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论述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从自然向文化发展的过程。以文化与文明并提，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写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多次沿用了这一19世纪流行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所以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和文化，这在任何社会及文化形态中概莫能外。

除了以上精神倾向的文化释义，19世纪人类学层面上的文化概念也开始流行。这一层面上，文化与文明大体可以互释。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常常是一视同仁的。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阐释什么是共产主义时指出，以私有财产普遍化来反对私有财产，就好比用公妻制来反对婚姻，那都属于粗陋不堪的原始共产主义，因为它否定人的个性，是用妒忌心隐蔽了贪财欲。对此马克思评论说：

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心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的完成。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制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5]

这里马克思以文化和文明并举，将其理解为人类物质和精神发展达到相当程度之后的高级状态。马克思这里的立场是清楚明白的：共产主义只能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后的产物，一个口袋里空空如也的穷人夸夸其谈地说打倒私有制，那只能是向物质极度贫乏的前私有制社会倒退。由是观之，文化是自然状态的对立面。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从自然向文化发展的过程。这里马克思再次举譬了他认为是人与人“最自然关系”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理由是这一关系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反过来人与人的关系，直接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故此，此种关系是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有似自然，反之自然在何种程度上见出了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这里体现的说到底也就是文化的问题：“因此，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6]“文化”一语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正可体现出从自然到文明的演进过程。

文化重过程不重结果的特点，使它日后同文明见出了分别。事实上，在马克思之后相当一部分理论家的概括中，文化多被视为导向某种成果的累进运动，文明则被视为成果本身。换言之，文化侧重精神，文明侧重物质。文化和文明的这一矛盾，在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被发挥到了极致。仅从书名上看，作者就明确把文化和文明分别开来：以文化为少数知识精英专有的高雅趣味，它代表的是经典文学的欣赏；反之用文明一词来描述流行刊物、侦探小说、报纸、电影、爵士乐这些不假思索、让人大量消费而毫无趣味可言的大众文化产品，总而言之是美国文化的流毒。文化和文明的这一对立阐释，大体在20世纪以来的文化阐释传统中被延续了下来。

但是文化同文明互释是19世纪的传统。19世纪出现了一个被认为是划时代的文化定义，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出版的名著《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中的相关描述，就把文化和文明并提：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只要能够用普遍适用的原理来研究，就都可成为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活动规律的对象。^[7]

泰勒给文化所下的这个定义将文化和文明等而论之，把文明看作文化的同义词，而不是耿耿于怀后来F.R.利维斯所说的少数人文化和大众文明之间难以协调的冲突。但泰勒这个影响巨大的文化定义并非无根之木。它的根子还是在19世纪的德国。1843年至1852年，德国人类学家古斯塔夫·克莱姆出版十卷本《人类文化通史》，将文化定义为习俗工艺、家庭生活、公共生活以及宗教、科学和艺术的总和，并将人类文化进化分出野蛮、驯养和自由三大阶段。所以不奇怪，泰勒的《原始文化》也将人类的发展分为蒙昧状态、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三个阶段，而且开篇就声明，他写这本书的宗旨之一，即是把落后部落的文化跟先进民族的文化加以对照。这里的“落后”和“先进”，很显然，绝不仅仅是限于精神生活。

以文化与文明并提，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写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多次沿用了这一19世纪流行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哥达纲领批判》主旨系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提出批评意见。是年5月，该党将在哥达代表大会上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纲领批判》的宗旨这样来看，毋宁说就是一种文化批判，乃是针对“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个基本命题而发。但是马克思这里关注的重点既不是财富，也不是文化，而是劳动。马克思指出，《哥达纲领》是将劳动从社会中剥离出来，把它孤立起来且抽象化了，所以“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个命题，只有如此表述才合乎情理：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8]

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是哪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而必受其社会关系所制约，换言之，劳动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只有在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才能实现。所以：

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9]

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创造文化。^[10]

马克思在这里表现、重申的劳动观念，与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劳动之所以不可能是自然状态之下的抽象劳动，是因为阶级社会中它必被异化，必渗透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所以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和文化，这在任何社会及文化形态中概莫能外。文化在这里分别与“财富”和“社会”并称，都显示了丰富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基础内涵，以及与此相应的精神世界形态。就此而言，文化的概念，大体可同文明互释，这是19世纪拜人类学中兴赋予文化一语对应于自然的通行理解。

《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也在对应于自然的意义上，使用了“文明”一语。如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滥用“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进而给“现代社会”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11]

这里“文明”作为一切现代社会的基础，很显然它并不是“财富”此一物质生活符号的对立面，反之是它的累进和积聚，这就是资本主义。诚如马克思接着所言，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形式上如何纷繁相异，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之上。这和文化主要指精神生活的教化程度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两个概念均是相对于“自然”的发展状态而言，文化与文明同义。

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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