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同样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反思。最终,人类逐渐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和支配的权力。但实际上,正是这套系统将人类推向了另一个深渊。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构建的系统以另一种不可抗的自然之力深深束缚住了人类,人类深陷工具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进而,人类陷入一场新的野蛮主义之中,“启蒙理性”失去了崇高。这就涉及“文化工业”的内容。......
2023-11-03
针对霍克海默的风头明显不敌锋芒毕露的阿多诺等人的遗憾,哈贝马斯后来在霍克海默的纪念文章中有过一个说明。他说,1930年代在纽约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中,霍克海默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他是社会研究所的所长和《社会研究杂志》的主编,是所有合作研究项目名副其实的主心骨,然而同他的合作者们相比,他自己著作的个性,更多是体现在一个学派的共性之中。所以霍克海默一直都是后来人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名词,他比这个学派的所有其他成员,都更坚决地捍卫着这个学派。哈贝马斯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即就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而言,其对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全面否定的思路,基本上就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研究的大体方向和格局,包括他们的美学研究。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相似,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撰于1941年、后来收入著名文集《批判理论》的《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一文中,他阐述多艺术同大众文化的不和谐关系。霍克海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强加给人的束缚既然必定要引起反抗,这反抗同样见于已经变得个人化的艺术领域。艺术作为超越现实世界的精神产品,具有一种乌托邦性质,它能够唤起人对自由的回忆,而使流行的标准显得偏狭和粗俗。反之大众文化不过是工业社会的快感文化,对于儿童而言,它是用“顺应”的原则替代了恶名昭著的俄狄浦斯情结,个人生活转变成为连最细微处也受到管理的常规程序。故大众文化使人丧失对艺术的理解能力,因为艺术表现的是另一个世界,就像乔伊斯和毕加索的作品所示。这也可以解释现代艺术的怪诞和不和谐形式,因为内中的意识是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意识。总之,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性与艺术生产的具体内容和真理性没有任何联系了。
1944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启蒙的概念》一文斥责启蒙退化为神话,被彻底启蒙的世界陷入了野蛮状态。1946年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中将批判的锋芒直指理性的主观化倾向,认为主观理性对客观理性的压制导致文化偏离了追求真理的轨道。这都显示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思想是一以贯之的。霍克海默对启蒙文化的批判,是基于启蒙作为进步精神和极权主义的双重性之上,而文化批判的内核乃是对于理性的批判,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作为理性的两个方面,任何一方的极端发展都会导致非理性的倾向。为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先梳理一下德语语境中的文化概念,这并不是为它宽泛的内涵设立边界,而是为理解霍克海默所谈的文化做一个铺垫。德语的语境中,文化与文明同样经常在对立的意义上使用,霍克海默继承了康德以来文化与文明两分的传统,但同时将固化的文明要素也纳入了文化批判的视野。他的文化批判(Kulturkritik),正是基于作为自由精神的文化和固化的文明这个双重结构而提出。说明这一点,可以从德语中“文化”一词的释义谈起。
德语的Kultur(文化)源于拉丁语的“cultura”,原意指耕作培育,后西塞罗引申为心灵上的培育,他还将“精神文化”(cultura animi)视为哲学语汇。但即使在文艺复兴时期,cultura都只作为修饰名词的形容词来使用,直到启蒙时代,天赋人权的倡导者普芬道夫(S.Pufendorf)才第一次将cultura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名词概念。普芬道夫用“文化”状态来对抗野蛮的“自然”的状态。这样,文化这个新概念就保留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物质文明学(ergologisch)要素。换言之,文化的概念从启蒙时代开始就包含了文明的要素。
德国浪漫主义先驱赫尔德被认为第一次发掘了现代的文化概念,用以指具有多样性的特定的生活方式。他给文化(kultur)和教养(kultiviert)赋予历史意味,认为不断变化、完善或者解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是来自国家、社会和民众,扎根在人类群体的生活当中。赫尔德并以文化同语言密切联系,《论语言的起源》中他便有“艺术、科学、文化和语言随着各个民族的持续进步而得到提高和完善”[1]这样的说法。赫尔德将文化理解为一根长链,从一个民族传播至另一个民族,从人类诞生之初到历史演进的每个阶段,都能看到历史文化的传统和创造的踪迹,其中当然也包括习俗、规范等精神文明的成果。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则强调文化与文明截然不同。文化是体现和表达心灵的一种独立自足的现象,是具有生命力、创造性的精神动向,每一种文化都会有它自己的文明,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归宿,是一种发达阶段人类所能做到的最表面和最人为的状态。他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即拿“希腊的心灵”与“罗马的才智”来类比“文化”与“文明”。斯宾格勒一再强调,文明人不再拥有未来的文化,文明就是结束,它紧随着已经完成了的成长、已经死亡的生命、凝固的发展,总之是文化的终结。[2]斯宾格勒将文化和文明两个概念对立起来,并且赋予文化一种鲜活的精神内涵,文明则被视为固化了的肤浅创造物。
其实在斯宾格勒之前,康德就已用更精练的语言在对立的意上使用文明与文化。他说:
我们通过艺术和科学高度文明化了。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规范和礼貌方面,我们文明得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但要是以道德去衡量,我们还差得很远,因为道德这一观念是属于文化的;但我们对这一观念的使用却仅限于名誉和外在礼节中那些类似德行的东西,而这些只不过是文明而已。[3]
显然,斯宾格勒与康德的文化不但在道德上高出文明许多,甚至与文明是相对立的。于人而言,文明是外表上的修饰,而文化则是内在的价值规范。这种将文化看为具有创造性的精神性存在,反之把文明看作固化的物质性的观点,还在德国18和19世纪教育家威廉·冯·洪堡那里出现过。洪堡在“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对立意义上使用文化和文明,认为它们是个体存在到达顶峰所经历的两个环节。[4]洪堡认为,文化主要是科学与艺术,它不以追求实用为目的,而是具有精神性和创造性。而文明只是各个民族外在的社会建树、风俗习惯。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德语中的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物质文明的要素,但由于固化的文明(社会规范、道德教条和物质成果)缺少了自由精神,而被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看成是文化的对立物。对文明进行批判,事实上已经成了德国哲学的一个传统。霍克海默显然继承了这个传统,在《反犹主义要素:启蒙的界限》一文中他将文明与反犹主义的屠杀行为、社会对抗自然的胜利联系在了一起,并将极权主义与文明相并列,“极权主义制度所使用的机制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5]。他批评美国文化时也使用了“文明”这个词:“美国的文明没能产生出一点新的东西。它没有深度,思想也是无力的。”[6]显然,霍克海默是在消极的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语的。但是,霍克海默所使用的文化概念并未因此就将文明的要素排除在外,他在一篇题名为《文化与尿壶》(“Kultur und Nachttopf”)的短札中说:“‘文化’是人们共同生活当中的自然物的收纳(Hereinnahme)。它好比尿壶,小姑娘必须将尿壶清空,而尿壶表面画上的印花则成了最后的正在消逝的见证。”[7]霍克海默认为,启蒙以后的文化变成了商品,它像信息那样到处传播,而不是在寻求它的人中间弥漫,同时,思想成了孤立化的探索,原始的活力丧失殆尽。由此可见,霍克海默是在两种层次上使用文化概念的,一方面将它作为批判固化文明的立足点,另一方面则将其本身作为批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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