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阶级性与出版自由：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由此党的出版物问题，被提到了日程上来。对于强调出版物党性有可能压制言论自由的反对意见，列宁的反驳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言论和出版理应享有自由，但是结社同样享有自由。其二是资产阶级的绝对言论自由主张是虚伪的。党性的另一个名称是阶级性。米雅斯尼科夫曾致书俄共（布）中央，并在彼得堡等地党组织内多次发言，呼吁给予包括君主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一切政治派别以言论和出版自由。

列宁1905年11月刊于布尔什维克第一份公开报纸上的著名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从上述视野看，谈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必须采取的立场问题。这篇文章的背景是，在是年10月全俄政治大罢工之后，俄国国内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沙皇颁布了允诺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杜马的宣言，对报刊出版的严密控制，也有了松动。列宁11月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待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直接主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工作。是以该文开篇就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条件大有改善，所谓非法报刊与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俄国的可悲遗迹，正在成为历史。由此党的出版物问题，被提到了日程上来。这个问题原本不是问题，因为在沙俄报刊审查制度之下，一切非法报刊都是党的报刊，一切合法报刊都是非党报刊。虽然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复杂甚至虚假，比如就非党的合法报刊而言，又都“倾向”于这个那个政党。有些人远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立场，认识肤浅；有些人表达党的观点是出于无奈，吞吞吐吐。结果就是伊索式的曲里拐弯的笔调，忍声吞气的写作语言。总之，这是个该诅咒的时代！现在无产阶级结束了这一丑恶现象，曙光已经初露天边了。

党性是社会民主党的党性。1905年距离布尔什维克改天换地的十月革命尚有时日，换言之，党性还远不是共产国际的党性，而是第二国际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即两年之前刚刚分立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即便如此，这在言论出版自由鲜有空间的旧沙俄时代，几无可能。我们还记得普列汉诺夫又用匿名，又改书名，1895年终于在国内成功出版《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之后，恩格斯闻讯都致信祝贺，视为奇迹。转眼不过十年过去，形式已经大变，用列宁自己的话说，革命派和沙皇已经势均力敌，处在谁也不能战胜谁的僵持状态了。在这一特殊状态之下，流亡西欧的列宁回国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正可视为后来葛兰西所说的新兴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必先不遗余力营造文化领导权的一个经典范例。

那么，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又是什么？出版物如何体现无产阶级的党性？对此列宁提出了著名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6]

简言之，在社会民主党这部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开动的巨大的机器上面，作家和一切写作者只能心甘情愿做上面的齿轮和螺丝钉，而绝不容许对个人得失斤斤计较。写作和出版，总而言之无产阶级的文学和文化事业必须“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可以说是柏拉图的传统。是以多年以后，列斐伏尔在他的《美学概论》中，还对柏拉图诗学中鲜明的政治意识赞不绝口。

但事实上列宁也意识到了“齿轮和螺丝钉”的说法会遭致非议。故不但承认螺丝钉的比喻是有缺陷的，而且紧接着重申写作事业最不宜机械划一，硬性规定少数服从多数。强调恰恰相反，文学和写作事业必须突出个性，给予创造性和个人爱好以广阔的天地。但是列宁强调文学和一切文化活动的个性并非无涉党的组织。对此列宁的解释是，它并非意味着出版社、书店、图书馆等一应文化场所都要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汇报工作情况，而主要是引入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精神，冲破“作者管写，读者管读”这个旧俄国坐享其成式的半商业化文化模式。不仅如此，就是时俄国的出版业来看，列宁发觉一边是所谓亚洲式的农奴制书报审查制度，一边是被欧洲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玷污了的文学现状。很显然，文学自身不足以发展出符合党性的出版和文化事业，必须有外来的理论唤醒它的沉睡状态。这一回理论的来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它更是一种列宁主义。

对于强调出版物党性有可能压制言论自由的反对意见，列宁的反驳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言论和出版理应享有自由，但是结社同样享有自由。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它必须清洗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其二是资产阶级的绝对言论自由主张是虚伪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家受制于商业要求，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所谓自由不过是金钱豢养的假面具。故而真正的自由反而是在没有负担的无产阶级这里：

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收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7]

这里体现的是一种无产阶级的非功利，却包含着国家和社会至上的功利的全新的布尔什维克美学。它可以比较当年柏拉图同样呼吁文学为国家服务的意识形态诗学，柏拉图以颂神的诗和歌颂当代政治领袖的诗为仅有的两种好诗，可是论证多少显得苍白。列宁的写作美学朝气蓬勃、激情洋溢，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国家的未来服务，以一切商业的考量为耻辱，它将成为此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文化事业的一个鲜明特色。

党性的另一个名称是阶级性。如果说当革命的风暴尚起于青 pagenumber_ebook=120,pagenumber_book=110 之末，星星之火尚未及燎原之际，列宁苦心钻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借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进理论来引导工人阶级走出自发状态的惰性，那么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阶级性反过来很快变身成了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侵蚀的盾牌。这一变身不但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已有清晰体现，而且1921年8月5日列宁在致米雅斯尼科夫的信中将它阐述得更为坚定而明确。米雅斯尼科夫曾致书俄共（布）中央，并在彼得堡等地党组织内多次发言，呼吁给予包括君主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一切政治派别以言论和出版自由。对此列宁表示反对，信中说“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这的确十分中听。但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经历过四年俄国革命的工人们，肯定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必然要求首先弄清楚，这是何种出版自由，是干什么用的，是给予哪一个阶级的出版自由？换言之，阶级性将是一切出版自由和文化自由的标尺所在。

列宁指出，“出版自由”这个口号曾经具有革命性。它曾经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阶级和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的斗争。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刚刚成立的苏俄这个新兴的无产阶级国家那样，正在致力于帮助群众摆脱宗教和地主阶级的影响，故毫无疑问，新俄国是世界上最享有“出版自由”的国家。反之放眼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收买报刊、收买作家、收买舆论，总而言之那是为虎作伥、服务资产阶级的自由。列宁这一立场显然具有非常现实的考量。那就是新生的布尔什维克俄国面临西方敌对势力包围，在无产阶级政权尚未得到充分稳固的苏俄来谈出版自由，只能是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等一应机会主义提供东山再起、重建政治组织的口实。用列宁的话说，便是“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8]。

“出版自由”由此毋庸置疑地体现了它鲜明的“阶级性”。列宁指出米雅斯尼科夫是陷入了温情主义的泥潭。米雅斯尼科夫1922年2月20日被俄共（布）开除出党。列宁在《关于“出版自由”》这封信中，已经开宗明义，声明组织处理是一回事，他现在做的是另一回事情，那就是将米雅斯尼科夫的信“当作资料性和政治性的文献来加以评价”^[9]。对于米雅斯尼科夫信中提到的出版自由有助于揭发党内泛滥的胡作非为之举和营私舞弊现象的说法，列宁指出那是米雅斯尼科夫一厢情愿、误入歧途，失去了对局面的冷静判断。因为目前的情势是：“出版自由会助长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是事实。‘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毫无疑问，毛病有的是），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不愿意的。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资产阶级并没有死，它还活着，正在一旁窥伺着我们。”^[10]资产阶级不光是一旁窥伺，而且已经雇佣了许多代理人。所以说到底，所谓出版自由绝不是超阶级的自由，它只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是收买报刊与政治组织的“自由”。至此我们可以发现，揭开一切文化命题温情脉脉的抽象面具，鲜明地首先在党性、阶级性中来考量它们的利弊得失，这将是影响深远的列宁主义文化思想的一个最鲜明的特色。

党性、阶级性与出版自由：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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