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批判二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涉及“文化史”批判的篇幅不多，但唯其如此，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相关文字格外引人注目，而且多被理论界转述。一种是“文化史家”的读法，从中读出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同样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有一处提到了“文化史”，可以和上文的“文化史家”互释。由此可见，马克思上文中“所谓的文化史”，指的主要是同时代德国的文化史学和人类学。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涉及“文化史”批判的篇幅不多，但唯其如此，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相关文字格外引人注目，而且多被理论界转述。我们先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开篇一段话：

（a）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6]

马克思很显然对“文化史家”叙写的历史是不满意的，认为他们忽略了鲁滨孙一类故事当中的资本原始积累因素，只把它们看作对现代文明的反动，怀旧与自然同在的“黄金时代”。在马克思看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笔下作为资本主义起步个案的个别猎人和渔夫，无异于18世纪小说家笛福《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是属于毫无想象力的虚构。问题是怎样解读鲁滨孙的故事，诚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门见山就予以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马克思事实上给出了两种解读模式。一种是“文化史家”的读法，从中读出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这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读法。马克思本人对于是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向来无多好感。所以就像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同类误读一样，马克思给予的评价是“自然主义”，是“美学”上的错觉。另一种是首先立足于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读法，即是说，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猎人和渔夫也好，鲁滨孙故事也好，社会契约论也好，它们都是预言了16世纪就开始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换言之，它们是预演了资本主义从原始积累走向成熟的历史必然过程。这也是马克思本人认可的读法。

那么，这些“文化史家”指的究竟是何许人也？马克思本人语焉不详，后代理论界则多以唯心史观一言以蔽之。唯心史观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主流历史观，从康德、赫尔德、谢林、费希特到黑格尔，都持唯心史观，概莫能外。而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以往全部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诚如他的著名宣言所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改变世界首先是物质世界的改变，所以不奇怪，政治经济学的第一对象在马克思看来，只能是物质生产而不可能是精神生产。它意味着人类的全部历史中，现实的物质世界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永远是基础所在，唯有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精神生活的叙述才见出意义。就马克思对本国哲学传统称得上是巨细无遗的扬弃来看，这里的“文化史家”所指涉的不可能是德国古典哲学，而应是如前所述的19世纪开始繁荣的德国人类学。

同样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有一处提到了“文化史”，可以和上文的“文化史家”互释。这是《导言》的第四部分，马克思在论述“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出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时，提醒读者切莫忘记的第二点：

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8]

还是老问题，谁的文化史？199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加了一个注释，告诉我们从马克思的《伦敦笔记》来看，他在1852年至1853年间读过，并且在其第XIX、XX和XXI笔记本中做了摘录的，至少有三部文化史。它们分别是威廉·瓦克斯穆特的《文化通史》，1850年莱比锡版第一部，1857年莱比锡版第二部；威廉·德鲁曼的《文化史大纲》，1847年柯尼斯堡版；古斯塔夫·克莱姆的《人类文化通史》，1847年莱比锡版第六卷，1849年莱比锡版第七卷。马克思对这些作家并没有成见。三人都是马克思的德国同胞，威廉·瓦克斯穆特是历史学家，在1870年5月1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还不无风趣地援引过瓦克斯穆特《欧洲风俗史》第二部（1833年）中克尔特人的婚俗材料。古斯塔夫·克莱姆是人类学家，文化的概念被引入人类学，用来描述文明进步的总体形态，克莱姆是标志性的人物。其将人类“文化进化”分为野蛮、归化、自由三阶段的基本构架，也多为嗣后包括泰勒和摩尔根在内的各国人类学家沿承。但克莱姆的文化人类学致力于从心灵上来说明人类的文化发展，认为人类根据精神气质的不同，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两大种类。这一点恰恰是马克思未必愿意认可的。比较来看，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以“古代社会”来命名克莱姆的“文化进化”，以“文明”替换“自由”作为人类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无疑更能得到马克思的认同。诚如恩格斯所言，古斯塔夫·克莱姆最终是“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由此可见，马克思上文中“所谓的文化史”，指的主要是同时代德国的文化史学和人类学。这都是19世纪出现的新兴学科，远不似哲学那般源远流长。正是在这两门学科中，文化开始与文明通释，迈出了它走向宏大叙事，同时也是实证叙事的举足轻重的一步。但我们可以确信，马克思对他读过的几部文化史著作并不满意，缘由如上所见，是因为它们“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换言之，它们是单纯的“观念的历史叙述”，没有同“现实的历史叙述”很好结合起来。对于文化这个语词，一如文明一语，同样包含了社会形态和精神教化完善两个层面，马克思很显然是倾向于从社会存在的基础层面上，来加以使用的。

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接下来马克思对希腊艺术的著名论述，无疑也显示了他反对仅仅从宗教和政治这些观念形态来写文化史，而是充分强调结合现实历史来写精神生活史的基本立场。希腊艺术在现代社会依然高不可攀这个命题，虽然经常被释为经济决定论的典型反例，即科学技术的发展未必一定导致对应的艺术生产的同构进步，但马克思这里同样予以重申的，恰恰是希腊艺术不可能产生于埃及或任何一种其他的人类的早期文明之中，而只能产生于古代希腊的社会发展形态，即它的“现实历史”，只是：

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个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9]

所以问题不在于精神生产和物质基础的因果关系，即便这关系肯定不是机械的关系，而在于希腊文化的魅力何以“某个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的回答是希腊艺术表达了人类不复再现的童年的天真，希腊是历史上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故而显现出永不复返的永久的魅力。马克思进而指出，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但是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真心认为希腊文化在德国同样有丰厚传统。18世纪温克尔曼就称希腊人的天性最是完善，盖因雅典娜专门赐予希腊人这块得天独厚的温润之地，使之人才辈出。所以：“研究埃及人、伊特拉里亚人和其他民族的艺术，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有正确的判断，而研究希腊人的艺术则应该把我们的认识引向统一，引向真理。”^[10]但是，谁又是粗野的儿童，以及早熟的儿童？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波斯文明，以及更为遥远的东方比如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又展示了怎样一种童年性格？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批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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