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地位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反过来，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生产，一方面系由物质生产特殊的即历史的形式所决定；另一方面，它又能反过来“相互作用”于物质生产。即便如此，马克思对精神生产如何能够反作用于物质生产，依然是不遗余力给予充分认可的。由此来看马克思对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辩证分析，无论如何是意味深长的。即是说，虽然我们时时刻刻、方方面面能够感受到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复杂关系，但是诉诸理论说明殊非易事。

马克思认为特定形态的经济关系决定着与其作用相适应的国家和社会意识形式。故而历史不是由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写成，反之历史人物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资本论》第1版序言中马克思开宗明义指出：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0]

这和上文恩格斯所述相似，明确将经济范畴定位在阶级关系和利益上面。尤其是马克思以自然史发展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强制性规律来界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依然可显示出黑格尔主义的影响。经济形态将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从原始公社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然后封建的生产方式，直至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条不紊逐级向上演进，最终带领我们走进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但是既然这个庄严恢宏的社会演进过程被理解为自然史的进步，那么其历史性和时代性的必然限制，也就充分体现出来。

由此涉及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中有一段著名的话：

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这样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这都是因为“文明”的空话引起的。^[11]

这里马克思强调的还是历史性对于物质生产的限制。即经济基础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原动因，而必以特定的历史形式表现出来。反过来，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生产，一方面系由物质生产特殊的即历史的形式所决定；另一方面，它又能反过来“相互作用”于物质生产。这是说，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绝不可能仅仅是基础的一种消极反映，假如对它的能动性视而不见，那么只能是庸俗的见解。马克思特别指出，这一切都是因为“文明”的空头讲章引起的。这里针对的，无疑还是彼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耿耿于怀的“文化史”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文明”的历史，贬低甚至无视人类物质生产历史的风习。是以马克思拨乱反正，倡导以历史视野来考察物质生产。

即便如此，马克思对精神生产如何能够反作用于物质生产，依然是不遗余力给予充分认可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我们喊基础决定论喊得最响的那一段时光，我们的文化政策其实恰恰是反其道行之，将精神生产的地位捧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高度。微言大义、含沙射影、毒草香花，涉及的都是文化产品的精神内涵，同作为决定因素的物质生产条件其实没有干系。由此来看马克思对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辩证分析，无论如何是意味深长的。早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之前，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即指出，自然界没有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纺机等等，它们都是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结果，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故而：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2]

这段话清楚表明，经济结构作为基础，它并不是自然而然生存在那里的一个客体，有待主体条分缕析地加以解剖。反之它本身是文化作用于自然的结果，是作为观念形态的知识和文化的对象化。这个命题实际上是颠倒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传统理解模态。因为我们同样可以说，随着社会知识的不断进步，它所形成的直接的生产力也相应得到发展。

当然，文化决定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初衷，反之作为是时流行的唯心主义风习，自始至终是马克思哲学作为批判的靶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构架，正是在这个总体背景下提出并日渐完备的。但是批判的武器并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这是说，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拨乱反正的公理，本身亦有与时俱进的不断深入阐释之需。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就是这样做的。马克思本人对希腊艺术的论述，雄辩地阐释了文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力量的运作中，可以具有一种潜在的自足性。我们不妨再一次来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话：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13]

一般表述即理论概括。即是说，虽然我们时时刻刻、方方面面能够感受到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复杂关系，但是诉诸理论说明殊非易事。反之它更适合以鲜明特殊性的个案来以身说法。马克思这里阐明的不是别的，正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同文化生产的不平衡关系。经济基础在社会生活中固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是文化生产的古典想象，可以远高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任何非此即彼、偏执一端的做法，不但在理论上片面不可取，在实践上也会带来始料不及的恶果。

故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本身就对基础结构具有能动的形构作用。事实上，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不十分适合于文化的发展。或者说，它不见得就是产生优秀文化的良好土壤。如紧接上文马克思又不无讽刺地反问道，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朱庇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武尔坎是罗马神话中的火神，朱庇特是最高神，海尔梅斯是神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与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似乎是格格不入。所以火药与枪弹一经发明，阿基里斯的勇武变得毫无意义。《伊利亚特》是荷马一班行吟诗人口口传唱形成的。活字印刷的发明，随着传播媒介的革命性改变，当初的原生态也就难以为继。马克思甚至担心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都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势将消失不再。可是希腊艺术为什么还是高不可及的艺术范型？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用作为基础的物质生产来最终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4]

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大体同步发展固不待言，困难的是，我们如何来解释希腊艺术何以至今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攀的范本。作为它的武库和土壤的希腊神话已经一去不返，但是希腊艺术何以永远让后代人顶礼膜拜？马克思承认艺术的繁盛时期同社会的一般发展实际上不成比例，而且态度坚决，认为这是公理。艺术“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这几乎就是釜底抽薪，不但基本上否定了经济，而且基本上否定了基础决定论。

马克思的解答是，希腊艺术的魅力是永久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希腊艺术，有一种成年人反顾儿童天真的愉快。再现儿童的天真是魅力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全部原因，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精神生产的自足性于此得到了精彩的表达，它具有超越历史和超越国界的层面，它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反映了一个时代，一种社会生活。自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1764）以温暖气候、城邦民主制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来解析希腊艺术，将之归结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无条件膜拜希腊艺术几乎成为欧洲文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它影响到黑格尔，同样也影响到马克思。人类都有童年时代，各大文明都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于19世纪的欧洲而言，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特别是基督教继承下来的希伯来文明，都不是陌生的世界。但是马克思独独以希腊人为正常的儿童，由此来解释希腊艺术的永久魅力。这未必是一个世界主义的视野，它恰恰反过来说明，是时不遗余力树立古希腊黄金时代形象的各类“文化史”，影响何其深广。

由是观之，“生产”作为马克思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就不应该仅仅定位在“基础”之中，不应该仅仅把它看作一个物质范畴。精神生产因此不仅是一种比喻，而且具有文化创造的一切含义，涉及知识、思想、想象、技能、判断等等多不胜数的人文因素。《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关于蜜蜂和建筑师的比喻众所周知。马克思这个譬喻的含义，毋宁说便是劳动的形式就是文化的形式。蜘蛛织网有似织工，蜜蜂修筑蜂房叫许多建筑家自叹不如。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盖出的房子，也胜过巧夺天工的蜂房，因为建筑师在盖起房子之前，心里就有了一个蓝图，所以它是自由的创造。要之，精神生产固然反映了特定的社会生活，但是就像建筑师心里的蓝图，它积极参与了社会生产的更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没有文化就没有生产。文化并不是存在于社会物种生活过程之外的什么东西，而是层层渗透进了它的基础结构。物质生产作为一种生产活动，总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框架内部。它永远不是孤立的。而文化框架本身亦是一种过程，它所促生的价值和目的，对于物质基础的生产来说，其重要性应当说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

因此，如果我们说生产永远是在文化框架的内部进行，这并非言过其实。生产如此，政治和权力亦然。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即已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一种革命性动力，因为它打破旧传统，把刻板僵硬的社会关系转化成更具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形式。这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新的制度、新的阶级和新的政治，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对于应财产和权力分配等等之需形成的国家机器的构成，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一个存在不稳定因素、存在潜在危机的社会，必然需要一种统治意识形态模式来对社会起到整合作用。此一意识形态模式提供的价值系统，其主要的功能就是维护社会的统一和稳定。这意味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之中，文化是一个势在必然、举足轻重的机制，是社会整合的基础所在。没有文化就没有生产。

【注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1页。

[4]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5]恩格斯：《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

[6]恩格斯：《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7]恩格斯：《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3页。

[8]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9页。

[9]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11]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