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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文明与文化的发展

【摘要】: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全盘沿用了摩尔根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三分“文化时期”构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切社会形式、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人类的文化也好,文明也好,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在这一最大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发生的。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一书中对文化和文明在19世纪的趋同倾向有过一个辨析。文化与文明通释,由此可见,文化同样具有浓厚的物质底蕴。

文化与文明互释,指的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形态,而并不专门指后来更多使用的精神观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不约而同的习惯用法。一如马克思早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化与文明并提,晚年《人类学笔记》无条件认可摩尔根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文化时期”的观点,恩格斯接续马克思研读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名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史前各文化阶段”。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全盘沿用了摩尔根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三分“文化时期”构架。恩格斯认为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该书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摩尔根在美国是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且以此为指导,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恩格斯从摩尔根以文字的发明为文明时代的标志的观点出发,认为荷马吟唱的英雄时代,还是属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即便它已经取得了光彩夺目的文明成就。诚如恩格斯所言:

如果我们把凯撒,甚至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记述跟这些成就作一比较,便可看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已经取得多么丰富的成就,那时日耳曼人尚处在这个文化阶段的初期,而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准备由这个文化阶段过渡到更高的阶段了。[2]

这可见,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文化阶段”,具体指的是“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在这之上的更高阶段,就是“文明时代”。这里的关键在于,无论用“文化”来命名包括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基本时期在内的人类总体史前史和成文历史也好,还是专指三个基本时期中的哪个阶段,甚或作为“文明时代”的同义语也好,文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它的记录和书写理当彰显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是马克思得出的结果,也是摩尔根得出的结果,同样也是恩格斯本人得出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的19世纪,是人类学勃兴的世纪,文化(Kultur)一词在德国人类学中开始被广泛使用,用来指称表示人类生活的特定进步形态。这正是“文明”一词在今天所谓人类创造财富的总和的当代释义,意指特定时间和空间上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总体过程和结果,如“四大文明”。而文明作为开化、道德和知识进步的写照,一方面与野蛮对峙,成为人类发展高级阶段的“文化时期”,由此成为文化的一个亚属;另一方面又与落后对照,指文治教化更高阶段的个人和社会素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文明”的以上两种意指,事实上是经常交替使用的。如《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说:

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3]

上文中的“文明”是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视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非常正面的评价。马克思坚信随着资本的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人剥削人的现象将被消灭;同时剩余劳动率的优化,可进一步促使社会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唯其如此,马克思又说:“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4]很显然,这里“文明人”的概念,也就是现代人的意思,马克思认为人类摆脱自然必然性,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中,野蛮人和现代人的努力本质上是一样的,即他们必须不断地适应外部自然,变更生产方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切社会形式、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人类的文化也好,文明也好,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在这一最大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发生的。

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一书中对文化和文明在19世纪的趋同倾向有过一个辨析。他认为文化属于启蒙运动的普遍精神,推崇世俗的渐进的自我发展。文明则主要是法国式的概念,法国教化和优雅可不是向来为人称道。但是,“尽管法国式的‘文明’通常包括政治、经济和技术生活,德国式的‘文化’却要更狭义地指涉宗教艺术和知识。它还可以指某个群体或个体,而不是整个社会的知识修养。‘文明’缓解民族差异,‘文化’则彰显差异。‘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张力,与德法之间的竞争状态大有关系”[5]。应该说伊格尔顿的概括还不是全面的,但是它显示了19世纪语境中文化与文明相比更偏重于精神生活的特点。对于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史批判”,它可以作为一个注脚。

文化与文明通释,由此可见,文化同样具有浓厚的物质底蕴。1843年至1852年,德国人类学家古斯塔夫·克莱姆出版十卷本《人类文化通史》,从人类鸿蒙初辟写到当今“自由”阶段,将文化定义为习俗工艺、家庭生活、公共生活以及宗教、科学和艺术的总和,并分出人类“文化进化”的野蛮、归化和自由三大时期。克莱姆被认为直接影响了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后者的《原始文化》也将人类的发展分为蒙昧状态、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三个阶段,而且作者开篇就声明,他写这本书的宗旨之一,就是把落后部落的文化跟先进民族的文化加以对照。这里的“落后”和“先进”,很显然,绝不仅仅限于精神生活。文化在19世纪人类学中的这一总体语境,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都是再熟悉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