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中的文化与社会关系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这里马克思无论是将文化与社会、财富并提也好，还是引述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文化时期”也好，都是在彰显“文化”这个概念在通行理解的精神生活内涵之外同样具有的物质层面意蕴。

文化既然可以和文明互用，《资本论》第1卷第14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中马克思谈到的“文化初期”，便也顺理成章同样是意指文明初期。马克思说：

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他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这部分人也就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大起来。^[12]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文化初期”，可以对应后来摩尔根《古代社会》中文化或者说文明三分期中的“野蛮时代”，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都相当有限。换言之，它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前的文明初级阶段。

进而视之，“文明”所指涉的社会发展程度，同样也可以用“文化”一语替换表达。“文化”在这里就不仅意指精神生活，同样也将一个时代物质层面的发展包括其中。除了以上泰勒将文化与文明并提的著名人类学文化定义外，同时期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积四十年研究，于1877年出版的人类学名著《古代社会》，言及文化，亦是在今日大致是文明一语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如摩尔根视文化为人类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以及人类智力的发展水平，由此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文化时期，一如该书的副标题“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研究”所示。晚年马克思在1880年至1882年作成的《人类学笔记》，就无条件认可了摩尔根这一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人类学的思路。如马克思注意到摩尔根重申人类上述三个文化时期的发展其实并不均衡：

有一些在地理上与外界隔绝，以致独自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另外一些则由于外来的影响而混杂不纯。例如非洲过去和现在都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种文化交织混杂状态；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则曾经处于完完全全的蒙昧状态。美洲印第安人族系，和其他一切现存的族系不同，他们提供了三个顺序相承的文化时期的人类状态。^[13]

上面这段文字中，涉及文化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种文化交织混杂状态”和“三个顺序相承的文化时期的人类状态”两段话，都以黑体字进行强调，足见马克思对于摩尔根的“文化时期”亦即文明阶段的描述是充分认同的。

马克思认可摩尔根以古希腊社会为“文明时代”的开端，在摘录《古代文化》“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时，特别添加括号，强调“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马克思坚信当人类进入共产主义这一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中，以财富为最终目的的所谓文明时代将要终结，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理念，将在更高级的形式上复活。紧接着马克思摘录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52页上的这一段话，也显示了文化与文明两语的互通释义：

人类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资本，同一的躯体形式，所以，人类经验的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中都是基本相同的。^[14]

泰勒《原始文化》中也将人类的发展分为蒙昧状态、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三个阶段，而且开篇就声明，他写这本书的宗旨之一，即是把落后部落的文化跟先进民族的文化加以对照。由此可见，这里的文化概念，应是一个大于文明的概念，如上所见，它可以等同于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状态，也可以将文明作为其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囊括麾下。马克思著作中的“文化”一语，一般指意很显然也沿承了这个19世纪通行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观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初步的结论。

首先，“文化”一语到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抽象概念，它的指意在感性的物质生活本义和抽象的精神生活引申义之间徘徊。这很大程度上应能说明马克思何以没有将它视为一个核心范畴，加以条分缕析地系统阐述，留下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理论体系。假如伊格尔顿所言不虚，“文化”直到马修·阿诺德，才摆脱“道德”和“知识”这类形容词性质，成为今日广被接受的启蒙意义上的“文化”本身，那么我们也理应明确这一事实，这就是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在它结集出版的1869年，马克思刚刚出版了他的《资本论》第1卷。这一时期马克思经济拮据，在恩格斯的倾囊相助下才得以生存和写作，其艰难的物质生活条件与养尊处优的阿诺德完全不同。马克思未必会注意到阿诺德这本当时反应平平的小书。即便有所涉猎，肯定也不会认同阿诺德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公共知识分子为建构本阶级文化霸权的不懈努力。

其次，所以不奇怪，马克思主要是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偶尔使用是时开始流行的“文化”一语，认同19世纪人类学的框架之中，文化与文明的互释。这里马克思无论是将文化与社会、财富并提也好，还是引述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文化时期”也好，都是在彰显“文化”这个概念在通行理解的精神生活内涵之外同样具有的物质层面意蕴。这也再一次说明何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并提出了“文化史批判”，可以见出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实际上并不十分认同从康德、赫尔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文化释义，即将文化愈益抽象化、精神化的趋势。诚如在马克思身后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的“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之一：“这所谓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15]这里的“文化史”是有具体所指的。从马克思的《伦敦笔记》来看，他在1852年至1853年间，读过并做过摘录的，至少有三部本国同胞撰写的文化史，它们分别是威·瓦克斯穆特的《文化通史》、威·德鲁曼的《文化史大纲》以及古斯塔夫·克莱姆的《人类文化通史》。在马克思看来，它们无疑是太注重精神生活而忽略了文化的物质层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的文化思想绝不拘泥于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文化”一词。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系统完整的文化理论，但是后代举凡建构任何一种文化理论，马克思学说永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基石。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批判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都直接缘起于马克思的有关学说。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对意识形态、哲学等概念的论述，留下了丰富的文化思想和巨大的阐释空间。我们不妨重读马克思的这一段经典论述：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6]

这一段话是后来几成众矢之的的“经济决定论”的来源。按照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给布洛赫的信》中的解释，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和马克思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假如因此得出经济决定论，那只能是荒诞无稽的肆意歪曲。恩格斯进而强调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相作用”。这也是之后正统马克思主义对于上述命题的正解。问题是，文化是不是仅仅是上层建筑的同义词？文化是不是仅仅等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耿耿于怀的“文化史”？简言之，文化在历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不是仅仅见于它对经济基础的互相作用或者说反作用？

回答应是否定的。如上所见，马克思使用“文化”一语，将之与“文明”互释，大都是兼顾到文化从最初的耕作、培育到精神教化，即从自然到心灵的意指过程。而对于以宗教史和政治史为主体内容的历史上的一切抽象“文化史”的描述，是不以为然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著作中的文化概念秉承了人类学的文化认知传统，它可以互释“文明”，指示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总体特征。可以说，文化因其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内涵，本身同样也是社会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文化是上层建筑，同样也是基础结构，这应是马克思文化思想留给我们最为意味深长的启示。

【注释】

[1]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Judgment，English trans.J.H.Bernard，London：Macmillan company，1914，p.355.

[2]Johann Gottfried Herder，Outlines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New York：Bergman Publishers，1966，13，VII，p.394.

[3]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90页。

[4]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09页。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9—80页。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7]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8]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0页。

[9]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8页。

[10]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8页。

[1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