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1914年藏经洞文物的最终成果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斯坦因在石窟里剥移壁画的同时，派李师爷与王圆禄讨论购买写经的价格问题。斯坦因在1914年4月4日日记中记录说：和王道士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因两人当时在达成经价协议时过于笼统，导致斯坦因此后向王圆禄付款时，仍不断出现争议。当日，斯坦因鉴于剥移敦煌壁画存在毁坏画壁的风险，遂决定放弃大规模剥移壁画的计划。1914年4月7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6天。斯坦因在当日上午继续

斯坦因在石窟里剥移壁画的同时，派李师爷与王圆禄讨论购买写经的价格问题。这时的王圆禄已经验丰富，索价很高，坚持每卷写经卖2两银子。斯坦因在1914年4月4日日记中记录说：

和王道士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李氏在这项工作中，和在其他工作中一样，都证明自己是无用的，也是指望不上的。李氏相信，王氏坚持每个卷子要价2太尔（两）的价格，这是我于1907年9月所付价钱的4倍左右。还指望着其态度会有所更改。^[14]

关于王圆禄的要价，斯坦因在《亚洲腹地》中也记录说：

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的谈判必然是拖拖拉拉和困难重重的。在我第一次来访这里时，以及自我第一次访问之后，王道士先后做了几笔交易，积累了一些经验，确实已使他不再有宗教方面的顾忌以及更世俗的担忧。在前一次和他打交道时，这些东西使他非常难以对付。但另一方面，他那精明的生意感觉又已经被后来的访客所付的钱款唤醒，从而使他更强烈地意识到他所保留的那些东西在金钱方面所具有的价值。结果，他在谈判刚开始时毫不让步，咬定每个卷子的售价是1907年10月蒋师爷一大网捞尽时所付款数的4倍左右，这个价钱看上去显然是太高了。无疑，对王道士的估价起很大影响作用的一个事实是，他现在准备脱手的卷子几乎全部都是大写本，而且保存得特别好。

想要说服这位无知的道士，让他知道这些东西并非具有很大语言学价值的典籍，那还得靠蒋师爷的那种能迅速抓住对方心理并始终圆滑老练的手段。在这类事情上，虽然我从我的老师爷那迟钝懒惰的继任者那里得不到什么实际帮助，不过，最终我还是设法让我们达成了一个令双方都感满意的协议。^[15]

斯坦因于1907年9月第二次与王圆禄秘密交易时的定价，是用600两银子买200捆写本。1907年10月蒋孝琬实施交易时购得230捆，近3000卷，平均2两银子买10卷。按照1914年4月4日王圆禄最初的要价，2两银子只能买1卷。从表面上看，7年间每卷售价上涨了10倍，而斯坦因却多次记录为上涨4倍左右，说明他记录价格问题时考虑到了币值变化等因素。

既然买卖双方于1914年4月4日已经谈到了价格问题，而且斯坦因“还指望着其态度会有所更改”，看出王圆禄的要价应该会降低，于是斯坦因从当日下午开始，为包装购买物、离开莫高窟做准备。他在本日日记中记录说：“午后的早些时候，降下了小雪。到了傍晚，天空转晴。穆萨（Musa）报告说，敦煌行李的重量，已达2100斤；他要随驼队返回，去取包装材料等物。开始为《地理学学报》（G.J.）撰写自10月份以来的工作汇报。”^[16]

1914年4月5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4天。斯坦因“从早晨开始，一直忙于为《地理学学报》撰写工作汇报的工作”。^[17]在白日的大部分时间里，斯坦因为千佛洞第7号窟（Ch.VII）拍摄了照片。斯坦因在本日日记中记录说：“使用阿格法（Agfa）感光版，为千佛洞第7号窟（C.VII）拍摄了照片（乘车佛陀），最低曝光度是80。”^[18]千佛洞第7号窟，即今编莫高窟第55窟，斯坦因曾于1907年6月3日为该窟拍摄过照片。^[19]

到了1914年4月5日晚上，斯坦因和王圆禄又经过长时间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一口价”协议：斯坦因用500两银子买600卷写经。斯坦因在本日日记中记录说：

傍晚，溯着溪谷散步，情绪高涨。7时30分，王氏来到了我的帐篷里，和我讨价还价，直到晚上9时。最终，他同意让我拿走数目达600个卷子的一批写本，要价是500太尔（两）。我打算要用阿克天罡来支付这笔钱（这就要付600太尔［两］）。他矢口否认过去曾听蒋氏说过我的一件提议，即当时我打算出5000太尔（两），要完整地买下全部收藏品！王氏还解释说，画匠（？，Hua-chiang）曾通过盗用公款的方式，出售了写本。这件事发生在敦煌的衙门里，这批收藏品当时被装在6辆大车里，正要被运往北京。继续写作报告书的工作，写到尼雅，直到晚上11时。^[20]

斯坦因和王圆禄谈好的银价，应该是甘平银500两。但斯坦因坚持要用新疆的阿克天罡支付，则需付600两，因为要考虑成色和火耗问题。因两人当时在达成经价协议时过于笼统，导致斯坦因此后向王圆禄付款时，仍不断出现争议。

1914年4月6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5天。斯坦因既于前日决定用600两（6000钱）阿克天罡换取600卷写经，便于4月6日派考察队员伊不拉欣·伯克返回敦煌县城，运取600两阿克天罡。他在本日日记中记录说：

彻夜未眠，白天工作时略感疲倦。派伊不拉欣·伯克进城，去取第18号箱子，内装6000米斯加尔（钱）。和王道士算账时，出现了新的差异。王道士一如既往，仍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他让我看了一些小佛像，据说是“在沙子里”发现的。现在，已出示了12件，大概来自尚未暴露的某个窟室的墙壁上。有一些饰板，来自上层庙窟中的中楣，新建的台阶可以通达那里。它们虽然比较小，但与和阗风格更显一致。看到有损毁的危险，我必须放弃剥离更多壁画的计划，这让沙姆斯·丁感到非常遗憾。^[21]

斯坦因和王圆禄算账时出现的“差异”，应指王圆禄以阿克天罡含银量不足为由，要求再增加银两数。当日，斯坦因鉴于剥移敦煌壁画存在毁坏画壁的风险，遂决定放弃大规模剥移壁画的计划。

1914年4月6日一整天，斯坦因的主要工作是伏案写作，但也抽空将他从千佛洞第2窟附近a号室（今编莫高窟第3窟）剥移下来的壁画标本包装起来，并为该窟北墙上的壁画拍摄了照片。斯坦因在本日日记中记录说：

一整天，都忙着为《地理学学报》写报告，一直写到在楼兰L.A.遗址的工作。将从千佛洞第2窟附近a号室（C.II.a）中剥来下的壁画用胶粘牢，然后将它们包装起来。成功地拍摄了千佛洞第2窟附近a号室（Ch.II.a）北墙的壁画，最低曝光度是50。除此之外，一整天伏案写作。只在黄昏时分外出，短时间散步。关于在罗布淖尔地区进行探险工作的汇报。^[22]

斯坦因既然于当日“将从千佛洞第2窟附近a号室中剥来下的壁画用胶粘牢，然后将它们包装起来”，证明他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确实剥移过莫高窟壁画，并将一些标本带出了中国。

1914年4月7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6天。斯坦因在当日上午继续写作，然后为千佛洞第2窟附近a号室（今编莫高窟第3窟）等窟室的壁画拍摄照片。斯坦因在本日日记中记录说：

整个上午，一直为完成写给《地理学学报》的汇报而忙碌不停。上午11时，终于写完了汇报。然后去为千佛洞第2窟附近a号室（Ch.II.a）的壁画拍摄更多的照片，还为台阶上方的一个新窟室拍摄照片。在这里，可以从门廊上清楚地看到，有些绘画还没有画完。画面构图中，一些主要人物的脸部等处，已用朱色勾出了轮廓线，而其余部分则只是显露出底色，似乎是通过模板画上去的。在上一层的壁画中，可以不时地看到相同的作画方法。一排排的千佛等像中，绝大多数只是用颜料斑块表现出来。至于立体造型，则要留待以后才去完成，——如果有施主提供经费的话。^[23]

斯坦因虽然已放弃大规模剥移莫高窟壁画的计划，但他还是于1914年4月7日令手下人剥移了千佛洞第2窟附近a号室（今编莫高窟第3窟）甬道上的全部壁画。斯坦因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决定将千佛洞第2窟附近a号室（Ch.II.a）甬道上剩余的壁画残片全部剥离掉，——为的是顾全面子。一些部分在获取之后，处于严重破裂状态。”^[24]只是为了顾全“脸面”，照顾早已磨刀霍霍的手下人沙姆斯·丁之情绪，而将千佛洞第2窟附近a号室（今编莫高窟第3窟）甬道上的全部壁画剥移，再一次证实了近代外国考古学家对中国西北文物随意毁坏的恶劣行径。

1914年4月7日下午，斯坦因继续和王圆禄就阿克天罡应付款数讨价还价。其间，王圆禄两次假装要放弃交易，以迫使斯坦因接受他的条件。斯坦因在本日日记中记录说：

午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与道士的谈判上面。他坚持，要将他的6000米斯加尔（钱）用阿克天罡称出来。这就意味着，还要再增加36太尔（两），还有无穷无尽的烦恼事。这位奇怪的遗址理财家，两次假装要放弃这笔生意，又不得不被萨乌德（Sawud）带了回来。我多么希望，能得到蒋氏的那种机敏而又老练的帮助啊！而李氏就会坐在一边，无动于衷，就像是一根木头。而且，他自始至终还不停地吐着痰。磨蹭的软功夫，是不可战胜的。最后，我只好用银块添足了附加的重量，算是做成了这笔生意。600多个卷子，将被移交过来。至于那些“菩萨”（‘Pusas’）像，不要求为它们付款。^[25]

斯坦因基本上答应了王圆禄的要求，除支付600两阿克天罡外，又多支付火耗银两，购买600多个卷子。斯坦因额外支付给王圆禄的火耗数，他在1914年4月7日日记中记载：“还要再增加36太尔（两）”，火耗比率是6%。而据斯坦因4月7日支出账目罗列：“从王氏手中购买写本（570个卷子），共计6000米斯加尔（钱）。在从王氏手中购买写本时，因为银两重量不足而追加支付的钱款，共计330钱（33两）银子”，^[26]火耗比率是5.5%。这两种比率，都符合斯坦因1914年3月26日实验性熔化阿克天罡时得出的“损失部分大约是1—7%”的结果。但斯坦因到底按6%支付36两银子，还是按5.5%支付33两银子，因有两种不同的记录，现很难判定。

斯坦因给王圆禄付款后，于1914年4月7日晚上从王圆禄手中接受了经卷。由于李师爷的粗心大意，在点数卷子时，少数了30个卷子，实际上只拿到570个卷子。对此，斯坦因在本日日记中记录说：

我们在曾被王氏用作住所的那个庙窟中，包装了21件此类泥浮塑像。至于那些较小的塑像，显然来自楼梯之上的主窟中，也许来自千佛洞第2窟（Ch.II）中的背后圆光上。较大的塑像，从风格上讲颇具中国式，但关于其来源，王氏讳莫如深，秘而不宣。他只是宣称，它们是在“沙子里”被发现的，而这是极不可能的事情。——包装完这些泥浮塑像后，到晚上8时30分，前去整理写本捆子。地点是昏暗的庙室地窖，这地窖是王氏的第一个“创造物”。所有的写本卷子，尺寸都很大，保存也很完好，但其中显然并不包含世俗文书。种种迹象表明，它们曾被伯希和打开过。总数是570个卷子，缺了30卷。由于李氏在点数时粗心大意，漏了这30卷。在高度的压力之下，我和阿夫拉兹·古尔、伊不拉欣·伯克、卡比尔（Kabil）以及我的另外两名手下人一起，在晚上11时完成了这项工作。与此同时，装壁画的箱子也包装完毕。^[27]

斯坦因发现李师爷只数了570卷写经后，为什么不再向王圆禄索回少给的30卷写经呢？唯一的解释是，王圆禄在交易后不再认账，斯坦因也无追究之心。斯坦因在《亚洲腹地》中说：“为了500两银子的捐款，他（王圆禄）同意将570件汉文写本卷子转让我所有，——据悉，他的窖藏物由这570件汉文写本卷子构成。运输这批写本需要5只箱子，每只箱子的大小是一匹马可轻松驮起的那么大，这个事实可足以说明这批写本卷子的总体积了。”^[28]这段话暗示，王圆禄后来坚称他的窖藏只有这570卷。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获得的敦煌汉文写经数目，至此可以总结如下。他于1914年4月1日在敦煌县城从匿名兜售者手中购买写经21卷，于4月2日从同一匿名兜售者手中购买写经25卷。斯坦因在莫高窟逗留期间，虽于4月5日和王圆禄达成购买600卷写经的协议，但在4月7日只接手了570卷。总计，斯坦因于1914年4月在敦煌购买到的汉文写经总数为616卷（图151，图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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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敦煌写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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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敦煌写本（二）

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1914年藏经洞文物的最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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