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早期著作《小说理论》中的完整的文化概念

“完整的文化”这个理念，是卢卡奇早期著作《小说理论》中提出来的。同后来几乎所有的文化批判理论家相似，卢卡奇认为希腊的文化是完整的文化。《小说理论》写于1914年至1915年，显示作者从新康德主义向黑格尔主义的转向，被认为是作者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开篇就说，在那些幸福的时代里，繁星点点的夜空就是一切可能路径的地图，星光照亮着条条道路。在那些时代里，一切都是新鲜而又熟悉，充满冒险又游刃有余。世界广阔无边，同时又是家园。因为灵魂中燃烧的火焰，同头上星辰原本同出一脉。世界与自我、星与火，固然大不相同，但是它们从来就不是陌生人。盖火是一切光的灵魂，光是一切火的外衣。是以卢卡奇引了诺瓦利斯的一句名言：哲学犯思乡病，无论身居何方，但念回故乡。这个故乡就是希腊文化：

如果我们愿意，这条思路可以引领我们去探寻希腊世界的秘密：它的完美对于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因此也就是一道使我们与之隔绝的、无法跨越的鸿沟。希腊人只知答案而不知问题，只知（甚至是玄妙的）谜底而不知道谜面，只知形式而不知混沌。在历史悖论的这一头，他为形式（From）画出了一个创造性的源泉，这一切都使他成就了完美，而在历史悖论的我们这一头，它却只能将我们引向琐碎。^[1]

在卢卡奇看来，希腊文化天生就是历史哲学和美学、心理学与形而上学的综合体，博大精深，一切尽在不言之间。这一切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复可见的“总体性”（Totalitt）。对于这个日后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等著作中得到更深入阐释的关键词，《小说理论》中卢卡奇给予的说明是，总体性是构成每一个个别现象的根本实在，它意味着封存在它自身内部的某些东西是完整的，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它自身内部，没有任何东西指向更高于它的外部。故只有知识就是美德，美德就是幸福的地方，存在的总体性方有可能。这个地方只能是希腊世界，用卢卡奇的话说，希腊人是穿行在历史自身之中，他们的文化发展就是一部历史哲学。

对于卢卡奇的总体性观念，完成马克思主义转向之后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一文中，开篇有一个定义性说明：

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2]

这是卢卡奇一如既往重申马克思主义黑格尔渊源的思路。据他所言，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在于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的革命内容，而且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性质。这就是强调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以其为革命原则的支柱。故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不存在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科学，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关于社会总体发展的科学。进而言之，总体的观点不仅规定对象，而且也规定认识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中，这直接导致阶级意识的崛起。就《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描述来看，卢卡奇被认为赋予了总体性三种内涵：第一是指当下发生的社会历史的本体建构过程，这也是《资本论》所描绘的资本的抽象统治；其次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在缅怀以往传统价值的同时，猛烈抨击资本主义时代的物化实质；最后是他著名的总体辩证法：“确切地说，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原则之所以能够在这种颠倒中并通过这种颠倒而显露出来，是因为马克思维护了这种方法的本质，总体的观点，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法过程——的因素。”^[3]

卢卡奇的文化思想总体上看，明显受到黑格尔和西美尔影响。黑格尔的影响在于凡谈哲学，必反映出它的历史状态；西美尔的影响在于，现代工业社会瓦解传统，摧毁了古代社会的和谐状态。这是青年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两个轨迹。希腊的总体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史诗，史诗之后有悲剧和哲学。卢卡奇承认它们都是古代文化伟大的典范，但是尖锐冲突的悲剧替代浑然一统的史诗，就像雅典娜手持利斧劈开父亲宙斯的头颅，来到世界上面，本身显示人类已经无可逆转地告别了他原始的完整统一状态。就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正题异化成为反题。而柏拉图哲学确立的新智者形象，不仅照亮了悲剧英雄，而且照亮了英雄所征服的黑暗，故而他是以超越英雄的方式将英雄神化。故假如说悲剧是提供了答案，却没有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哲学则使生活与本质彻底地分离开来。由此哲学世界成为希腊精神所要创造的最后的典范性生活结构。它创造了永恒的问题，还有答案，但是史诗那种混沌统一性荡然无存了。

卢卡奇视“荷马史诗”为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固然是欧洲文艺复兴以降一以贯之的传统。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印象，无疑也在深化他“资本主义社会毁灭文化”这一基本判断。1962年卢卡奇为《小说理论》作序时指出，该书的直接写作动机源于1914年“一战”的爆发，也源于社会民主党支持战争对左翼知识界产生的影响。他本人对此有强烈的拒斥感，同时感到前路迷惘，一旦诉于言表，便有了《小说理论》第一稿的面世。甚至，最初卢卡奇设想采用系列对话形式，写一群年轻人逃离故乡，躲避战争，一方面就像《十日谈》到世外桃源讲故事那样，一方面又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角，讨论“欧洲的没落”。由是观之，希腊史诗不仅是乌托邦，同时也是对现代社会小说时代的一个直接参照系：

史诗和小说是伟大史诗的两种客体化形式，它们的差异并不是由其作者创作信念的差异，而是由作者创作时所面临的历史哲学的现实所决定的。小说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史诗，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的外延总体性不再直接地既存，生活的内在性已经变成了一个问题，但这个时代依旧拥有总体性信念。^[4]

所以史诗与小说的不同，关键不在于韵文和散文的区别，而在于史诗赋形式于从自身出发的封闭的生活总体性，小说则以赋形的方式揭示并建构了隐藏着的生活总体性。换言之，史诗是纯粹的儿童世界，小说表现日常生活心理。

卢卡奇指出，小说是一个被上帝遗弃的世界的史诗。史诗里没有上帝也没有魔鬼，它是自在自为的。但是小说人物的心理状态具有魔鬼性质。小说的客观性是成熟男人的洞见，它的内容是从心灵出发寻找自我的历险故事。特别是小说的反讽文体，是无神论时代的消极神秘主义。按照卢卡奇的解释，反讽是用直觉的双重眼光在看世界，可以看到上帝降临处也正是被上帝抛弃的地方，它看到了一个理想失落的乌托邦家园。反讽不得不在内在的痛苦旅程中徒劳地寻找适合它的唯一世界。总之，小说的反讽，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奈写照：

反讽给造物主恶意的满足赋形，也就是人类对上帝强大然而毫无价值的劣质作品发起的所有反抗均告失败，给上帝带来幸灾乐祸的满足，并且在同时，也给上帝的无以表述的痛苦赋形，因为上帝作为救世主却无力再进入那个世界。反讽，作为走到尽头的主观性的自我超越，是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自由。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创造真实总体性的客观惟一可能的先验条件，而且，它把这总体性、小说，升格为我们时代的典型艺术形式，因为小说的结构类型与今天世界的状况本质上是一致的。^[5]

这个分崩离析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史诗所表现的古希腊那种完整的文化，无疑是判然不同的。至此不妨说，卢卡奇是以他自己的黑格尔主义的历史逻辑，解读了马克思曾经着迷的希腊艺术的永恒魅力。

即便如此，小说作为现代社会的典型艺术形式，依然有可能达成自己的总体性。早期卢卡奇曾经寄希望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内涵，认为只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才展现出这样一个新世界。但是《小说理论》最后是在讨论托尔斯泰小说的史诗性质，实际上未有余暇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即便是极有史诗气派的托尔斯泰小说，在卢卡奇看来也未能解决现代社会中文化与自然的悲哀对立：

只有在文化的基础上，而不论人们对此采取何种态度，人和事件的总体性才是可能的。托尔斯泰的史诗作品的决定性要素，无论是框架结构还是具体的内容，都属于他认为是有问题的而加以拒绝的文化世界。^[6]

这是说，托尔斯泰虽然向往自然，却还是身不由己陷入现代社会自然与文化的判然两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的文学趣味终究是定位在现实主义之上。这不等于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的客观纪实，卢卡奇认为那是浮光掠影，只及表象，未能深入历史逻辑。《历史小说》和《欧洲现实主义研究》等著作中，卢卡奇重申他的现实主义是黑格尔主义历史逻辑和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结合，唯其如此，主观与客观、个别和抽象可望得到完美的结合，在新的总体性上，重构古代那种完整的文化。

在卢卡奇看来，希腊文化天生就是历史哲学和美学、心理学与形而上学的综合体，博大精深，一切尽在不言之间。这一切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复可见的“总体性”（Totalitt）。对于这个日后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等著作中得到更深入阐释的关键词，《小说理论》中卢卡奇给予的说明是，总体性是构成每一个个别现象的根本实在，它意味着封存在它自身内部的某些东西是完整的，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它自身内部，没有任何东西指向更高于它的外部。故只有知识就是美德，美德就是幸福的地方，存在的总体性方有可能。这个地方只能是希腊世界，用卢卡奇的话说，希腊人是穿行在历史自身之中，他们的文化发展就是一部历史哲学。

对于卢卡奇的总体性观念，完成马克思主义转向之后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一文中，开篇有一个定义性说明：

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2]

这是卢卡奇一如既往重申马克思主义黑格尔渊源的思路。据他所言，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在于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的革命内容，而且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性质。这就是强调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以其为革命原则的支柱。故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不存在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科学，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关于社会总体发展的科学。进而言之，总体的观点不仅规定对象，而且也规定认识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中，这直接导致阶级意识的崛起。就《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描述来看，卢卡奇被认为赋予了总体性三种内涵：第一是指当下发生的社会历史的本体建构过程，这也是《资本论》所描绘的资本的抽象统治；其次是一种乌托邦理想，在缅怀以往传统价值的同时，猛烈抨击资本主义时代的物化实质；最后是他著名的总体辩证法：“确切地说，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原则之所以能够在这种颠倒中并通过这种颠倒而显露出来，是因为马克思维护了这种方法的本质，总体的观点，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法过程——的因素。”^[3]

卢卡奇的文化思想总体上看，明显受到黑格尔和西美尔影响。黑格尔的影响在于凡谈哲学，必反映出它的历史状态；西美尔的影响在于，现代工业社会瓦解传统，摧毁了古代社会的和谐状态。这是青年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两个轨迹。希腊的总体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史诗，史诗之后有悲剧和哲学。卢卡奇承认它们都是古代文化伟大的典范，但是尖锐冲突的悲剧替代浑然一统的史诗，就像雅典娜手持利斧劈开父亲宙斯的头颅，来到世界上面，本身显示人类已经无可逆转地告别了他原始的完整统一状态。就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正题异化成为反题。而柏拉图哲学确立的新智者形象，不仅照亮了悲剧英雄，而且照亮了英雄所征服的黑暗，故而他是以超越英雄的方式将英雄神化。故假如说悲剧是提供了答案，却没有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哲学则使生活与本质彻底地分离开来。由此哲学世界成为希腊精神所要创造的最后的典范性生活结构。它创造了永恒的问题，还有答案，但是史诗那种混沌统一性荡然无存了。

卢卡奇视“荷马史诗”为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固然是欧洲文艺复兴以降一以贯之的传统。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印象，无疑也在深化他“资本主义社会毁灭文化”这一基本判断。1962年卢卡奇为《小说理论》作序时指出，该书的直接写作动机源于1914年“一战”的爆发，也源于社会民主党支持战争对左翼知识界产生的影响。他本人对此有强烈的拒斥感，同时感到前路迷惘，一旦诉于言表，便有了《小说理论》第一稿的面世。甚至，最初卢卡奇设想采用系列对话形式，写一群年轻人逃离故乡，躲避战争，一方面就像《十日谈》到世外桃源讲故事那样，一方面又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角，讨论“欧洲的没落”。由是观之，希腊史诗不仅是乌托邦，同时也是对现代社会小说时代的一个直接参照系：

史诗和小说是伟大史诗的两种客体化形式，它们的差异并不是由其作者创作信念的差异，而是由作者创作时所面临的历史哲学的现实所决定的。小说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史诗，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的外延总体性不再直接地既存，生活的内在性已经变成了一个问题，但这个时代依旧拥有总体性信念。^[4]

所以史诗与小说的不同，关键不在于韵文和散文的区别，而在于史诗赋形式于从自身出发的封闭的生活总体性，小说则以赋形的方式揭示并建构了隐藏着的生活总体性。换言之，史诗是纯粹的儿童世界，小说表现日常生活心理。

卢卡奇指出，小说是一个被上帝遗弃的世界的史诗。史诗里没有上帝也没有魔鬼，它是自在自为的。但是小说人物的心理状态具有魔鬼性质。小说的客观性是成熟男人的洞见，它的内容是从心灵出发寻找自我的历险故事。特别是小说的反讽文体，是无神论时代的消极神秘主义。按照卢卡奇的解释，反讽是用直觉的双重眼光在看世界，可以看到上帝降临处也正是被上帝抛弃的地方，它看到了一个理想失落的乌托邦家园。反讽不得不在内在的痛苦旅程中徒劳地寻找适合它的唯一世界。总之，小说的反讽，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奈写照：

反讽给造物主恶意的满足赋形，也就是人类对上帝强大然而毫无价值的劣质作品发起的所有反抗均告失败，给上帝带来幸灾乐祸的满足，并且在同时，也给上帝的无以表述的痛苦赋形，因为上帝作为救世主却无力再进入那个世界。反讽，作为走到尽头的主观性的自我超越，是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自由。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创造真实总体性的客观惟一可能的先验条件，而且，它把这总体性、小说，升格为我们时代的典型艺术形式，因为小说的结构类型与今天世界的状况本质上是一致的。^[5]

这个分崩离析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史诗所表现的古希腊那种完整的文化，无疑是判然不同的。至此不妨说，卢卡奇是以他自己的黑格尔主义的历史逻辑，解读了马克思曾经着迷的希腊艺术的永恒魅力。

即便如此，小说作为现代社会的典型艺术形式，依然有可能达成自己的总体性。早期卢卡奇曾经寄希望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内涵，认为只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才展现出这样一个新世界。但是《小说理论》最后是在讨论托尔斯泰小说的史诗性质，实际上未有余暇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即便是极有史诗气派的托尔斯泰小说，在卢卡奇看来也未能解决现代社会中文化与自然的悲哀对立：

只有在文化的基础上，而不论人们对此采取何种态度，人和事件的总体性才是可能的。托尔斯泰的史诗作品的决定性要素，无论是框架结构还是具体的内容，都属于他认为是有问题的而加以拒绝的文化世界。^[6]

这是说，托尔斯泰虽然向往自然，却还是身不由己陷入现代社会自然与文化的判然两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的文学趣味终究是定位在现实主义之上。这不等于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的客观纪实，卢卡奇认为那是浮光掠影，只及表象，未能深入历史逻辑。《历史小说》和《欧洲现实主义研究》等著作中，卢卡奇重申他的现实主义是黑格尔主义历史逻辑和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结合，唯其如此，主观与客观、个别和抽象可望得到完美的结合，在新的总体性上，重构古代那种完整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