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知识分子与文化理论发展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认为霸权的生产、再生产以及转化都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反之国家采用的则是强制和压迫的手段。另一方面，文化霸权的确立，在葛兰西看来，主要还是有赖于知识分子在其中出演的社会角色。就此而言，大众传媒文化的生产者、传输者以及阐释者，都是在市民社会的机制内部，参与霸权创建和霸权斗争的知识分子。葛兰西认为，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在社会中起到知识分子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认为霸权的生产、再生产以及转化都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产物，反之国家采用的则是强制和压迫的手段。即是说，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是通过市民社会涵盖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种种机制，来为霸权的生产、再生产和转化服务的。市民社会的特征是它标榜的自由和民主。但是教育、家庭、教会以及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等等这一切自由民主的社会机制，无不是给霸权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式，洞开了畅行其道的方便之门。正因为霸权在葛兰西看来与市民社会有着密切联系，所以他提出革命力量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必须首先夺取市民社会，然后组成被压迫集团的某种联盟，团结在一面霸权的大旗之下，将占据主导地位的现时霸权取而代之。没有这一霸权的斗争，一切夺取国家政权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葛兰西认为这是市民社会的性质使然：

“市民社会”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一个抵御着直接经济因素如危机和衰退等等灾难性“入侵”的结构。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好似现代战争中的战壕系统。战争中时常有这样的情况，猛烈的炮火轰击似乎摧毁了敌人的整个防御系统，然而实际上它仅仅摧毁了外部周边，一旦挺进和攻击启动，攻击者会发现他们面前依然是一道牢固的防线。在经济大萧条中，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政治领域。^[8]

市民社会作为上述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足以表明它的产物之一霸权不可能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观念系统，同样不可能永远高枕无忧稳坐在支配席位上面。这是说，即便霸权在以“常识”的形式帮助社会上最有权力的阶级和集团坐稳江山，但它毕竟是缘起于社会和阶级斗争，并且反过来影响到这斗争的发展方向。这可见霸权是社会支配集团为确保对其被支配集团的领导权，而不断变换手法予以推广的观念系列，其错综复杂的特点，使它有别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功能，后者带有更多的强制性特征。

另一方面，文化霸权的确立，在葛兰西看来，主要还是有赖于知识分子在其中出演的社会角色。换言之，霸权主要是知识分子所作所为的结果。就此而言，大众传媒文化的生产者、传输者以及阐释者，都是在市民社会的机制内部，参与霸权创建和霸权斗争的知识分子。而机制本身的运转，也取决于知识分子出演的角色。但葛兰西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并不限定在艺术家、作家和学者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相反它的含义要广泛得多，泛指一切生产和传播观念以及知识的人。葛兰西认为，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在社会中起到知识分子的作用。后者更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职业功能，这自然就是指同霸权难分难解的文化、观念、知识和话语等等的生产、传播和阐释。诚如葛兰西所言：

每一个社会集团，在经济生产的世界中首次担负核心功能时，在组织上创造自身的同时，也创造了给予它同质性和自我意识的一个或数个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社会功能不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同样也表现在社会和政治领域。比如说，资本主义企业家连同他自己，一并创造了工业技术员、政治经济学专家，以及新文化、新法律体系等等的组织者。^[9]

这一类建构资本主义文化新秩序的知识分子，葛兰西称之为“有机知识分子”。在葛兰西看来，马修·阿诺德就是这样一个19世纪的文化精英，他出色地实现了建构资本主义文化领导权和普世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

进而视之，知识分子在霸权建立和推广的过程中，轻重还有不同，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对霸权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些知识分子是直接在生产霸权观念，有些可能是对之进行阐发加工，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则是将上方权威下派的使命付诸实行。但是所有这些人具备了某种知识分子的功能，这是说，举凡意识形态的活动，必然牵涉到市民社会有关机制的霸权问题。现代大众媒介内部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以及阐释，用葛兰西的观点来看，就应当作如是理解。关于知识分子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葛兰西作了如是说明：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层面：一个可以叫作“市民社会”，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私人”机构的集合；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者说“国家”。这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对应于主导集团加诸社会的“霸权功能”，另一方面则对应于“直接支配”，或者说，通过国家和“法制”政府下达的命令。两者的功能完全是组织有序，相互联系的。知识分子是主导集团的“代理人”，履行社会霸权和政治政府的各种下属功能。^[10]

这些下属功能在葛兰西看来，同样分成两方面。其一是大众仿佛“自然而然”认同主导阶级推广的社会生活方向，而且由于主导集团久久身居统治地位，这一认同久而久之下来，就非常具有“历史性”了。其二是对于主流文化不予“认同”的那些集团，不管他们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迫其就范。

葛兰西还就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模式，做过一个比较。他认为法国是和谐建立文化霸权的一个典型。因为早在1789年大革命发生之前，新兴的社会阶级已经在政治上登上了历史舞台，它通过启蒙运动，将本阶级的利益鼓吹为全民的利益，故此资产阶级一旦当政，已无需向贵族等旧阶级做出关键性让步，反之可以将它们收编进自己的行列。而英国，情况则是判然不同，新兴阶级是伴随现代工业革命成长起来，它的文化具有浓厚的经济背景，但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旧有的土地贵族阶级依然是独占威望。它失去了经济优势，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它在道德和文化方面，一直占据优势。非但如此，它的文化是被新兴的主导阶级视为传统楷模给吸纳进来。即是说，英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旧有的土地贵族文化结合新兴文化的方式，一如法国和其他国家新兴文化接纳传统文化的方式。

斯图亚特·霍尔在其《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一文中，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是巨大的生产性隐喻。但是这个隐喻究竟意味着什么，说到底也是见仁见智。霸权理论当然不是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不说别的，光是诸如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生活文化以及通俗文学等等的分析和研究，就都各各牵涉到不同领域独特的、具体的技术和理论问题，用布尔迪厄的话说，绝不是迷醉于泛泛的“宏大叙述”，却不想到厨房里弄脏双手的潇洒作风是可以解决的。此外，对于葛兰西来说，霸权主要是立足阶级来解释权力关系。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出现以此种理论来涵盖种族、性别、意义和快感的研究，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但葛兰西的上述理论应当说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一个最明显不过的表现就是尽管葛兰西再三强调霸权和强制不是一回事情，可是实际上很难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因为霸权同样可以是强制性的。反过来看，强制亦可以通过霸权的形式一路下达。从历史上看，纳粹法西斯几近狂热的意识形态扩张，究竟是霸权还是强制使然？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或许不如回答说是两者共同使然。再看现实，今天发端于经济的全球化大潮，其势不可当的锐利锋芒借助的是霸权策略还是强制手段？看来也是两者兼而有之。

进而视之，葛兰西以霸权为市民社会的产物，强制为国家手段的产物，之间的分野应当说同样不是容易澄清的。实际上葛兰西自己就承认市民社会的机制亦可以通过强制的方式来贯彻自身，反之国家机制同样可以借霸权的形式来运转。霸权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产物偏袒的始终是斗争的一个方面，即牺牲被支配集团的利益来满足支配集团的需要，以至有人说，霸权的概念有时候就像一场足球赛，双方都想把球踢进对方的门，可是结果多半是一赢一输。而且它无一例外地总是以支配集团获得新的霸权形式胜利告终，虽然在这一霸权的新形式中，被支配集团的利益多少是有了些微进展。这个新的形式，不妨说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注释】

[1]葛兰西：《实践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李鹏程编：《葛兰西文选》，葆煦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8页。

[2]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7页。

[3]可参看20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化理论：导论》一书。

[4]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9页。

[5]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8页。

[6]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57.

[7]John Storey，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London：Prentice Hall/ Harvester Wheatsheaf，1997，p.124.

[8]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235.

[9]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5.

[10]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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