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研究：1914年与敦煌县官员的交往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斯坦因计划在敦煌逗留8天时间，休整考察队，并为今后几个月在河西走廊的考察做准备。[21]斯坦因照例也要拜访敦煌县的主要官员。他于1914年1月17日到任敦煌县县知事，7月28日交卸，在任半年，刚好赶上斯坦因到访敦煌县。关于斯坦因拜访双禄事，李师爷所编《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所交中国官员名衔录》中没有记录。在与中国官员交往的过程中，斯坦因对李师爷的无能愈发不满。

斯坦因计划在敦煌逗留8天时间，休整考察队，并为今后几个月在河西走廊的考察做准备。斯坦因逗留敦煌县期间，自王圆禄初访之后，来访客络绎不绝，为斯坦因带来了各种情报。斯坦因在1914年3月25日日记中记录说：

穆斯林商人们到访，一帮乌合之众。林大人属下的军官们到访，他们还都记得我。沉湎于迷信当中的那位商人来访，就是他制作了唐僧的塑像等等。通过扎西德·伯克的几个儿子，搜集到有关毛目县等方面的信息。^[21]

斯坦因照例也要拜访敦煌县的主要官员。1914年3月25日中午，斯坦因拜访了敦煌县县知事刘治清。刘治清，字相丞，陕西泾阳人。他于1914年1月17日到任敦煌县县知事，7月28日交卸，在任半年，刚好赶上斯坦因到访敦煌县。据师爷李灼华编写的《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所交中国官员名衔录》，斯坦因在华所见第10名中国官员为：“刘治清，敦煌县”。某人旁注英译：Liu Chih-ch’ing，District of Tun-huang，直译为“敦煌县刘治清”。^[22]关于拜访刘治清的经过，斯坦因在1914年3月25日日记中记录说：

12时30分，拜访昂邦刘氏。骑马穿过旧世界的巴札，欣赏了它的纪念性牌坊，以及外光派绘画般的生活场景。这是对没有变化的中国的一瞥，令人感到高兴。衙门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但景色依然如画，这和王氏的时代一样。只是在衙门里，有一名可怜的替换者，取代了原来有教养的居住者。他是一位弱不禁风的青年人，睡眼惺忪，戴着一顶简直不像样的毡帽，这是现代理念的代表物。没有收到来自兰州的任何推荐信。返回后才获悉，每周一次发往安西的邮袋，正准备要出发。设法寄出了信封，内装发给马继业、公使馆和都督的电报稿。李氏似乎已经从他的冬眠中苏醒了过来。^[23]

斯坦因在《亚洲腹地》中也谈及他对刘治清的印象：

自从我前一次造访这里以来，革命已使得一个共和国政权取代了中华帝国。尽管发生了革命，但在作为中国本土西陲重镇的敦煌一带，看上去什么也没有发生变化，这里僻静安定，使人昏昏欲睡，正好像是我在第二次中亚考察的个人实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在我从前工作过的这一地点，最指望不上发生变化的是盛行着的拖拖拉拉的惯性力，没有一丝改变。因此，我很快就有机会在熟悉的敦煌县官衙门里感觉到，由于我的老朋友王大老爷被“少年中国”的一个代表所取代，而产生了那种差异。王大老爷富有学问，对我的工作充满了学术兴趣，只要当地条件及有限的资源允许，他时刻急切地准备着帮助我的工作。而那位懒洋洋的、抽大烟的“少年中国”的代表，则对他自己国家的过去丝毫不感兴趣。他假称尊崇“西学”，但唯一的表现是那套模仿欧式服装制作出来的很不像样子的西服。^[24]

斯坦因留下的各种记录显示，他对敦煌县县知事刘治清的印象不佳。

1914年3月25日下午，斯坦因还拜会了敦煌驻军长官沙州营参将双禄（1827—？）。双禄，号茀堂，满洲人。1893—1912年任嘉峪关营游击，驻守嘉峪关。1911年辛亥革命后，为自保而改籍北京大兴县。林太清于1912年自杀后，双禄继任沙州营参将（1914年10月1日后改称“敦煌县警备队长”，1916年7月改称“敦煌县警佐”）。关于斯坦因拜访双禄事，李师爷所编《1913—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所交中国官员名衔录》中没有记录。但斯坦因1914年3月25日日记中记录说：

扎西德·伯克结束了他前往央塔克-库都克的一次毫无收获的调查活动，来到这里。他带来消息说，穆哈默德·雅库伯·汗正在赶来。关于废墟、银价等等，长时间询问他，他真是一位忠诚的老援助者。其间，库尔勒的卡尔梅克人请求给他的兄弟治病！下午3时30分，拜访统领。发现他竟然是我在嘉峪关时的老主人双大人！这位和蔼可亲的老武士，在87岁（？）的高龄，仍精力充沛，能享受生活，这给李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论他坚守关门凡19年的经历，以及他目睹的那些穿过关门的各色人等。5时，正当我希望要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他来回访。^[25]

关于双禄，斯坦因在《亚洲腹地》中记录说：

使我感到更获幸运之神安抚的，是敦煌驻军指挥官这个人。我于1907年结交的那位好朋友，也就是魁梧而生机勃勃的林大人，可惜再也不可能在这里心甘情愿地为我提供帮助了，因为他已经如愿以偿地升入了天堂，呜呼哀哉！幸运的是，他的职务已被另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将双大人取代。1907年，当我第一次进入“长城内”时，双大人立在嘉峪关上，像一位真正的“门神”一般，非常友好地欢迎了我。在他的帮助下，最终我才得以获得向导和新添的骆驼，我想派遣测量员的考察分队独立执行任务，这些向导和骆驼是必需的。^[26]

显然，斯坦因对双禄的印象要好得多。

在与中国官员交往的过程中，斯坦因对李师爷的无能愈发不满。他在《亚洲腹地》中抱怨说：

由于现在已经踏在了真正的中国地面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觉到，在除了纯誊写工作以外的任何工作上面，我那虚弱而倦怠的书记员，即可怜的李师爷，是根本没有能力取代忠实而永远卖力工作的蒋师爷的。在各级衙门中，我都得亲自上阵谈判协商，正如在处理所有的与商人、劳工、向导等类人之间的实际问题中一样，这时我总是怀念着我在前一次考察中的那位不可多得的中国伙伴。^[27]

1914年3月26日下午，刘治清带着小儿子回访了斯坦因。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录说：

下午3时，刘氏回访。他看上去极度心烦意乱，睡眼惺忪。他还带来了他那年方5岁的儿子，头顶蓝色帽子，显露出少年中国对权威和行为举止的完全漠视。用糖块稳住这位民国的小公民，以防他撕毁我的书籍。父亲无精打采，对汉代文书略感兴趣。——经过谨慎的询问之后，他做出承诺，愿为我朝着安西方向的工作提供帮助。这一点显示，来自兰州的推荐意见要么还没有到达，要么就是打了折扣。^[28]

1914年3月26日傍晚，斯坦因重访了他于1907年居住过的院子。他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傍晚逃出，朝着南方，沿着大水渠，短时间溜达着散步。再访了我在1907年的住所，现在已是一片荒芜孤寂的废墟。其门窗等物已被拆除移走，只有悬挂在我的接待厅上方的那块漂亮的大匾额，仍保留在原处。”^[29]

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研究：1914年与敦煌县官员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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