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观迄至今日远未得到充分发掘。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留下系统完整的文化理论，但是迄至今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举凡建构任何一种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永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基石。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文化”概念的具体阐述，其有关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对意识形态、哲学、宗教等等的论述，留下丰富的文化思想和巨大的阐释空间。......
2023-07-31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 上-法兰克福学派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起始于1923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的社会研究所，该研究所从属法兰克福大学。法兰克福学派对国家极权主义有强烈批判，应与是时德国的“反犹主义”关系密切。[1]纳粹掌权后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先后逃离到美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大致是在“二战”以后社会研究所从美国返回德国之后。学界一般以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波洛克以及本雅明，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
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起始于1923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的社会研究所，该研究所从属法兰克福大学。这是德国第一个隶属主要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所的创办过程中，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菲利克斯·韦尔功不可没。早在1922年，韦尔就筹办过一届为时一周的研讨会，邀请了卢卡奇、卡尔·柯尔施、卡尔·魏特夫和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等各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到会。研讨会大获成功之余，韦尔终于说动他的粮商父亲，投资建造大楼，拨款发放工资，创办永久的社会研究所，并与教育部官员谈判，给予研究所主任以教授职位，以保证它和大学的机制联系。这或许可见，法兰克福学派本身的成立，某种程度上言，也是文化和资本联姻的一个产物。
法兰克福学派对国家极权主义有强烈批判，应与是时德国的“反犹主义”关系密切。伴随着颠沛流离的学术迁徙，以及经受美国文化的冲击，法兰克福学派从成立之初就注定无法摆脱它的犹太“血统”。1924年6月22日社会研究所正式成立，第一任所长卡尔·格吕恩堡出生于罗马尼亚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菲利克斯·韦尔同样是犹太富商的儿子。学派第一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都具有犹太人的文化背景，如德国学者洛伦茨·耶格尔所言：
不仅他们的出身是犹太人，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深受这一宗教的影响——特别是心理分析家埃里希·弗罗姆和文学研究家莱奥·勒文塔尔。其他一些人，比如长期担任所长的马克思·霍克海默，在很长一段时间认为自己是还俗的犹太教士以后，在后来的日子里，又皈依了他们父辈的宗教。犹太教和批判理论在不同的时期是可以互相转译的。[1]
纳粹掌权后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先后逃离到美国。十多年身处异地的窘迫生活，也是他们批判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霍克海默的代表作品《启蒙辩证法》，其中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反犹主义”。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古代的犹太人是“流浪民族”，他认为这一流浪民族的本性是推翻既有的社会秩序，追求政治自由。西美尔在他的《社会学》中，则将此解释为，犹太人作为流落异乡的陌生人，必然要对当地人的文化采取批判性客观态度。本雅明在纳粹上台后流亡法国，最后被迫在法国沦陷之后辗转逃亡美国的途中绝望自杀。本雅明理论中强烈的救赎思想，被认为也是来自古老的希伯来教义。
1930年马克斯·霍克海默接任社会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招聘了包括阿多诺、弗洛姆、马尔库塞在内的一大批杰出思想家，并且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由此开创了嗣后影响深远的批判理论。从人员构成看，霍克海默本人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阿多诺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音乐学家，弗洛姆是精神分析学者，波洛克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马尔库塞是哲学家，它的“外围”成员本雅明，则是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彼此之间研究著述的联系是松弛的。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社会研究所先后迁到日内瓦、巴黎，最终落户在美国，至1949—1950年间方迁回故土。法兰克福学派的形成，大致是在“二战”以后社会研究所从美国返回德国之后。学界一般以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波洛克以及本雅明，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批判工具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被认为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关注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冲击，尤其是在大众文化再生产方面。
关注大众文化对普通民众的冲击。
受到弗洛伊德的很大影响，对性与人格的形成颇有兴趣。
致力于辨明人类意识在何种情况下是“破碎”的，在何种情况下能够把握“总体”。（例如，能够以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并因此获得真正的自由。）[2]
本编讨论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传人哈贝马斯的文化思想。分别来看，霍克海默采用的是传统学院式的写作风格，其文化理论逻辑层次都较为清晰，文化的双重性和矛盾性应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归宿则是理性自身的分裂特质。具体而言，霍克海默的文化理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大众文化批判处于最外层；对启蒙概念的反思位于中间层，它显示启蒙作为一种追求自由的进步文化如何与自身相分裂，从而带有极权的特质；理论内核则是对理性概念的批判。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危机的根源在于，主观理性带来的现代人思想中的“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倾向，导致原本追求形而上超越性理念的客观理性沦为主观目的性工具。阿多诺的写作逻辑被认为是从哲学体系内部分化瓦解。这里除了讨论他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工业理论，同时分析他的反犹主义剖析和现代音乐评论。阿多诺对现代音乐两位大家勋伯格与斯特拉文斯基褒贬不一的评价，可显示他意在说明，音乐正处在用理性统治自然和表达欲望这两极之间，走投无路而欲罢不能。音乐须有撼动人心灵的真理性的特质。本雅明的文化理论更为复杂，因为他善用比喻和意象思维，被认为在撰写一种寓言式批评，即使在学术规范的压力下，也尽可能远离概念化思维。哈贝马斯的文化思想立足于他的交往理论，他眼中的文化是一种与传统相沟通的“知识储备”，是交往行为者借以沟通旧世界的工具，帮助人们达成共识的前提条件。总的来看，哈贝马斯已经不复在霍克海默所持的文化与文明相对立的视野中去讨论文化，也不再固守阿多诺的否定立场，对文化趋于同一化倾向的观点表示质疑。在哈贝马斯看来，大众文化不是承托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能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性力量，在此基础上他批判了经典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极端否定的立场，并且用含义更为接近他所理解大众文化本质的Volkskultur即民众创造的文化，替代了带有更多否定意义的Massenkultur即大众被动接受的文化。
【注释】
[1]洛伦茨·耶格尔：《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陈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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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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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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