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本身并不是严格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术语，在马克思之前，似乎也少见哪一位思想家用它来意指被认为竖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精神世界。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同经济基础判然两分，马克思特别指出，当社会变更发生的时候，必须把物质生活的变更和精神生活的变更区分开来。......
2023-07-31
马克思文化理论发展史：恩格斯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重要观点
【摘要】：但是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最有代表性的应是恩格斯的补充说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恩格斯推荐给布洛赫的解读马克思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首要著作，如上所见，是有针对性的。但是对于恩格斯来说，则更愿意重申阶级斗争的历史动力作用。但是，阶级的形成固然是与经济状况及生产方式密切相关，阶级斗争本身如恩格斯所言，大都是在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
由上可见，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远不是一种机械刻板的关系。马克思虽然没有创建系统的文化理论，但是他的著述中涉及文化问题不在少数。一方面马克思将文化形式视为社会和阶级利益的直接表现，如他暗示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完全依据于佛罗伦萨当时所达到的物质生产状态；拉斐尔的作品则有赖于前人艺术中技术发展达到的水平，有赖于一切有关国家的社会组织和劳动分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再次强调了艺术的历史生成，必然是缘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以及由此生成的人类文化达到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通览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他多次谈到过上层建筑怎样微妙地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资本论》中他谈到，通过将几乎所有的传统节日改成工作日，新教在资本主义的产生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观念形态这里如何积极作用于作为物质力量的社会再生产，表现得再清楚不过。通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后，我们发现，其实也是这一思路。
但是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最有代表性的应是恩格斯的补充说明。1890年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恩格斯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段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5]
这清楚表明，所谓“经济决定论”，不光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学说的误解和曲解，而且是把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命题，变成了荒诞不经的废话和空话。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说，“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6]。
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认为历史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阐释。首先，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人们头脑中的观念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为此他举譬普鲁士国家的形成，指出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勃兰登堡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脱颖而出完全是经济必然性使然，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所以，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很难不闹出笑话来。其次，历史的创造过程中，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多元意志构成一个总的合力，其中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虽然它们彼此交错，互有冲突。很显然，这是一种多元决定论的历史发展观点。为此恩格斯对约瑟夫·布洛赫这位时年19岁的《社会主义月刊》青年编辑坦诚相告：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7]
概言之，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推动历史发展，历史的创造取决于多元力量的总体合力，恩格斯强调这是他和马克思一以贯之的理论立场。并劝导布洛赫根据他们的原著来研究此一理论，而不是人云亦云，光着目于经济方面。由此恩格斯开出的书单，包括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以及他本人的《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本人1885年在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所撰序言中，着力渲染的是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原动力，他说：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8]
问题的症结在于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通篇写的是物质条件与相应社会关系驱动的阶级斗争。法国的农民、工人、共和派、社会民主派，换言之资产阶级的地产集团和资本集团，你来我往，乱象迭起。马克思本人1869年为该书第二版撰写的序言中说，在这之前，相关题材引起他注意的两部作品中，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极尽尖刻讽刺，缺乏历史意识；蒲鲁东的《政变》则将波拿巴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导致自己身不由己站到了政变主人公的立场上去。“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9]问题是，阶级斗争属于基础还是属于上层建筑？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为恩格斯推荐给布洛赫的解读马克思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首要著作，如上所见，是有针对性的。这个针对性就是马克思所述之“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具体说，就是这些对拿破仑辉煌的传统情感的历史惯性，引导以农民为人口主体的法国选民晕晕乎乎走向票箱，让其侄子路易·波拿巴坐收渔利，登上大位。马克思提醒我们历史变故中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会有区别。前者是上层建筑，后者是基础所在。但是对于恩格斯来说，则更愿意重申阶级斗争的历史动力作用。但是，阶级的形成固然是与经济状况及生产方式密切相关，阶级斗争本身如恩格斯所言，大都是在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其中被理念、观念和幻想遮蔽的各阶层实际利益也必须得到还原，但是实际利益本身，其实是酝酿不出革命的。由是观之，经济基础就很难被理解为某种一成不变的制度结构，它可以说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凡言关系，必首先涉及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它也就是阶级关系。对于阶级关系的破坏和重组，文化的作用将被证明是举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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