红色政权的成立。这些事件，又为宁夏留下了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红色文化遗产，成为今日宁夏精神的重要内容和宝贵精神财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治理开发黄河极为重视，把它作为国家的一件大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2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沿黄各省区积极落实。宁夏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是支宁移民。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全国各地大量向宁夏移民，统称为“支宁移民”。1949—1959年的10年间，由区外移入宁夏的人口达106.51万人。仅1958—1959年，两年迁入人口达44万。这些移民的大多数都集中在宁夏北部的引黄灌区。

二是大兴水利和基本农田建设。除对历史遗留的数十条水利设施进行改造维修外，又修建了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结束了宁夏无坝引水的历史；兴建了东、西干渠和以固海扬水工程、盐环定扬水工程、“1236”（后改为“4848”）工程、沙坡头水利枢纽工程为代表的一批新的大型水利设施，将宁夏的引黄灌溉系统进行了整合与优化；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推行条田化和林网化，不但使北部引黄灌区扩大了4倍，而且使中部干旱区也变成了“扬黄灌区”，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奇迹。

三是扶贫移民。宁夏的扶贫移民包括“吊庄移民”“扬黄扶贫移民”和“生态移民”，对中南部山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域实行移民搬迁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保护措施。经过数十年持续不断的接力，截至2020年11月16日，宁夏全部实现了脱贫摘帽，并创造了“闽宁合作”“闽宁对口扶贫”的典型经验，涌现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等时代楷模，形成了“共产党好，黄河水甜”的时代价值。

2008年由《中国国家地理》发起进行的十大“新天府”评选活动，宁夏平原被评为中国十大“新天府”之一。“新天府”评委会认为，南起中卫市沙坡头，北止于石嘴山，总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的宁夏平原，虽处于温带干旱区，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但黄河年均过境水量达300余亿立方米，加上年3000小时的日照时数，光、热、水、土等农业自然资源配合良好，使宁夏平原自古即享有“塞上江南”“西北明珠”的美称，而今依旧是中国西北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特色农业基地。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宁夏平原又是中国向西开放，特别是向阿拉伯地区开放的重要平台。

2017年10月10日，国际灌排委员会宣布宁夏引黄古灌区入选2017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是在黄河主干道上第一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也是宁夏第一个世界遗产项目。国际灌排委员会认为，宁夏引黄古灌区是宁夏平原2200余年来农业发展的里程碑，具有独特的、创新的、科学的引水工程结构，是世界灌排工程的典范，代表着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的卓越成就。宁夏引黄古灌区至今还在正常运行，其中蕴含的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治水理念对现代水利的技术和管理提供了历史借鉴。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宁夏，他在视察黄河生态治理保护情况时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宝贵资源。自古以来，黄河水滋养着宁夏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今天仍在造福宁夏各族人民。宁夏要有大局观念和责任担当，更加珍惜黄河，精心呵护黄河，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明确黄河保护红线底线，统筹推进堤防建设、河道整治、滩区治理、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守好改善生态环境生命线。并要求宁夏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大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出发，赋予宁夏的时代重任、寄予宁夏人民的殷切期望，为宁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难得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