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5月31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11天。按照斯坦因的计划,他本日要继续为莫高窟拍摄照片。由于王家彦担心使用武力有可能导致农民起义,进而对长久滞留敦煌的斯坦因造成人身伤害,于是不得不将他计划采取的军事行动向后拖延。由于斯坦因长期逗留莫高窟,引起了敦煌县官府的注意。......
2023-07-31
1914年4月3日下午,王圆禄让斯坦因进入已被他用作贮藏室的今编莫高窟第342窟,然后从自己的窖藏中将两箱子写经搬入窟中,供斯坦因检查。据斯坦因观察,其总数达到50捆左右。斯坦因本日日记中记录说:
关于窟寺的壁画,以及剩余的写本,与王氏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将两只大箱子搬入他的贮藏室中,里面塞满了大量的“经”,其数量大致相当于50个旧的捆子。这批写本主要都是些佛教典籍,所有的卷子看上去显然都被打开过。尽管王氏声称,有用婆罗谜文等文字写成的东西,但实际上一点也没有。这点可怜的残余物,都是从粗率的处理过程中搜集并抢救出来的。疑问:道士将会接受我的估价吗? 他似乎完全同意我的计划,即一旦我返回遗址的话,要剥移走一些小型的壁画。但是,在多大程度上,他的赞许会得到敦煌的善男信女们的默许和批准呢? 在暮色苍茫之中,溯着溪谷散步。天空正在放晴,风已中止。[9]
关于王圆禄向斯坦因出示两箱写经的事情,斯坦因在《亚洲腹地》中也记录说:
在我重返遗址的第二天,我得到了令人振奋的证据,可以证明王道士在敦煌时给我的暗示是完全有根据的,他曾暗示他的古写本窖藏尚未完全枯竭。花了一天的时间再访了绝大多数富有漂亮壁画和泥塑的石窟之后,我如约拜访了这位道士。在那间以前曾作为他的住所、而现在已成为他的贮藏室的岩洞寺室中,他此时给我拿出了两只大箱子,里面塞满了保存完好的写本卷子。这些写本卷子书法工整,纸质优良,我立即认识到,我得以快速检查的一些样本,皆属于王道士在1907年由于半宗教方面的顾忌而最终不愿放弃的那一大批宗教典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佛教典籍,属于唐代。[10]
斯坦因既然看出写经均属他曾于1907年检查过的唐代佛经,说明它们是真品。
此外,斯坦因还看出,这部分写本都是经过伯希和之手挑选剩下的佛经。斯坦因在《亚洲腹地》还记录说:
毋庸置疑,这些漂亮的经,全都曾经过伯希和教授的手。当我本人造访这里一年之后,伯希和教授又将当时那一大批藏品中剩余下来的所有写本都检查了一遍,虽然不得不干得急了点,但确实是内行专家的老练检查。他的“挑选品”总数,大致上相当于当时所检查写本捆子总数的三分之一。几乎可以肯定,他的挑选品中,囊括了他当时能找到的所有非汉文典籍遗物以及汉文典籍中那些可立即看出具有特殊价值的写本。因此,我理所当然地不会指望从王道士小心贮存下来做“留窝蛋”的那些材料当中发现任何非常重要的东西。尽管如此,似乎仍非常有必要保护那些仍被王道士朝不保夕地保管着的任何汉文文书,以免它们遭受进一步损失和散落的危险,并使它们将来得以在西方受到必要的研究。[11]
斯坦因既然看出写经均系伯希和挑剩的物品,也说明它们是真品。
1914年4月4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3天。当日上午,斯坦因进入千佛洞第2号窟附近a号室(莫高窟第3窟),尝试性地剥移其甬道壁画,但没有成功。斯坦因在本日日记中记录说:
今天是刺骨寒冷的一天,颇似欧洲的冬天。上午,前往千佛洞第2号窟附近a号室(Ch.II.a.)。剥移其主甬道上方的一些小壁画画面,通过这种方法,进行了实验工作。在剥离靠左面的有小佛的侧画面时,这项工作第一次显示出其极度困难性。灰泥层异常坚固,还混有极度纤小的麦秸,都使它牢牢地粘附在砾岩的细沙砾上。剥移下来的画壁,只能是断裂的碎片。但是,灰泥层的坚固性,又导致断裂处的边缘部位仍保持着外廓分明的状况,这样将会方便以后的重新拼接工作。位于入口处上方的2号(ii)画面,以前曾被损伤过,菩萨坐像的头部已不见踪影。对这块画面的剥移工作,一部分是成功的。剩下的一片(右下方),不得不被单独剥下。这幅壁画是一件精美绝伦的标本,所展示的轮廓线自由舒展,干净利索,这正代表了千佛洞第2号窟附近a号室中的这些唐代壁画之特点。这些绘画的绘制方法,似乎属于真正壁画的那一类,要不然会就属于坦普拉(tempera)壁画的那一类,即用包含石膏的颜料作画。由亚·丘琪爵士(Sir A.Church)进行的分析工作,将是很有意义的。右侧的3号(iii)侧画面,在剥移过程中严重受损,只获得了一些残片。主题:坐佛群像,轮廓线纤细柔软。佛像双眸半闭,表情丰富。[12]
斯坦因记录千佛洞第2号窟附近a号室时,再次提到“千佛洞第2号窟附近a号室中的这些唐代壁画”,与今编莫高窟第3窟中的元代壁画不符。
关于斯坦因剥移壁画的事情,他在《亚洲腹地》中记录道:
我有机会亲自体验了一下壁画层后的砾岩表面所带来的特殊困难。有一个不足9英尺见方的小室,我编为千佛洞第2号窟附近a号室(Ch.II.a),位于石窟主群最北端。我在《塞林底亚》一书中,已叙述过该小室墙壁上的美丽壁画的伟大艺术价值。这些壁画显然用真正的壁画法绘制而成,不论是在风格方面,还是在技巧方面,都明显地不同于我在千佛洞的其他地方所观察到的壁画。由于种种原因,看起来我很想得到这些作品的样片,以用于专家们的检验。在通往小室的窄甬道的两侧,装饰有以同样技巧绘制的独立小画面。由于其位置暴露在外,已经受到损毁,因此也就为我的这一目的提供了合适的对象。剥离这些壁画的实验,证明是困难的。灰泥层中显然混合了大量的石灰,薄而极坚,牢牢地附在充满砾石的岩面上。尽管我们百般谨慎,想要在避免画面的大量破坏的情况下将其剥移下来,是不可能的。不过,由于这些破损使得灰泥层片留下了尖锐鲜明的边缘,将来这些画面在经过安德鲁斯先生(Mr.Andrews)那巧妙的双手拼接修复之后,仍有一线指望可将其非常自由的构图设计和优美流畅的线条略显一斑,使我们领略到该小室内优美而保存完好的画面构图之特征。[13]
不过,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于1914年4月剥移的莫高窟壁画标本,此后一直秘而不宣,不知所踪。
有关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研究的文章
1907年5月31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11天。按照斯坦因的计划,他本日要继续为莫高窟拍摄照片。由于王家彦担心使用武力有可能导致农民起义,进而对长久滞留敦煌的斯坦因造成人身伤害,于是不得不将他计划采取的军事行动向后拖延。由于斯坦因长期逗留莫高窟,引起了敦煌县官府的注意。......
2023-07-31
1907年初,王家彦被正式任命为署敦煌县知县。斯坦因抵达敦煌县的当天,敦煌县政府正在更换知县。斯坦因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并没有记录下他所见敦煌县知县的完整姓名,而只是称其为Wang Ta-lao-ye。该文又一次配发了那幅被称为“汪宗翰及其家人”的照片。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金荣华提出斯坦因所见敦煌县知县汪宗翰说之后,中外学者纷纷响应,似乎已成定论,汪宗翰成了须为敦煌文物外流负责的历史人物。......
2023-07-31
斯坦因在莫高窟为文物打包装箱过程中,计划装满12只箱子。王家彦到访后不久,林太清也来到千佛洞,其目的有二:一是观察斯坦因的行动,二是暗示或劝说斯坦因最好尽早离开敦煌这个是非之地。林太清首先向斯坦因暗示,敦煌县政府计划以武力镇压农民反抗,等斯坦因一离开就采取军事行动。斯坦因6月9日日记记录说:据林大人估计,敦煌现在的人口是8万人。[58]斯坦因访问敦煌期间,敦煌仍流行白喉。......
2023-07-31
斯坦因带着未能购买更多藏经洞文物的遗憾,于1907年6月12日离开莫高窟和敦煌县城。斯坦因是在肃州逗留期间听说敦煌发生动乱消息的。9月13日,斯坦因返回肃州,并在这里最后一次见到正在接受审问的王家彦。考察完毕后,斯坦因于7月22日下午3时到达肃州。自从斯坦因离开敦煌之后,王家彦便全神贯注地去处理采买粮事件。他们首先下令,立即关闭敦煌县城的城门,以及衙署的大门,还命令总数200多名的敦煌巡勇齐登署门,持枪炮警备。......
2023-07-31
斯坦因意外新获约230捆写本后,害怕继续逗留甘肃省境内会夜长梦多,决定尽快离开甘肃省,转移进新疆省境。斯坦因离开安西前,结清了前几天为包装新获230捆写本而购买棉布、纸张等方面的费用。[39]当日上午11时30分,斯坦因一行离开了安西。[41]斯坦因离开红柳园子后,一路向西,日夜兼程,于1907年10月12日走出甘肃省境,进入新疆省哈密直隶厅下辖的猩猩峡驿。......
2023-07-31
本日上午,斯坦因和蒋孝琬来到千佛洞第1号窟,伺机让王圆禄为他们打开藏经洞的室门。关于斯坦因第一次进入藏经洞的时间,他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为本日中午。[22]但根据斯坦因日记,他第一次入藏经洞的时间更有可能是在当日的上午。斯坦因在进入藏经洞之初,就开始对藏经洞周围环境进行观察,并推测藏经洞的封闭时间。从检查藏经洞文物的一开始,斯坦因便对藏经洞绘画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2023-07-31
图94斯坦因从西南方拍摄的莫高窟崖面而根据《契丹沙漠废墟》和《塞林底亚》,迎接者中还有王圆禄。[4](图95)斯坦因之所以故意不和王圆禄过多接触,是因为他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初次见面时以观察对手为主。斯坦因从前日到达莫高窟的那一刻起,就故意不与王圆禄直接接触。到5月22日上午,斯坦因也没有立即拜访王圆禄。......
2023-07-31
斯坦因从扎西德·伯克那里第一次听说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传说后,决定尽早去莫高窟探访一次,以证此传说是否属实。斯坦因来到敦煌时,随身带着沙畹著《根据夏-厄·保宁先生带回的拓片对十件中亚碑铭进行的考释》,内收保宁从敦煌莫高窟带回的4方碑拓。于是,斯坦因在蒋孝琬的帮助下,首先对莫高窟碑铭进行了调查。[16]不过,斯坦因初访莫高窟的主要目的,还是调查发现藏经洞的事情。......
2023-07-31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