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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精神生产的三种形式

【摘要】: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物质生产破除旧的生产力桎梏,艺术和科学的物质资料将会进一步丰富,社会财富积累远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为先决条件,考茨基逐一分析了他所划分的精神生产的三种形式:其一是为了直接满足社会需要而由社会团体进行;其二是由个体企业承担;其三是由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将合二为一。

考茨基1887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早在1919年就在李大钊主持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开始连载,易名《马氏资本论释义》。1926年又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日文转译的单行本,题名《资本论解说》,是德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阐释中最早登陆中国的著作之一,译者是戴季陶和胡汉民。戴季陶在译序中呼吁中山先生的门徒树立信心,像考茨基忠实阐释马克思的学说一样,来发扬光大孙中山的学说。胡汉民译序开篇给予考茨基如下评价:

“德国的考茨基无论他政治立场怎么样,他对于马克斯经济学的解释,总算是第一个功臣。大抵他政治的思想,脱不了19世纪末期以来德国社会环境,时时有妥协的倾向,因而得机会主义者的徽号。尤其是做第二国际的指导者,到1914—1915年,实在是正统派名誉破产的时代。却是他对于马克斯经济学说研究最深,他个人的学术素养,也足以为他制胜的工具。”

这个评价今天来看也是恰如其分的。就此而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考茨基的地位多少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作为政治家固不足道,作为理论家则是标志了一个时代。故如胡汉民言,即便第二国际时过境迁,很快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替代,但它曾经的领袖人物毕竟是以理论的建树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显目的篇章。

《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考茨基早期著作,理论形态谈不上成熟。但即便是这部最早的《资本论》普及著作中,考茨基也满怀热情地展示了新社会的曙光。该书第二编第十章结尾处,作者满怀热情地展望机械化大工业新时代的到来,认为马克思指出了这一新社会的曙光,工业革命将为新人类的产生提供基础。这个新人类是完全脱离了手工业偏狭眼界的新人类。它不是原始共产时代的人类,那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类,那是压迫奴隶,须得购买美和力的时代,而是身心全面发展的活泼泼的快乐人类。这个新时代的展望,可以说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复兴了古希腊极力推崇美和精神的黄金时代乌托邦

考茨基1902年出版的《社会革命》一书,应是他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代表性著作。该书辟专章讨论过精神生产的问题。何谓社会革命?考茨基首先引证马克思的观点,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是将社会整个庞大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或快或慢的变革作为社会革命,并认为它的起因是经济基础的变革。要之,考茨基的解答是,社会革命的概念很显然不同于经济基础的变革,后者是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发现美洲等事件引起的,它是革命的动因,而不是革命本身。就此而言,相对于经济基础变革的上层建筑社会革命,从文化的广泛意义上言,总体上亦可视之为文化的建设问题。

《社会革命》的第八节题名为“精神生产”,比较集中地见出考茨基的文化思想。所谓精神生产,是相对物质生产而言。它的内容包括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人们建立起来的各种艺术作品、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的生产。考茨基指出,对于现代文明社会来说,继续推进此一方面的生产,是与面包和肉类、煤和铁的继续生产同样必要的。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既然改变了物质生产,它必然也不愿看到精神生产一如既往,同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毫无二致。那么无产阶级的精神生产又当何论呢?

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物质生产破除旧的生产力桎梏,艺术和科学的物质资料将会进一步丰富,社会财富积累远超过资本主义社会为先决条件,考茨基逐一分析了他所划分的精神生产的三种形式:其一是为了直接满足社会需要而由社会团体进行;其二是由个体企业承担;其三是由资本主义企业经营。只有在这三方面协调妥帖,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方有可能满足高度发展的精神生产的需要。

首先,社会团体从事的精神生产。考茨基这里所说的社会,主要是指国家和政府,而非今日社会人员、社会车辆这一类的闲散指意。这个层面的精神生产主要是教育,直接关涉到科学。考茨基指出,从最基础的国民教育,一直到高等学府,除却为数很少的私人学校,都属于此一形式的精神生产。其目的不是追求利润,而是完全为了国计民生的长远考虑。如考茨基所言:

对于精神活动,尤其是科学活动来说,社会性的教育事业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具有影响,而且在于它愈来愈支配着科学研究。学校教师,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愈来愈成为一些重要科研机构的垄断人,而今日没有这些科研机构便几乎不可能进行科学研究。[1]

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对于国家教育重要意义的估价,主要着眼于自然科学。他认为现代社会自然科学高度发达,非倾国家之力,个人难以开创此局面。社会科学方面,考茨基则枚举了人类学考古学一类,同样都是耗费人精力巨大的职业,假如没有国家资助,个人生计势将捉襟见肘。有鉴于阶级社会中科学同样必然被打上阶级的印记,因为科研人员都是活生生的社会人,不可能超脱阶级矛盾,考茨基的设想是,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后,将最终采用消灭阶级的策略,来给社会科学家提供更为自由的活动空间。

其次,个体从事的精神生产。这一方面是典型的艺术生产,更具体说,是造型艺术的生产。对此考茨基的设想是,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废止,当今在艺术品市场上的主流买家将销声匿迹。这对于艺术生产当然有影响,但是也不至于让它无以为继,只是改变其性质罢了。例如绘画和雕塑,它们将不复成为商品,专为个人收藏,而是将被赋予无可置疑的公共性,陈列在无产阶级政权大量的公共建筑之内,就像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那样,成为公共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艺术品的商品维度和市场维度,将不复存在。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将合二为一。

考茨基的这一乌托邦主义文化设想,建立在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基础上面。换言之,劳动本身将是一种充满愉悦的自由的人类生活之必需,而不是为养家糊口生计所迫的异化劳动。这当然是以物质极大丰富为前提的。用考茨基的话说,那就是现代社会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取得的巨大进展,有可能使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们同时从事精神生产,特别是那一类并不直接带来物质收益,而本身却是一种报偿的最高级的精神活动。由此艺术家的才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发挥,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完全分离,只有少数得天独厚的人才能够将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兼而事之这一现实完全不同。故此:

想使较高级的文化教育成为公共的福利而又不危及社会的存在,那么不仅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而且从经济上的必要性来说,都要求我们在学校里不仅使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熟悉精神劳动,而且熟悉体力劳动,在他们身上牢固地扎下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结合的习惯的根子。[2]

这还是强调通过教育来缩短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差距。概言之,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结合甚至同一,不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设想,而且具有经济上的必然性。

其三,资本主义企业从事的精神生产。考茨基这里主要指以作家和演员为群体的出版业、报社和剧院。他指出,在无产阶级政权下,这类精神生产的资本主义剥削是无以为继的。但问题是,假如国家照单全收出版社、报社等一应资本主义企业,由此来中止文化资本家的剥削行为,是不是有助于精神生产的发展?对此考茨基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如果将精神生活中如此巨大而重要的部分交由国家集中管理,势必导致其千篇一律,停顿不前。而且,即便国家不复是哪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由多数人的代表来领导,可是艺术贵在标新立异,精神生活假如取决于多数派的决定,将是非常悲哀的事情。所以,尽管无产阶级政权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个人自由,但是假如它将精神活动束缚在只有靠社会和国家财力方能支撑的事业之中,恰恰是抵消了它所提供的全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