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华民族精神推动人本法治：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及当代价值

我们经常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中华民族是否有信仰。笔者认为，信仰不是盲从，信仰也不是对未知的敬畏，譬如跟随他人信奉一个从未谋面的“上帝”，因为这个上帝是别人定义的“上帝”，并不是“上帝”自己告诉你的，因而信仰上帝就会异化为对他人的信仰甚至盲从。信仰应该是一种体现在人生全过程的灵魂指引，信仰发源于每个人的自心而不是外在的强加。对于每个个体而言，弘扬人性的光辉就是践行信仰，而知行合一就是弘扬人性光辉的最为简便易行的方式。弘扬人性光辉就是对人生至理的追寻，就是自我修行，就是良知的显现，就是悲悯之心的生成。圣贤的悲天悯人、言传身教，是对每个平凡之人的最佳指引。在人性光辉的指引下，中国人自古就形成了以仁爱待人的伟大情怀，这种情怀是对家的奉献，是对国的热爱，是对民族的认同，是对人类的关怀，是对天下的道义担当，是对天地造化的感恩。用最为简洁的语言表述，中国人的信仰就是中国人永远不变的家国情怀。人组成家，家组成国，家是人的家，国是人的国，对家国的热爱，就是对人性光辉的信仰和礼赞。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就是中国人被奴役了几千年，因此传统文化无论是作为奴役人民的工具还是作为未能完成带领人民摆脱奴役的武器，都始终处于一种被批判的地位。笔者常常思考，如果说我们反对和批判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历史如果真的完全是这样一种样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处于被统治者奴役的状态，统治者和进入权力体系的社会“精英”成为奴役人民的主体，只是偶尔出现几个清官可以歌颂一下。那么，这种民族的历史始终是让人心有戚戚焉的，同样也是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如果历史真的如此，我们现在不仅不能达到所希望的文化自信，而且我们会继续在文化自卑的道路上走下去。但事实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扭曲认知让现代中国人产生了严重的文化自卑，这才是真实的状况。目前对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歪曲已经达到了让现代中国人丧失民族自豪感和信心的严重程度，再不警醒，为时晚矣。很难想象，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数百年后人们对待自己的历史和周围的同胞，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这个问题是今天必须考虑的，也是至为关键的，我们要还民族历史以本来面貌和一个公正。对封建统治的反抗，例如农民起义，成功之后亦不过是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已。我们按照这样的标准再看西方的历史，如果不带有预设结论进行考察，同样可以发现，西方人民无论如何勤劳勇敢或者平等博爱，同样是被奴役了几千年，毫无争议；在反抗压迫的时候，同样呈现出残忍的杀戮和乌合之众的样貌。难道这就是我们今天定论的悲情的历史本真吗？人类社会至今，始终不乏对理想社会的设想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但是现实和理想永远是两个世界，正如西方哲人、西方宗教所言的天国和现实国家永远没有结合统一的机会。这可能也是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结论的原因：“三千年读史无非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

历史虽然并不是一片光明，但也绝不是一片黑暗，而是在黑暗来临的时刻总有人性的光辉引领光明的胜利，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样貌。在中国传统社会解体之际，政治把持着文化的话语权，政治权力掌控者几乎等同于文化的主导者，而不像儒家“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年代，文化能够形成对政治的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所以在反对封建政权的部分人的主张中，也势必将传统文化和政权一并打倒，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诉求。新文化运动，以胡适等具有西方留学经历的人为代表，以鲁迅等国内文人对传统、中国人国民性的完全否定和批判为风格，以西方“民主”“科学”为归宿和武器，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彻底否定，以西方文化作为指引中国未来的“先进文化”来“启蒙”中国[1]。至今，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反对全盘西化，又以当年的全盘西化为开端和自豪，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在今天，中国传统社会“闭关锁国、落后挨打”似乎是一个铁定的历史事实，也是西方和中国在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一系列军事、外交、经济、政治冲突的原因“正解”。这似乎可以被解读为：当年西方打中国并大肆掠夺，错不在西方，而在于中国当年太落后，文化落后、观念落后，甚至正常的国际贸易都不做，要恨就恨中国自己不争气，在现代中国，这似乎是一种普遍蔓延的情绪。但是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与西方进行了两千多年的贸易，而且一直处于一种极大的贸易顺差地位；中国近现代被西方打的实质是西方对中国的资本掠夺引发的战争，在当时银本位的时代，中国因在世界上处于富有状态因而被掠夺[2]；因此，“闭关锁国、落后挨打”似乎不足以解释真正的史实[3]。西方社会当时秉承的是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法则进行的侵略战争，目标在于财富掠夺，各种台面上的理由只是“美其名曰”，实质是“胜者为王”而已。新文化运动是表面反对传统文化、崇尚西方文化，而实质反对传统政权，清朝时期已经是传统文化极度衰落的时期，因此这是政治格局大变动时期的文化表象；现在我们深感一种文化危机并反对全盘西化，正是因为西方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文化，否则我们也没有必要如此重视“反对全盘西化”的问题，这也是巩固政权的需要，但是今天的文化自卑却导致我们缺少了反对文化全盘西化的充足底气，因为我们已经被西方文化和逻辑牵引着走了上百年。科学还是科学主义？民主还是乌合之众？西方留给我们的“启蒙”在今天必须认真思考了，因为百年前的文化纠结，今日还在继续。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胡适当年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今天看来是有点“急”了，忽略了这背后还有一整套的东西。傅斯年当年在给胡适写信的时候表达这样的意思：安心立命，还是要依靠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也并非一时一事就可断言其先进落后，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我们不能造神。今日之现代中国，我们很多主流的观念和看法，实质上还是当年西方对中国进行资本掠夺和文化入侵时有意为中国人设定的一套逻辑，以当年西方为中国设定的逻辑话语反对全盘西化，胜算几何？我们真的应该认真分析西方当年为中国设定的逻辑话语了；我们是否有勇气、有能力来改变，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恐怕不是杞人忧天。如果今日还是不能回归人的人性和人文来思考问题，我们将继续在一个西方资本的大时代下被继续“启蒙”而最终失去自我，这不是危言耸听。而突破这一切的关键点，还是我们今天做什么，让全体社会成员——无论阶层与身份——能够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安居乐业、安心立命。文化不应成为政治的私产和统治的工具，而应是用来化育人心的，否则文化时刻存在着一种被异化的风险，无论是为了否定文化还是颂扬文化，这就是历史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看清今日中国文化状况形成之真实的历史脉络。

从目前的趋势看，基督教等宗教应该继续成为西方的主流文化，西方社会才会继续健康发展。但是基督教是否需要更加贴近人文，是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文的深刻洞察，源于体悟，只是中国现代社会缺少了一种由奉行人道而体悟天道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条件。因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永远是文化的重任，而文化的关键在人——明明德、亲民之人！我们需要更多的“明明德”之人引领文化！这样我们才能继续践行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体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有能力完成应然的历史使命。

我们习惯于赞美西方近现代的文明成就，其实西方近现代也是其走进一个精神迷茫大时代的开始。西方社会中，教权和王权、贵族共同以宗教之名进行统治，为了反对政治统治，近现代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了一并反对宗教文化的方式，虽然教权王权在当时的施政方式从根本上背离了宗教教义、文化的要求，但是因为资产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获得宗教文化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反对宗教就一并将教义反对了，因此科学、哲学等都成为反对教权的思想武器，当然这并不是社会观念的彻底颠覆，而是在原来的传统中出现了新的思潮并具备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甚至颠覆了社会的政治格局。所以也就出现了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4]这些明显系假说性质的理论奉为真理的情形，明知其学说并不为真也要宣扬、赞同并作为理论武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在打破了教权和王权对宗教这一文化根本的把持之后，又恢复了宗教文化的地位，宗教依然是其国家治理的终极依据。如美国虽然未将基督教设为国教，这是因为摆脱中世纪政治阴影所必须做出的政治策略选择，避免重复被自己反对的中世纪的教权统治形式而引起质疑，而实际上基督教的地位是必须确立的。在对美国宪法的研究中，有论者指出其每一条宪法条款都有直接的《圣经》依据，基督教已经深入人的骨子和其民族精神里面了，怎么可能被轻易改变。但是由于西方历史上，无论是教权还是王权，只要一家独大，就会形成残暴黑暗的政治统治，所以资产阶级非常希望出现王权与教权相对抗、制衡的局面，这样就可以以第三方力量的形式游刃有余于其中，以便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权力主张。这种权力之争的出发点，演变为一种颇具魅力的制度模板，并非制度本身必然的结果，而是制度施行中实现了利益平衡的效果。

对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言，面对强大的宗教文化传统，如何找到打破路径？16世纪开始的大规模儒学西传为资产阶级理论家带来了契机，那就是找到了可以抛弃上帝而确立人本主义的理论支持。但是由于人本主义需要一种切实的体悟，而并非只是抽象的、教条的说教，因此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对人本主义只是停留于表面利用，而并未给西方社会带来宗教文化的根本性变革。在中国封建社会即将解体之际，也亟须找到一种能够突破传统文化话语体系的理论来打倒传统文化进而推翻封建政权，这时候只有从西方寻找理论支持，因为中、印、西三大文化系统中，印度的东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具有极大的差异性，而且印度传来的佛家已经完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面对无政府主义、宗教文化和自由主义的时候，民主、自由、科学自然就成为一个最为吸引人且最能达到目的的理论体系。但是西方这一套理论体系存在着先天营养不良，没有真正的立根于人文，显得不伦不类，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动荡和精神迷茫。

同时，我们现在往往执着于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人的，不属于自己；认为西方文化是外来的，也不属于自己；现代人自己并没有创造出足以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古典文化相媲美的新文化，而是更多的随着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的理论在前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处于一种需要大力深化的阶段。因此，在现代中国，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的认同，都代表了一种对自己之外的“外在”或者“外来”文化的臣服心态，而很少认真思考作为我们自己应该如何去构建自己的时代文化、民族文化，而所有外在的文化只是提供了一条便捷的路径和资源宝库而已。对各种文化属于谁的外在形式感看重远远大于这种文化所讲的内容是不是我们本来就有的内在需求。如中国传统文化是性命之学、修己之学、心性之学，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争论这种文化是否曾经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否违背了现代的平等观念、是否是迷信、是强于西方文化还是代表愚昧落后、是不是造成中国古代科技不发达的原因、是否造成了对制度和法律的轻视等，涵盖各种外在属性、视角变化多端，讨论目的各异，但是就是不能够踏实研究心性之学究竟讲了什么、通过什么方式可以体悟心性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在自己的心性上切实做功夫，或者干脆以“不科学”为由，一否了之。今天，我们如果继续将所有的理论建立在西方人早已抛弃的一系列假说之上，而这些假说已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将面对的是人心和精神的更加动荡，这是必须未雨绸缪的。我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经常会使用“历史局限性”这样的词语，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自己也正处于一种历史局限中。但是我们现在拥有超越历史局限和时空局限的智慧和能力，绝对不可弃之不用。中国的道统，由天道而人道，提供了一个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超越时空局限的文化精神的路径，这是我们应该回归的人文精神。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走出了历史的文化动荡阶段，中西文化互通与交流已经具备了抛弃功利目的的条件，因此需要冷静下来思考中西文化之间的问题了。人类发展到今天，自豪的地方很多，但是作为一个大的历史时代而言，在两次世界大战生灵涂炭之后，人们并未能真正思考明白，我们人类今天为何遇到了如此多的互相仇恨、彼此杀戮、物欲横流、精神迷茫、灵魂迷失。我们在前所未有的迷茫中寻找着到达光明彼岸的路径，却陷入了更加无休止的纷争，为了人生的本真而争论，甚至为寻找本真的路径和方法而划分阵营。我们失去了轴心时代的信仰，人们也变得不再那么宽容，悲天悯人仿佛已经渐行渐远，挥之不去的是各种利益之争和欲望追逐。因此，历史呼唤一个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而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将是新轴心时代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明星，其“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法治，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对治术的思考，更应该合于对政道的要求，亦即我们应该探求的是法治之“道”。至善追求，是人类的最高追求，法治是通往至善追求的一条路径，法治之道应止于至善。每个人都需要追求至善，追求至善的过程也就是增长智慧的过程，有智慧、有良知的人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也才能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切断人们自我智慧完善的路径，之后告诉人们说——你们只需要知道，你们是天然的主人——这也是一种愚民，其结果就是亿万的“乌合之众”或者“被操控的民主”，被别人操控的民主，其本质是自己成为被利用的工具。真正的民主，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良知中寻求本真和智慧，在智慧中看清现实，而后首先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随波逐流任人摆布愚弄或者成为被利用的工具，西方式民主已经陷入困境，就是其因为没有人本的提升路径。一个良知与智慧并重的民族，是团结互助而不是人人互相倾轧争斗，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才能够让人性之恶的种子自生自灭而不是遍地开花结果。善恶相较，善者众，则恶无处生；倘若善恶是非不分，恨恶者实为恨自己不能进入恶之阵营，众人之理想乃进入恶的行列以获益，则恶势必战胜善。于国家治理层面而言，中国的“官”出于“民”，社会阶层不再固化，社会理想人格者渐多，贤能进入公职体系，形成一个理想人格型的公职队伍，这是一个紧要的大问题。考察中国人的现状，能够以文化战略推进全体国民理想人格的成长，永远比空喊民主要有益，民主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对于腐败和乱政，需要厉行法治这一最低社会要求，不能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人心是一切。玄虚的法治理论只能冲淡法治是底线这一常识，我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法治标杆。奉法者获益，乱法者受罚，应该成为一种常态；如果乱法者获益，奉法者吃亏，说明我们连最起码的底线都没有坚守住，这种状况亟须改变，改变是需要依靠人来改变的。如果没有良知引领社会并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一切都将是空谈。

一个社会上，只有所有人都明白人生的至善与智慧合一，才能共同智慧的建设理想家园而不是任人宰割、任人愚弄，否则就会出现天天高喊民主自由而实际却成为某些利益人群、利益集团工具的结果。譬如真正懂得儒家精神的人，是不会被愚弄的，真正的儒家从来也没有愚民，愚民的是将儒家作为工具的、实际上完全悖离儒家精神的人。真儒一定是仁者——仁爱天下之人，且富贵不能淫；智者——智慧践行和弘扬天道和人道之人，且贫贱不能移；勇者——勇于反抗黑暗和不公，且威武不能屈。这些，古代圣贤都做到了。在各种曼妙的理论中，对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天然假设，但一旦比照活生生的现实，比照每一个鲜活的个体，我们就会发现，一切“理性假设”都是完全无法成立的。腰缠万贯、富可敌国者，身居要职、位高权重者，未必不是可怜人——自身无限追逐欲望满足却着实可怜；反观我们民族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真正的文化大家、真正的儒家官员和党员干部，却是令万人敬仰的——他们真正活出了人性的光辉，他们真正的忧国、忧民、忧社稷，并且懂得如何去做。如果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自主其心的能力，良知引领社会、文化塑造越来越多的真正精英，社会的光明和人性的光辉就会让这个社会少些黑暗。通过社会集体良知显现让黑暗无处遁形是根本，否则很多人必然经受不住黑暗中的名利诱惑而纷纷躲进黑暗。不行人道，何以弘天道；不知天道之存在，何以明了人道之本真。人能弘道，我们需要更多真正的弘道之人。重视法治的力量，但是不要忽视了社会良知的力量，更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良法之治就是践行良知的一种方式。人类不可能因为一种制度、一种理想、一种理论的出现而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人类生存、生活永远都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人性的迷失与回归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整个宇宙和社会、生物链、食物链都是在一种循环往复中生生不息，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构建起一种良性循环而远离恶性循环。人类的历史已经留给了我们足够丰富的素材可资借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避免对错误的重蹈覆辙。

人类加之于自身的规则，出于一个内心的理想追求和文化认同，法治作为一种由良知而规范的方式，只能是人生和人类社会的一个外在和切面，这种法治方式也只能是追求内心良知的一个方面，而不可能是全部甚至代替良知这一本体问题。在精神危机成为人类普遍现象的现代社会，回归对内在自心的认知、体察和理想境界的追求，将外在于自心的存在正确定位，是当务之急。外在的，只能是一种工具价值。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法治理应归属于天道与人道的一部分，法治作为现代人追求理想的一种方式，其终极目的必然回归到人的自身，法治成为政道，也必须依归于人类的最高追求，儒家的仁德与智慧，是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的最佳文化依归。如果我们不能正视现代的人文缺失，而是盲目的自豪于现代的“先进性”，那么所有先进成果最终会毁于人文缺失这一重大严峻的现实。为政以德，仍然是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终极的智慧，我们根本无法超越为政以德这一最高智慧。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更需要的是中国自己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是最好的智慧宝库，中国现代法治，也更需要借鉴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中华民族在今天的历史关口，如果将法治确立为终极的理想，将所谓法的理性和正义确立为最高的价值准则，那么中华民族必将走上一条极其错误的不归路，中华民族将迎来的不是振兴和复兴，而是要面临彻彻底底的失败，这是法治建设中必须明确的一个原则性问题，事关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根本性理念问题。作为以法律为专业和职业的人，不能认为让法律成为社会主导是法律人的目标和责任，而是要正确定位法律的底线地位，这才是法律人应有的姿态，也是法律人的历史责任，也才是真正的热爱法律。总之，文化主治是必然规律，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之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是解决当今社会之种种撕裂的最佳选择，法治必须在文化主治下发挥作用，这即是对法治的更高要求，也是法治实现的必备条件，也是将法治工具价值和融入文化的法治目的价值一体化。总之，法治之道止于至善。

[1]千秋功与罪，犹待后人说。

[2]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世界第一。参见戴旭：《戴旭讲甲午战争：从晚清解体透视历代王朝的政治败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引言第12页。

[3]这是指中国清代的“海禁”政策，而海禁是防止倭寇（日本）骚扰的政策，其本质上与是否对外开展贸易无关。海禁等同于闭关锁国，这是歪曲历史事实。

[4]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参见［英］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焦文刚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一书中，清晰的表明了其生物进化结论是一种假设，并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其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参见［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叶笃庄、杨习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亦未能形成证据链证明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因此，这只是猜想。在所谓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通过“科学”支撑起来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在对动物进行“拟人化”和对人进行“拟动物化”式的研究中，没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智慧，也没能对人的心灵世界进行客观的探索，其目的性非常明显，因此将道听途说的东西都作为证据来证明其结论。其看到的是所有个体基于本能、自私、竞争为基础的“无序碰撞”，而根本未能深入研究这种“无序碰撞”背后的“固定因果法则”。达尔文的成名不在于其“科学贡献”，在于其“政治贡献”。为什么笔者如此突出强调我们要突破此类假说对我们思想的束缚呢？当我们放眼国内国际很多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成果和设想，无论是以“科学”还是“哲学”之名义、方法，譬如多维空间、平行宇宙、宇宙全息投影理论、上帝粒子、暗物质、暗能量等，这都是在某种意义上对达尔文假说的否定，至少是不受其束缚才能进行的探索。如果我们习惯于将达尔文的假说作为评判某种立场的标准，那么中国未来对未知世界探求的能力又将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又何谈国际合作和竞争能力？这就成了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实在不可取。中国传统智慧已经被抛弃了太久，譬如我们不能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来自豪地告诉世人：老子为什么对“宇宙大爆炸以及奇点”在两千年前就描述过了；当我们试图走出一条新路的努力中，如果再自废武功，就真的不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