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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评述利奥塔等人的后现代话语是保守主义

【摘要】:之所以称利奥塔等人的离经叛道“后现代话语”为保守主义,在哈贝马斯看来,是因为此一类话语彻底毁灭了现代性自我更新的希望,劝人随遇而安。哈贝马斯认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忽视了现代性中最基本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和无所不在、目的性极强的形式合理性并不是一回事。对于这一殊为悲观的辩证法,哈贝马斯认为是一相当危险的倾向,是批判理论的倒退而不是进步,因为它威胁到了现代性的理性和规范基础。

围绕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以同他当时所谓的年轻一代保守主义人物利奥塔、德里达和福柯的论争而蜚声。之所以称利奥塔等人的离经叛道“后现代话语”为保守主义,在哈贝马斯看来,是因为此一类话语彻底毁灭了现代性自我更新的希望,劝人随遇而安。哈贝马斯发现,后现代理性主义批判的基本思想实为尼采下衍的两个传统,一是从尼采经海德格尔到法国小说家巴塔耶和福柯,二是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前者致力于将知识权力化,视现代的知识和社会结构为其背后权力意志的不同形式;后者则是将知识隐喻化,化解学科的边界而使之泛文学化。语言符号自身的差异乃至异延一跃而成为哲学的主体力量。哈贝马斯尤其反对德里达“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理论,虽然他多次强调他同德里达其实是好朋友。反之德里达则抱怨哈贝马斯误解了他,声称哈贝马斯未及细读他的书就无端指责他将哲学化解为文学。

哈贝马斯肯认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的阐释,指出韦伯不仅从合理化的观点出发论述西方文化的世俗化过程,更以此为线索阐述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而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又是源自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的组织核心。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目的合理的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的制度化。如是,日常生活中此一文化的和社会的合理化诚然是给把握住了,然而以往那些传统的、首先表现为职业等级差异的生活形式,则已经自行解体了。反顾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接过了韦伯的悖论,判定合理化的过程既导向自由和解放,同时又导向束缚和物化。但哈贝马斯不同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看法,尽管他对批判理论始终情有独钟。他讲过,他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信念在1950年代中期就打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痕迹,经历了卢卡奇、科尔施、布洛赫、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影响,但是最大的影响是他的老师阿多诺。他指出,阿多诺让他接受了卢卡奇和科尔施,促使他将物化理论同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联系起来。但是他认为《启蒙辩证法》的两位作者把现代性的形象过于简单化了,不足以表明资产阶级理想中文化现代性的理性内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发现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完全是非理性的极权社会,理性的工具化使得启蒙精神的理性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理性正在自我毁灭。他们相信这就是启蒙辩证法。而由于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全没有留下理性的任何痕迹,理性事实上已经失缺实质内容,成了仅流于字面义的乌托邦

哈贝马斯认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忽视了现代性中最基本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和无所不在、目的性极强的形式合理性并不是一回事。故《启蒙辩证法》是植根于确定论的悲观主义之中的。包括后来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强调辩证法否定再否定之后还是否定,而不复可能得出黑格尔式的辩证扬弃然后继续前进。对于这一殊为悲观的辩证法,哈贝马斯认为是一相当危险的倾向,是批判理论的倒退而不是进步,因为它威胁到了现代性的理性和规范基础。而哈贝马斯强调说,自治领域和专家们的纷纷出现,并不一定就意味工具理性的胜利,因为专家们论证每一个领域的合理性时,必然要能同时论证该领域核心处的基本原理。而问题在于,每一个领域的价值,并不是自动得到合法性的,它们必然历经批判探讨的过程,由此在非专家人群中得到共识。简言之,在哈贝马斯看来,每个领域的真正潜能,恰在于它超越了纯粹的技术和形式知识,而涉及现代文化的基础,涉及法律道德、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以及审美形式等一连串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我们有望得到实质合理性,并不仅仅是形式合理性。这就是启蒙的尚未完成的解放核心,而这一点,恰恰是被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忽略了。

实际上,哈贝马斯发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批判传统,同韦伯的现代性批判结合起来,倒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理论探索。韦伯以科学、道德和艺术这三个自治领域的独立而为现代性的标志,哈贝马斯对此完全同意,但是他并不同意韦伯由此对启蒙之解放潜能所抱的悲观主义态度,对此他说:

现代性的工程系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们形构而成,他们努力开拓了客观科学、普遍道德和法律以及依凭其内在逻辑而自足自立的艺术。与此同时,这一工程意在使这些领域中的认知潜能,各各从它们晦涩艰深的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希望通过利用此一专门文化的累积,来丰富日常生活,即是说,用理性来将日常的社会生活组织起来。[1]

这可见,上述三个领域的知识积累并不必然导致人性的奴役,相反它们将有可能使社会和生活世界的内在潜能更多地释放出来。但是这一乐观前景的前提,当是韦伯模式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结合起来,由此在集体实践的基础上建构一种交往行为的理论,只有如此,现代性的工程方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所谓交往行为,哈贝马斯认为,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行为者,通过语言来理解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互动的行为。行为者们共同寻求对情境和行为构架的理解,由此得以用一致的方式进行交流,达成对情境知识的共识。交往行为的根本前提,是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存在之外,还认定存在着一个作为知识和观念载体的语言世界。因为交往行为正是通过语言,方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发生关系。故此交往行为的合理性标准,除了必须满足语言表情达意的要求,而不是如解构主义更强调语言白纸黑字的符号性质之外,还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对客观世界事态作出的陈述是真实的;二、交往行为建立的人际关系是正当的;三、言辞表达与说话人的意图是一致的。这也分别就是真理、正义和真诚的要求。

比照交往行为理论的原则,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韦伯还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都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现代生活的各种形式一棍子打死,从而障掩理性内在的解放逻辑,使得“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这一类理念变成了空中楼阁。适因于此,哈贝马斯充分强调艺术的解放力量,强调前卫艺术之颠覆传统以及艺术批评所展示的批判逻辑,认为它们都不失为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尖锐挑战,具有值得充分肯定的正面价值。总而言之,三个领域的合理化和分化过程,以及伴随产生的特定的文化形式,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为知识、批评和交往铺平了道路。这就是现代性的规范内容,它意味着对话、消解中心和异质并存的多元文化将替代铁板一块的一元话语。而这一点也正是巴赫金的文化理念。反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则是狭仄理解现代性的内容,将个人拘禁在一个被认定是一成不变的封闭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