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马克思无论是将文化与社会、财富并提也好,还是引述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文化时期”也好,都是在彰显“文化”这个概念在通行理解的精神生活内涵之外同样具有的物质层面意蕴。......
2023-07-31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也是第二国际最有代表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1923年至1927年,苏联出版过24卷的《普列汉诺夫全集》。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56年又出版5卷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编辑委员伏·福米娜在给该书所撰长篇绪论中,开篇给予他如下崇高评价: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是一个最卓越的思想家和评论家。在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他以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卓越著作出现在俄国和国际舞台上。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中捍卫、论证并通俗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深刻地阐发并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如: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思想体系的作用,等等。[1]
按照福米娜的归纳,普列汉诺夫有关哲学史、美学史、社会政治思想史方面,特别是有关唯物主义和俄国哲学史方面的著述,“是他对科学思想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所做的伟大贡献”[2]。应当说,这个评价是名副其实的。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被公认是普列汉诺夫最重要的哲学及史学著作。所谓一元论,是针对心物二元论而言,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正确的历史观只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可能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并举。普列汉诺夫之后交代,为了让这本书通过审查,他不得不隐去“历史唯物主义”,取用了“一元论”这样一个晦涩的词语,并托名别尔托夫,才得以在国内正式出版。列宁称此书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1895年1月30日年致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称赞此书出得非常及时。2月8日又直接写信给普列汉诺夫,祝贺此书终于能在铁幕森严的俄国国内出版:
维拉把您的书交给我了,谢谢。我已开始读,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您争取到使这本书在本国出版,这本身无论如何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这是又一个阶段,即使我们不能保住这块刚刚争得的新阵地,但这仍不失为一个打破冻冰的先例。[3]
从中可见,恩格斯未及读完此书,已经判定它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未必是客套话。第二年,《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的德文版就在斯图加特面世。之后此书被相继译成法、英、意、西、波等多种文字,堪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部经典性理论著作。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系论争之作,故言辞犀利。该书第二、三版序言中作者声明在先,说他不想修改自己的各个论据,因为对论战性著作做任何修改,都意味着用新的武器反对自己的论敌,迫使对方用旧的武器作战,这是不公平的。特别是自己当时已经故世的主要论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尤其如此。米海洛夫斯基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著名的民粹派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开篇就陈述了他同米海洛夫斯基的分歧,他引了后者1894年1月在《俄国财富》上的一段话:“如果您现在遇到一个年轻人……他甚至有些过分性急地向您声明,他是‘唯物主义者’,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他曾经是我国很早以前有过的毕希纳和摩莱肖特的崇拜者那种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常常是您的交谈者无论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方面还是科学方面都没有丝毫的兴趣,关于这些方面他所具有的甚至是极为模糊的概念。他想说的是,他是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信徒,而且还是在特殊的、有条件的意义上……”[4]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同民粹派理论家展开论争的首要问题,就是为唯物主义辩护,说明它并不是如论敌所讥讽的那样,是一种唯经济论。
那么,什么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的回答是,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的对立面。唯心主义试图用精神属性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与物质属性。反之唯物主义则试图用物质属性,用人类的或动物的躯体组织来解释心理现象。故一切将物质看作第一因的哲学家属于唯物主义者阵营,一切将精神视为第一因的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这一解答基本上属于老生常谈,特别是以生理组织来释精神现象,最多是17世纪经验主义和18世纪感觉实证主义针对形而上学的矫枉过正之谈,要将它定位为与精神之学对举的唯物主义哲学本质,多少显得言不由衷。但是,普列汉诺夫紧接着对唯物主义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断,则无疑开始见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更具体表述。普列汉诺夫指出,时间在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上,建构起了最为丰富多彩的上层建筑,“这些上层建筑使得一个时代的唯物主义具有跟另一个时代的唯物主义完全不同的面貌”[5]。时间即历史,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每一个时代独树一帜的文化结构,使它的物质基础同其他时代区别开来。这已经不是决定和反决定的辩证问题了。
一般认为第二国际以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为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确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架构的同时,也确认了一种经济决定论。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方面,普列汉诺夫重申,生产力的特定状况不仅制约着特定社会的内部关系,同样还制约着特定社会与其他社会的外部关系。在此基础上,为满足社会出现的新的需要,产生了新的机构。但是这些错综复杂的上层建筑,包括武装系统、战略、外交、国际法等的发展特点,最终还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程度。由是观之,阶级关系可以还原为生产关系:
什么是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呢?这首先就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间发生的那种关系: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在社会的政治组织中以及在各阶级的政治斗争中得到自己的表现,而这种斗争乃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在经济的基础上必然耸立着符合该基础的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6]
值得注意的是,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了“思想体系的上层建筑”的产生过程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它不是应付一时之需的权宜之计,而是被视为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东西。换言之,它经历了一个从意识到无意识层面的积淀和转换过程。这一思想,将在以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进一步看,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有更为细化的陈述。上文中言及的政治理论,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还属于思想体系的初级阶段,哲学与艺术属于在它之上的高级思想体系。为此他比较了马克思和法国19世纪文学批评家伊波利特·泰纳的哲学与艺术观念。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的所有信徒都无条件同意泰纳,愿意认可一切艺术作品和哲学体系,都可以用特定时代的精神和风俗状况来加以解释。只是问题在于,这个特定时代的精神和风俗状况,又当何论?泰纳的回答是,人们处境的变化引起他们心理的变化。这同样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普列汉诺夫指出,究竟是什么引起社会人处境,即社会制度的变化呢?
普列汉诺夫指出,关于泰纳,说明文化的缘起面临一个悖论。那就是他以社会心理为终极因,认为精神和风俗的一般状况不仅创造各种艺术、文学和哲学,而且创造特定民族的工业和全部社会设施。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人的心理取决于他的处境,他的处境又决定于社会心理,这分明是一个悖论。故只有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真正解决了这个18世纪启蒙运动以降叫人一直头痛的二律背反。这个解决之道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即是以生产力替代社会心理,作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因。即是说,社会环境的属性取决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状况。一旦生产力状况确定了,社会环境的特征也相应得到确定,同时适应这种环境的社会心理,也就得到了确定。如是以环境为一方,同以精神及风俗为另一方的相互作用,最终是在生产力状况上得到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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