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得出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意识、颠倒的意识这一结论,势所必然。恩格斯1893年在给弗·梅林的信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多被人援引,被视为以意识形态为虚假意识的代表性表述: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
2023-07-31
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并提,这也许是伯恩斯坦的创举。事实上源于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虽然风靡一时,大有与马克思主义争锋并进的态势,包括考茨基同样也热衷于社会进化论,终究还是时过境迁,仅仅流于理论的传布和记忆。对于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即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复进行的、不断采取新形式的历史,伯恩斯坦认为这很可能是给人作了片面的解释:
人们可能夸大了技术经济因素的决定力量;人们可能忘记了人类具有思维的头脑,忘记了思想和意识形态、道德和法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它们对于文化发展,甚至生产发展都是具有部分决定性的要素。人们可能十分片面地理解生产方式的概念,极其夸大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样,人们可能从另一方面将马克思的历史观冲淡得黯然无色,把决定力量过多地归之于思想意识,过少地归之于经济因素。[4]
伯恩斯坦这里对于马克思主义所谓两种片面倾向的批评,其实并无新意。伯恩斯坦认为经济决定论是忽略了上层建筑的“部分决定性的要素”,但是他同时认为有些人反过来过度鼓吹思想意识的重要作用亦不可取,因为那是忽略了经济的决定地位。对于这样一种平衡论,事实上即使是不遗余力批判伯恩斯坦的“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也无从辩驳。值得注意的是,伯恩斯坦在这里将文化发展与生产发展对举,以“文化发展”来表现整个精神世界的生产。相较马克思上层建筑和基础的比喻,文化的概念开始显得相对明晰起来。此外,伯恩斯坦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同样有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那种国家机器、统治阶级思想乃至上层建筑另一个名称的一般含义,而显然更多倾向于“观念的科学”这一意识形态的本义,是以同思想、道德和法权概念可以并列,一起组成了上层建筑的基本结构。不过,伯恩斯坦最终还是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定位到了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基础上面,指出尽管思想有如此强大的生命过程,一般的法权观念等等的根源,最终还是在于经济关系、社会状态和构成社会的阶级性质。伯恩斯坦承认,这一点在彼时学界几成老生常谈,是鲜有人提出疑义的。
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将社会主义从空中幻想拉回到了现实世界的坚实土地上来,两人故而将社会主义理论从思辨的演绎转移到了现实的归纳。为此他高度评价《资本论》,认为这是马克思思想成熟时期的结晶,与早年《共产党宣言》中的布朗基主义破坏热情完全不同。他引用了《资本论》中的以下两段话: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5]
这两段话中,伯恩斯坦特别用黑体字强调了“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和“变化过程中的”两处文字,换言之,一是规律,二是变革。伯恩斯坦认为,这两段话分别表征了马克思主义的两条基本原理,前者意味着工人阶级以及任何一个其他阶级都不能随心所欲或按照哪一个现成公式来改造社会。重大的社会改革欲成为可能,必须改变社会的全部生活条件,必须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后者意味着,社会主义变革的概念,于此同样有着确定的界限。伯恩斯坦据此陈述了他同考茨基的分歧:
任何修正主义者现在都承认马克思的这两条原理。的确,我乐于承认,修正主义者也许比马克思本人更加重视它们的意义和效力,并且无论如何比一些属于马克思学派但是在修正主义者看来形成了狭隘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人更为重视,这些人认为马克思根据一定的历史前提提出的原理有着持久的教条的力量,而不是承认它只有相对的意义。在我们看来,以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不懂得,如果实际发展同毕竟只是由理论预示的发展不相符合(这种情况是屡次发生的),那么以最初的假定为根据而得出的公式也必须改变。[6]
正统马克思主义派以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主要代表。虽然,考茨基因为同伯恩斯坦相近的改良主义中派立场,以及“一战”时期的国家主义倾向和反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坚决态度,跟晚年的普列汉诺夫一样,曾被列宁指责为机会主义。伯恩斯坦同样耿耿于怀于普列汉诺夫激烈批判过他,反对自己强调资本主义发展是工人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他反唇相讥普列汉诺夫本人没有逃脱被本国革命者称为“俄国的伯恩斯坦”的命运。上面这段话,伯恩斯坦则是在反讥考茨基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是投身真正的科学理论。简言之,考茨基是回到了《共产党宣言》中已被马克思本人纠正的原理和思想,对马克思在发展顶峰时期所写的著作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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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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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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