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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精神家园建设特点

【摘要】:至此,中国人的精神经历了第一次危机,并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寻找精神家园的历程。[18]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它是广大人民摆脱压迫、争取幸福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它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核心价值观。[19]2.革命时期精神家园建设的特点保家卫国、富国强国的是中华民族所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些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律己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16]这股革命精神是近代以来中国在抵御外敌侵入,保家卫国的过程中形成的,并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中,成为我国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核。

(一)革命时期精神家园建设的发展与特点

1.革命时期精神家园的求索历程

1840年,当中国人还沉浸在构建封建王朝大厦的美梦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大英帝国倚仗着自己的坚船利炮野蛮地撞开了这个古老东方帝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社会政治结构被破坏,经济陷入一片瘫痪,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以儒家为核心,道、释为支撑的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开始逐渐解体,几千年来以远远大于西方文明诸国的步伐前进的泱泱大国,竟然也几乎终止了自己原有的历史步伐,茫然不知何处去。西方列强的入侵迫使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深刻反思,西学东渐动摇了儒学的“精神权威”地位。至此,中国人的精神经历了第一次危机,并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寻找精神家园的历程。

“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语)到提倡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戊戌变法,再到以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辛亥革命。尽管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并以“三民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以取代传统儒学。然而,对于这个延续了数千年的社会结构的变革并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也不是经过一次革命就可完成的。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不仅政治上一片混乱,精神信仰上也一片混乱。正如当代著名学者林毓生所言“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民族国家,而只是使得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过程达到了高峰。”[17]中国各阶层仁人志士怀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意志力量,一次又一次地探索着救国强国的道路,但都均以失败告终。这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既不能靠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也不能靠中国传统思想那一套。那么引领中国走向革命胜利的思想是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8]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它是广大人民摆脱压迫、争取幸福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它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核心价值观。正如毛泽东所精辟概括的“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19]

2.革命时期精神家园建设的特点

(1)保家卫国、富国强国的是中华民族所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这与千年来小农经济强调稳定有关,也与小农经济相匹配的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社会文化强调团结、统一不无关系。尽管“五四”运动提倡要个性解放、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等张扬个人主义或个人本位主义,但是面对着近百年来中国内忧外患始终不断的残酷事实,无数仁人志士都在积极探索救国自强的道路。救国,这个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普遍成为中国人谈论的话题。虽然各个人的方式不一样,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强调的团结统一、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牺牲个人而维护国家统一集体主义价值观都成为每个中国人无意识的一种价值观。鲁迅深刻批判传统文化的弊端,然而他着眼的是复兴中华。作为当时个人主义思想领袖的胡适,却是怀着一份责任来谈个人主义,而且其个人主义的内涵也有着浓重的传统意味,他强调:“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20]他的“为我主义”的最后关怀仍然是“有益于社会”。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始终抱着创造新社会的使命感来进行社会革命,其结论必然是国家统一。毛泽东在1917年4月出版的一期《新青年》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贯穿全篇文章的最大忧虑就是中国会亡国。救国、富国、强国成为贯穿他后来整个生涯的思想和行动的动力。总之,救国成为当时每个中国人的共同目标,形成了自“五四”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在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实践中继承了自强不息、勇于变革、乐于开拓、融合创新等优良的传统文化而所形成的民主科学、爱国主义、民族自强、人类解放四种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一切从实际出发、顾全大局、一往无前等为主要内容的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以敢于斗争、不断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西柏坡精神。这些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2)通过革命战争和学习宣传来提升广大人民的阶级觉悟。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产业工人只有200万左右,占总人口80%以上的是农民。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广大农民进行革命斗争,怎样让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来武装广大农民的头脑,这是一个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加以解决。正如列宁指出的,“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的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只能靠善于把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应用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这样的历史条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21]

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斗争和学习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民进行教化,提高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使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行动的先导。毛泽东认为“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有一种之知识,而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行为。而这种知识和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22]其次,通过革命让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信之和行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帮助农民建立农民革命武装,推翻地主阶级政权的过程中,把革命斗争作为推动文化革命的工具以提高农民的思想意识和阶级觉悟,让农民消除长久以来被压迫被奴役所导致的自卑意识、奴化意识,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主人翁意识。这不仅有利于革命的胜利,同时还使农民意识到他们是社会主人。毛泽东早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里提出:“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片面的贞操观念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要农民自己丢……”[23]。即通过农民参与革命斗争,提高农民自觉的革命意识。然而农民的思想和意识的转化与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后,密切联系群众,提倡党既要参与民众的生活,积极听取民众的意见,同时又要用发挥党的先进作用,将民众的意见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指导群众。把“‘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24]。也就是说,了解群众的意见,然后将群众自己无法详细阐述的意见,以中国的形式和风格予以提炼,使之通俗化,以学习宣传教育、开展农讲所等形式将系统化的集中意见灌输给群众,使之成为群众的意见。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民众的思想觉悟,同时在这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通过革命斗争的方式提高农民的思想意识和阶级觉悟,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有效地实现了党和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人们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其中将理论与工作实践相结合,通过革命实践来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以及党和群众之间意见的互动方式,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时期精神家园建设中非常值得借鉴。总之,革命已结束,然而革命时代形成的革命精神却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重要组成部分。诚如邓小平所说,在革命年代,在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战争年代里,使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战士和群众团结一致度过难关的精神力量之一,就是共产党人、无产阶级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正是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精神家园建设的发展及其特点

1.新中国成立后精神家园建设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百年来无数中国人所追求的国家独立终于实现。接下来富国、强国、实现共产主义,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追求的目标。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但是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各种思想还广泛存在,正如邓小平所讲的:“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面对思想的混杂,党在思想上的首要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全国人民,思想斗争的主要指向是帝国主义的思想和封建主义的思想,确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终使整个国家呈现健康、积极向上、生动活泼的精神风貌。由于过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引发了人民公社、“大跃进”等忽视经济规律的生产运动,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挫伤。当时出于对国内矛盾的错误判断,将阶级矛盾误认为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期,极“左”思潮流行起来,接着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这种建立在脱离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唯意志论将中国的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化为泡影,马克思主义信仰出现了危机。

2.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精神家园建设的特点

(1)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普及。马克思说过:“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5]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浴血奋战了28年的中国共产党成了“政治上的执政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组织分布到全国每一个城镇和县区,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26]。通过党组织广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传播、大学习、大普及。这种理论普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首先,组织各种学习班、学习小组、建立各级党校等形式,在知识分子、农民、学生以及干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其次,出版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家的书籍,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等著作推动了理论的普及。经典著作的出版,第一,有利于党的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从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第二,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有利于群众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投身于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第三,通过树立和对典型人物的宣传教育提高人们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如毛泽东经常以古代优秀人物的崇高思想和高尚行为,来教育和激励人们保持昂扬的革命斗志和崇高的气节,如强调“应该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学习屈原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许多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毛泽东特别赞扬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最可贵的性格,一再强调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极大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

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宣传与全面普及,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水平,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迎来了社会科学研究新的发展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倡导下,中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指导学术理论研究,写出了许多具有新的思想观点的社会科学论著,百家争鸣,硕果累累,社会科学研究十分活跃。但随着党在1957年以后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错误,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不但割断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且将毛泽东思想搞得支离破碎。理论被简化为“毛主席语录”,理论是普及了,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被胡乱应用,致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严重歪曲,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信念危机,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产生怀疑,造成人们精神普遍焦虑。

(2)重视精神的能动作用,但忽视了与社会经济实际发展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从来都是以物质和物质生产作为基础,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物质的反映,同时也承认精神有相对的独立性,精神可反作用于物质。如果抽掉了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成为空洞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作用就失去了指导的对象。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恩格斯在1887年写给一位美国女士的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7]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有效结合,最终取得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一些领导人片面夸大了精神的作用,认为只要掌握了先进的理论就能进入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对此,邓小平说到,“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28]在对待精神与物质关系上,邓小平指出“政治对生产力的作用固然表现在鼓干劲上,但主要在于激发人们去努力掌握科学技术”。1958年搞“大跃进”运动,以为直接依靠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鼓干劲,就能有工业和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结果事与愿违。“这其实不是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而是把政治放在首位,结果是既不能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也扭曲了政治的作用。”[29]此外,出于对国内矛盾的错误判断而将阶级斗争作为国内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得当时的文化建设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人们以为一切与资本主义相反的就是好的,从而造成思想文化建设的单一性、盲目性和封闭性。“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解决向世界各国学习有用的东西的问题。历史经验证明,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和对外封闭相联系的。”[30]生产的每况愈下,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引起人们对企图脱离物质基础来建立“乌托邦”的这一美好设想的反思和觉醒。以邓小平为领导的党中央果断采取措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并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的大发展时期,政治、文化、经济等大发展为新时期我国精神家园建设掀开了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这段时期的思想文化建设,既有当今一些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可取之处,如建国初期重视人们的精神活动的开展,大力鼓励和提倡创造优秀的文艺作品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的精神需求;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书籍、学习研讨班、会议、活动等形式的开展来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走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注重对先进典型人物的宣传及学习以促进人们的精神交往,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看到了精神的相对独立性和对物质发展的反作用、强调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等思想都是我们新时期精神家园建设的一笔宝贵财富。但是“文革”十年中脱离生产力而过于强调精神能动作用的极左思想,注重一元思想主导、忽视文化多样性而导致文化单一、固化以及强调文化的阶级性而导致文化发展的闭锁、僵化等现象给中国的精神文化带来的巨大创伤,同时也为我们新时期精神家园建设提供了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反思。我们要以此为鉴,在精神家园建设过程中既要反对忽视物质生产,过于强调精神能动作用的唯心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当今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唯生产力、忽视精神文化建设的思想倾向,保持物质与精神的适度张力,是新时期精神家园建设的主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