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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分析卢梭等人的文化思想

【摘要】:本着这一基本视野,普列汉诺夫分析了卢梭等人的文化思想。卢梭指出,在人们产生政府和权力的概念之前,是需要许多时间的。虽然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也承认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成长和巩固起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普列汉诺夫认为卢梭与爱尔维修相似。普列汉诺夫注意到卢梭举例说明埃及科学和艺术的起源与传播应归功于尼罗河的泛滥。

生产力状况上的最终说明并不等于经济唯物主义。事实上对于是时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奉行的经济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多有反驳,认为那是民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历史观。在1897年发表的一篇书评《论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普列汉诺夫对经济唯物主义有过如下质疑:

该怎样称呼这些虽然断言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同时却深信这个因素——即社会经济——本身乃是人的知识和概念的产物的人的历史观点呢?除称为唯心主义观点外,不能把这样的观点称为别的东西。可见,经济唯物主义还不排斥历史唯心主义。[7]

这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很明确:经济决定论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显而易见它不宜用来替代社会生活的综合观点,来分析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起源。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的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实际上并不喜欢到处乱套用经济因素。关于哪个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支配作用,这个问题提得不恰当,黑格尔就是例子。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面世以来,只有理论上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忽略社会历史因素的复杂性。

本着这一基本视野,普列汉诺夫分析了卢梭等人的文化思想。《让·卢梭和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学说》一文1912年9月刊于《同时代人》杂志,后收入《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8卷。这篇曾经作为附录被收入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的著名文献,在国内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多次重印。普列汉诺夫在分析卢梭何以有着不同于同一时期绝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观时,再三强调生产力是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最终因素,以及特定地理物质环境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这一切都显示出普列汉诺夫的相关文化思想。如他指出,研究原始文化不在于树林里漫步,灵魂出窍与神明交游,反之:

要了解原始时代人类文化的景象,只有敏感的灵魂的热情是不够的;至少需要有一些关于野蛮部落生活条件的知识。因此再没有比嘲笑卢梭和宣布他得出的结论都是最纯粹的虚构更为容易的了。其实,早从伏尔泰时代以来,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伏尔泰就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卢梭使他产生了用四只脚跑进森林去的欲望。不过,实际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有可笑的东西,也有更为天才无比的思想。[8]

卢梭“更为天才无比的思想”,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就是不人云亦云,不屈从用观念来解释18世纪世界的流行作风。反之卢梭懂得,要了解原始文化的历史,弄清楚原始人的观念为什么并不是终极原因。有些人坚持认为在自然状态中的人,就已经有了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却没有指出他们何以会有这种观念。故卢梭是坚决反对用社会政治概念的发展史,来说明社会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卢梭指出,在人们产生政府和权力的概念之前,是需要许多时间的。虽然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也承认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成长和巩固起来。但问题在于能力和智慧的发展进步在卢梭心目中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普列汉诺夫指出,卢梭很清楚他自己的研究目的——确定究竟是哪些条件引起了人类智慧的进步和能力的发展。这些条件,说到底也是地理环境和物质生产的条件。

正是在这一点上,普列汉诺夫认为卢梭与爱尔维修相似。他引爱尔维修的话说,科学艺术的进步,与其说是天才所成,不如说是出于时代的必然。这个时代的必然就是环境和初民的需要。普列汉诺夫注意到卢梭举例说明埃及科学和艺术的起源与传播应归功于尼罗河的泛滥。在希腊,阿提卡的山石地貌比斯巴达的肥沃土壤则更适宜于科学与艺术的发展。由此卢梭得出的结论是,北方民族一般来说比南方民族更为机智,是因为他们非如此不能生活下去。卢梭感慨大自然在吝啬赐富饶于土地的地方,将富饶赐予了精神。继之,在沿海和河流地带,人们发明了捕鱼器具,由此成为渔民;在森林中,人们发明了弓箭,由此成为猎人;寒冷地带,人为御寒以兽皮为衣;火山地带,人们开始有了冶炼金属的灵感;如此等等。所以说到底,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

卢梭在其关于文化发展大概过程的猜测中既然以这一毋庸置疑的原理为指南,他就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有天才的人。不过他对文化发展最初阶段的人类“生活条件”却很少了解。因此他对这种生活条件的观念完全不正确,这样在把自己正确的方法应用于思考文化领域内人类最初的进步的时候,他就给自己造成了许多困难。[9]

普列汉诺夫认为,卢梭肯定科学和艺术的缘起和发展首先取决于特定地理环境中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不是知识观念,足以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但是他没有去深入了解彼时人类生活的具体条件,终究还是功亏一篑。这个原初初民文化发展的“生活条件”,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不是别的,只能是立足于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社会关系。就此而言,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指出私有制的产生先于国家的产生,换言之,人们的政治关系将因他们之间的公民的、财富的关系来加以说明。这终究还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而卢梭对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的这一唯物主义态度多为现代社会的思想家们视而不见,反之只欣赏卢梭行文的华美风格,真是遗憾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