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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精神家园建设的联系与发展

【摘要】:古代中西方精神家园建设都是建立在当时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都是对所对应的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是这种精神的宁静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压抑和压迫之上,是人的片面发展,是人的非理性的自发的服从。谋利在中西方古代的价值体系中都被视为精神境界提升的阻碍而加以抑制。

人类社会发展大致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五个阶段。不同国家尽管在社会更替方面存在着时空差异,但是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带有一些普遍性,他们在精神方面也存在一些相似性,表现在:

(一)古代中西方精神家园建设体现精神权威政治权威相结合

精神家园建设不是凭空想出来的、随意的、独立的,它们都具有意向性,即反映所处时代的社会存在。古代中西方精神家园建设都是建立在当时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都是对所对应的社会存在的反映。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必将在思想上对人们进行统治。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到汉代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为封建统治者加以改造、采用,与封建专制统治结合起来,成为中国两千年来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西方日耳曼民族在政治上统一了大罗马帝国,它必然要为这种野蛮统一寻求理论上的根据,罗马帝国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以后,基督教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统治便联合起来。由是观之,古代中西方精神家园都将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威相结合,一方面把政治视为道德的延伸,另一方面把政治的最终目的定为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使得人们精神麻痹,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且为了维护其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利,都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并将之伦理化、合理化和合法化。

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6]因此为封建专制社会充当意识形态功能的精神家园满足了那个时代的需要,两者的精神家园建设为当时处于封建压迫时代的人们提供了精神上的归宿和人生的终极意义。现代社会里广大民众的生活质量远胜于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的生活质量,然而古代社会的民众所享有的一种精神上的宁静,是现代的人们难以达到的。但是这种精神的宁静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压抑和压迫之上,是人的片面发展,是人的非理性的自发的服从。个人处于这种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威相结合的社会结构中,一方面受当时的意识形态的精神奴役,人的命运被视为是命中注定的,由此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被埋没;另一方面受当权统治者的政治压迫,身受奴役。马克思对此精辟地说到:“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使人不成为其人。”[47]

(二)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张扬价值理性的式微,导致人的精神生活质量下降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传统的社会经济活动都被视为是一种从属性的活动,它只是被看作实现人生目的的一个工具。在价值追求方面,古代中西方人都注重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人格圆满等内在价值的提升,道德实践是追寻完满人生或完善理想人格所不能间断的活动。谋利在中西方古代的价值体系中都被视为精神境界提升的阻碍而加以抑制。在西方近代以前,禁欲主义被视为灵魂得到救赎的唯一途径。前现代社会儒家思想对义利之间的关系主张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和先义后利、重义轻利,倡导“非义勿取”和“舍生取义”。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情况完全被逆转过来了。

随着经济方式的转变,人们的思想方式也随之转变,在以市场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由手段变成了目的,谋利成了人生最终追求的目的。尽管谋利不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人们历来都有这种思想。但是谋利思想在道德上被肯定甚至赞赏却是现代社会的特色,并以市场这个机制将谋利思想合理化和合法化。如何求最大的利、提高效率关键。因此用理性去判断和衡量能最有效地完成既定目的的方式和手段成为现代人所惯用的思考方式。工具理性由于其客观性、可量化性、实效性等特点,在征服自然、提高生产效率以及社会制度建设等方面体现了广泛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因而被现代人崇拜,认为它是一种科学的思考模式,代表了了解生命和世界唯一的有效途经。传统时代所提倡的德性道德即价值理性,强调一个道德主体所应拥有的德性,注重个体人格的培养,侧重的是人生活的意义和终极关怀,由于不具有客观性、可量化而被日渐边缘化,并仅仅作为一种基本的行为规范而存在。“古人所谈的诸种德性,在现代道德世界里,只被减化为单数的德性。这个德性就是一种服从道德规则的倾向。”[48]由此,工具理性的张扬和价值理性的式微引发人忽视对精神世界的耕耘和充实,使其跟不上快速发展的经济,结果精神患者数量增多,精神生活质量下降,人的发展陷入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