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犹太仇恨的双重根源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us）似乎是个遥远的话题。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写作《启蒙辩证法》，已经宣布反犹主义者如今已不复存在。但即便到今天，似乎仍存在许多“反犹主义”的变体，如“恐怖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不一而足。关于民族、身份的偏见问题，并没有因为法西斯的消亡而淡化。阿多诺将“反犹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变体进行抨击，其实也反映了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亘古问题，即对外来身份的恒久偏见和拒绝。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它的心理机制是，每一个群体，民族的或是宗教的，他们内心都有一种对外来民族的恐惧感，因为害怕被控制或者遭受道德污染，反而率先施行了恐怖，它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设置社会障碍，隔离或者消灭异己。“反犹主义”背后的推动力是极权主义国家的行政体制，犹太人只是被他们主观炮制出来的迫害对象，在反犹主义者与犹太人之间不存在对话的可能。因而，“反犹主义”的社会根源乃是启蒙理性失去反思后的极端化发展的结果——极权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彻底失去理性的征兆，因为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人对人的压迫，而压迫者听不到良知的声音，也失去了理性的辨别能力。

对这个话题的关注，还源于我的一次特殊的游历。2011年的冬天，我参加了莱比锡大学学生社团组织的一次周末郊游活动，一行人来到德国魏玛郊外的“二战”期间的集中营，参观了德国纳粹时期死刑犯的囚室和犹太人的集体牢房，目睹那些不堪忍受折磨、选择绝食致死的政治犯的照片，听到导游介绍那些四面封闭的房间是“夏天开暖气，冬日里关掉。走廊的卫生间，只是偶尔开放，犯人也许一个月才能用上一次厕所”，我忍不住从那窄小的走廊逃了出来，可是不小心又进入“处理死尸”的燃烧室，宽敞的地下室里一切都是那么有条理，尸体的堆放点，进燃炉的传送电梯，包括滴水不漏的掩埋方式，这一切让我全身发冷。德语里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单词“Leiche”（死尸），它与“leicht”（轻）非常相似，我不由得将它们理解为人死了就变轻了，沉重的是活着的灵魂。在回去的路上我心情沉重，观察周围与我一同参观的人，大部分人都陷入了内心的沉默，犹太人这个据说是被上帝拣选出来的民族，似乎命中注定要遭受罹患与不幸。

阿多诺指出了“反犹主义”的两重根源：一方面“反犹主义”的社会根源来自启蒙理性；另一方面他借用了弗洛伊德的“非家异感”，剖析出“反犹主义”的内在心理机制。欧洲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区，很多人都曾经历异乡之感，但应该没有一个民族像犹太民族有着那样强烈的，甚至于无法摆脱的作为异在的被排斥感。犹太民族于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人所征服并沦为囚徒；中世纪，又一次次地遭受宗教迫害；到近代，德国法西斯又进行大规模“清除”犹太人的恐怖行动；直至“二战”后，以色列建国，犹太人不再漂泊，可是它的周边巴勒斯坦地区战火依旧。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讲，犹太人在欧洲就是一个“流浪的民族”，它的无根性与受迫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阿多诺认为犹太人早已经被欧洲文明所同化，欧洲的启蒙精神也早就融入犹太人的血液当中。霍克海默在一段对犹太文化的追问中，也表现出一种犹太文化已被同化的失望情绪：

犹太文化在哪儿？它在多大程度上要胜过当今正在解体的欧洲和美国文明？现代犹太人为了接受低下的东西而放弃了高尚的东西，这是同化的本质所在。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它团结在一起但没有自己的权力，只是通过思想来忠于自我。^[16]

但是，犹太人已被欧洲文明所同化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犹太人作为外乡人的凄惨命运。阿多诺认为，犹太民族悲惨的命运，并非来自其自身特殊的宗教文化，而是缘自欧洲统治者的利用，他们将犹太人塑造成为资产阶级剥削者，将被压迫者的仇恨都集中到了犹太人那里，使犹太人遭致了悲惨的处境。其实，犹太人原本有自己固定的生活秩序，而这样一种特殊性以及外来的身份被统治阶级排斥和敌视，以至于他们始终都无法真正融入欧洲民族。可是，他们在帮助统治者推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逐步成为被压迫者宣泄仇恨的出气筒：

不管这些杰出的犹太人成就了多少伟大的事业，他们都不能促使犹太人被接纳为欧洲民族；他们从来不被允许在欧洲扎下根来，因此他们也总作为无根的种族而被遣散各处。犹太人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地位，充其量只能依靠皇帝、诸侯或者是专制国家。……统治者总是让犹太人充当一种中间人，他们保护犹太人去反对那些必须为进步付出一定代价的劳苦大众。这样，犹太人就成了进步的殖民者。……他们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带到了不同的国家，同时也把所有深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的仇恨集中到了自己身上。^[17]

根据阿多诺的分析，犹太人被同化乃是由其作为外来者的“无根”性所导致的。犹太人的资产阶级特性与统治阶级对外乡人的压迫息息相关，因而在犹太文化固有的秩序与统治阶级之间形成一种紧张的关系：犹太人渴望得统治阶级的接纳，但统治者令其始终无法达成所愿。正如阿多诺所说，他们之间是贪婪和恐惧的关系。但是，犹太人为了生存只能任由“被同化”为资产阶级剥削者，并且具有了资产阶级的启蒙精神：“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在努力去遗忘那些屡遭奴役（仿佛是第二次行割礼）的痛苦回忆的过程中，具有了一种自我约束的启蒙精神，这种精神使他们从备受煎熬的共同体径直转变为近代资产阶级。”^[18]他们被统治者利用去剥削劳苦大众，通过辛苦劳作取得经济利益，表面上守护了自己的权力，成为富有阶层，长久地被束缚在流通领域，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独占市场的他们，仍然随时会成为统治者的替罪羊。

将资产阶级的启蒙精神作为“反犹主义”（Antisemitismus）的一重根源，一方面是因为犹太人作为被怜悯的对象、下贱的族类，显然易于接受倡导个人主义、抽象人权和人性观念的启蒙精神；另一方面是由于反犹主义者迫害犹太人所采用的手段源自启蒙理性，犹太人正是在启蒙理性所进行的极权统治之下，一步步沦为“窃贼”和“殖民者”。正如阿多诺所言：“商业与其说是他们的职业，倒不如说是他们的命运。”^[19]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理性自诞生之初就包裹着野蛮的种子，因为启蒙理性，人们从神话的野蛮中挣脱出来，也是因为理性，人们在新的强制统治下又倒退回了神话。因而，“反犹主义”看上去更像是一场文明的仪式：是我们内部冲突的外部化，即用一种定型化的道德的“我们”来反对一种定型化的不道德的“他们”。反犹主义者扣在犹太人头上的帽子“爱拉帮结派”“不诚实”“利用别人”“谋权”等特性，都是具有偏见的个体在解决内部道德冲突时的想象和夸大，而反犹主义者自身正是这些帽子的践行者。启蒙对一切人进行了教育，让人们具有了先进的技术，并作为统治者支配万物，包括人类自身。法西斯颠倒黑白的谎言在宣传机制的包装下成了真理，他们借助技术力量让血腥的屠杀变得面目苍白且冷静，这一切都是极其“理性”的，以至于大众被反犹主义的借口动员起来，成为法西斯的帮凶。而实际上广大的反犹主义者在这场运动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实在的好处，最多是一些幸灾乐祸的快感，洗劫犹太人财产的所得大都落入了上层的腰包。

启蒙辩证法如同幽灵一般，它时刻显现在阿多诺的“反犹主义”剖析。《启蒙辩证法》中“反犹主义要素”（Elemente des Antisemitismus）后面续了一个副标题“启蒙的界限”（Grenzen der Aufklaerung），或者可以译成“启蒙的边界”。这则标题可以理解为：“反犹主义”是启蒙之光所能照耀到的边界，它同样是启蒙的衍生物。启蒙与神话之间如影随形的关系，也存在于反犹主义者与犹太人之间，反犹主义者本来要清除犹太人，可他们最终成了自己所塑造的犹太人形象。在阿多诺看来，反犹主义者在表面上时刻流露对犹太人的厌憎，实际上却在模仿着他们：“愤怒、嘲弄和刻毒的模仿，原本是同一回事。法西斯主义常规、仪式中的纪律、制服以及一整套不合理的机构编制，其意义都在于促成模仿行为。”^[20]犹太人将禁忌作为文明的基本准则，反犹主义者也是在官方宣布禁令的时刻聚众欢呼，以示他们为有着共同目标的集体。实际上，极权统治者所做的一切正是禁止他人做的，一旦极权统治者与受迫害者的地位发生掉转，原来的受迫害人（吉普赛人、犹太人等等）发觉自己拥有了统治权，也会调换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因此“反犹主义”是启蒙理性自身招致的极权统治的结果，“反犹主义”思想具有一种主观目的的绝对专制，这与启蒙欲要照亮神话的全部阴霾一样，都是主观理性极端化发展的结果。

阿多诺还认识到“反犹主义”有着深刻的心理机制，这一心理机制借助弗洛伊德“非家异感”概念的讨论，将会呈现得更为清晰。其实，每一个我，或我们，同时也是他，他们，每一个作为他者的存在，既在不断地寻找归属，又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排斥异在，这就是为何自我身份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阿多诺用“反犹主义”来把握这个难题，他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反犹主义”并非天生，它的根源也不在犹太人本身，而是源自一种相互投射的心理机制，作为外来人、“异客”，当置身于陌生群体时自然会产生一种无形的恐惧感。弗洛伊德指出，这种表面上陌生的不适感、恐惧感存在于我们的无意识当中，它是“母体式的”，即使在自家之内都有异质的存在令“我”不适。“反犹主义”的心理机制与此相类似，反犹主义者所敌视的犹太文化，其实是他们自身形象的投射。

《启蒙辩证法》中《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一文共有四处注释，两处取自弗洛伊德，其中一处出自《非家异感》（Das Unheimliche），并且引用了里面的话，“那些看似被排除在外的陌生东西，实际上却令人那么熟悉”^[21]。这段话后，阿多诺紧接分析道，犹太人身上那些看起来“异质的”甚至于“陌生的”东西，其实在反犹主义者那里都存在，犹太人的罪行、恶劣的形象其实是反犹主义者自身的“投射”，他最后得出结论：犹太人和反犹主义者、被迫害者和迫害者都属于不幸的人，在攻与守的盲目较量中，迫害者和他的受害者都属于同一个不幸的阵营。这样，犹太人和反犹主义者就被定义为在肉体上敌对的两个群体，同时又是在内心怀有惧怕的不幸的同类。“反犹主义”本身也可发展为一种可供调换的统治阶级的名录，因而，没有天生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天生的反犹主义者：

反犹主义的盲目性和无目的性促使它把自己说成是一种出气筒，一种真理标准。愤怒在毫无还手之力的受害者身上发泄出来。既然受到迫害的人们可以在不同情况下相互替换——或是吉普赛人，犹太人，或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等等——那么，一旦他们发觉自己拥有规范权力，他们也会相互替换着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因此，没有天生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天生的反犹主义者。那些叫嚷着犹太人血统是第二自然的成年人，并不比那些叫嚷着要消除血统的年轻人更知其缘由。^[22]

这样的论断，恰恰在“非家异感”这个普遍的心理状态下，才是意味深长的。“非家异感”概念来自弗洛伊德1919年出版的一部小说Das Unheimliche（中文有“暗恐”等多种译法），书中主人公讲述了自己成人后为之困扰的恐怖情绪，他认为这些成年后经历的恐怖都是新的、陌生的体验。弗洛伊德将这种陌生并且似乎无来由的恐惧感称为“das Gefühl des Unheimlichen”（非家异感），是一种具有固定形式的“害怕”（Angst），它实际上源自孩提时的经历，它包括两种：其一是被压抑了的想象，比方说童年时的阉割梦魇。弗洛伊德解释道，倘若诗人在现实的情景中展开如霍夫曼的《沙人》（Der Sandmann）这样的怪诞故事，儿童很容易对其真实性产生困惑，由于不知是真是假而引发内心的斗争^[23]；其二是被压抑的对现实的理解，比方说认为愿望能够在现实中引起信念的改变，这种童真的现实信念没有被彻底驱除而是处于一种克制的状态。弗洛伊德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会引发“非家异感”体验。有意思的是，源自现实体验的“非家异感”的情况要远远少于源于虚构想象的“非家异感”。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主人公所恐惧的事物在很久以前是熟悉的，也许是一个童年的愿望，或者是一个关于思想万能的天真的信念，它们随着人的成长被压抑，最终隐藏到人的无意识当中，然后在经历了“非家异感”体验和想象时，它们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再现出来，“非家异的”恐惧特性产生于情感冲动在害怕中被压抑的变异。从词源学上看，Unheimlich是由它的反义词Heimlich演变而来，它的核心部分heim具有“Haus”（房子）、“Wohnort”（住处）、“Heimat”（家乡）三种字面含义，它们可理解为属于家的和熟悉的，家中的事务对于外人来说是不能随便说的，故Heimlich又可引申为“Geheimnis”（秘密的）。因而，“非家异感”表面上是对外界产生的不适反应，实际上是童年经历的复现，那些经历原本被自我秘密地封锁或者部分地压抑了，可是一旦遇到类似的情境它们就会浮现出来，由此产生莫名的恐惧和不安感。所以“非家异感”实际上是自我内心的投射。弗洛伊德认为“非家异感”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不仅在外来人和原住民的关系里，也存在于人与自我的关系，它极端化的发展会导致对异己的厌恶和排斥，而让这种感觉释然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出潜藏在无意识中的“遭遇”，也就是压抑的穿越与复现，让“他者”与自身中被压抑的部分相遇。

如果通过精神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非家异感”的普遍性，那么“反犹”就不再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孤立的排外事件了。阿多诺认为“反犹主义”的解决之道就是认清对犹太人的厌憎是毫无道理可言的。陷入“反犹主义”阵营的人们一旦意识到集权主义者所罗列的反犹的理由是骗人的谎言和空洞的概念，他们就解脱出来了：“能否把社会从反犹主义那里解放出来，这就要取决于这种厌憎的内涵时候能上升到概念的高度，取决于它能否认识到自己的空洞乏味。”^[24]这恰好吻合了弗洛伊德对“非家异感”的分析结论：人们一旦认识到“非家异感”实际上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当中，是一种对于“熟悉”的压抑所产生的恐惧心理，那么对异己普遍存在的敌视、恐惧和排斥就会消解掉了。显然，阿多诺所给出的治疗“反犹主义”的药方里渗透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要素“非家异感”概念。

从“反犹主义”“非家异感”这两个概念扩展来看，在人类文化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身份问题其实是一个社会学与心理学交织的问题，阿多诺的“反犹主义”一方面从哲学上对启蒙理性所导致的极权化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也使用了心理分析的成果——“非家异感”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克服“非家异感”与异在和谐地相处非常不容易，但也不是无法可循，首先要了解到“我”本身就是“自我”的异客。克里斯蒂娃2012年底在复旦大学所做的《陌生的我》的演讲中对这一点进行了发挥，她认为人的创造性正是从对“自我”的异在的发现中产生，发掘出来的潜能可以用于与别人进行友好的相处。与克里斯蒂娃对文化交流的乐观论调不同，阿多诺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奥斯维辛屠杀了数百万人的残酷事实，让阿多诺严重怀疑人类的理性，这个从启蒙时代以来日日被高呼、至今被推崇的理性实际上是与野蛮如影随形的。

由此可见，“反犹主义”不仅折射出启蒙理性的阴暗面，当它和“非家异感”联系在一起，还凸显出对异族身份的排斥问题。身份，它既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面具有多重“面具”的爱人的目光，又隐含着阿兰·波德顿所描述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普遍性焦虑。在阿多诺与弗洛伊德的思想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解决身份问题的契机，那就是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对极权化思维以及统治方式的警惕，面对我们原有的文化要悉心保持，又要融入新的文化，我们需要既是“自己”又是“他人”。只有认识到自己也是自己的异乡人，才有可能心甘情愿地帮助作为异客的他人，而不是驱逐了之。只有如此，每个人、每个国家的独特性才有分享的可能。

【注释】

[1]Theodor Adorno，Notes to Literature：Volume 2.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12.

[2]Theodor W.Adorno，“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The Cultural Industry，London：Routledge，1991，p.98.

[3]Max Horkheimer，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English trans.John Cumming，London：Allen Lane，1973，p.120.

[4]Theodor W.Adorno，“On the Fetish 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of listing”，The Cultural Industry，London：Routledge，1991，p.46.

[5]J.M.Bernstein，“Introduction”，Adorno，The Cultural Industry，London：Routledge，1991，p.26-27.

[6]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页。

[7]T.W.Adorno，Philosopie der neuen Musik，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5，S.13.

[8]T.W.Adorno，Philosopie der neuen Musik，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5，S.17.

[9]T.W.Adorno，Philosopie der neuen Musik，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5，S.42.

[10]T.W.Adorno，Philosopie der neuen Musik，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5，S.44.

[11]T.W.Adorno，Ästhetische Theori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8，S.35-36.

[12]T.W.Adorno，Philosopie der neuen Musik，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5，S.65-66.

[13]T.W.Adorno，Philosopie der neuen Musik，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5，S.128.

[14]T.W.Adorno，Philosopie der neuen Musik，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5，S.185-186.

[15]洛伦茨·耶格尔：《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陈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

[16]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Band 14：Nachgelassene Schriften 1949-1972，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 und Gunzelin Schmit Noerr，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1988，S.332.

[17]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18]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

[19]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

[20]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9—170页。

[21]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7页。

[22]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23]Sigmund Freud，“Das Unheimliche”，Studienausgabe，Band IV：Psychologische Schriften，Herausgegeben von Alexander Mitscherlich，Angela Richards，James Strachey，Frankfurt am Main：Fischer，1982，S.272.

[24]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