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64第二次中亚考察前的斯坦因因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而激发起的国际中亚考察热,促使斯坦因很快就制订了计划,要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规模更大的第二次中亚考察。1904年9月14日,斯坦因正式向英属印度政府提交了第二次中亚考察申请书(图64)。斯坦因经过第一次中亚考察后,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这方面变得老练起来。1905年9月10日,清政府外务部为斯坦因缮写并颁发了用于第二次中亚考察的护照。......
2023-07-31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的成功,以及由此引发的更大规模的国际中亚考察竞争,促使斯坦因在1912年夏天决定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但此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随后中国政局也处于混乱状态。当斯坦因决定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之后,便经常与已升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的马继业通信,就当时中国新疆政治形势,以及进行新一次考察的可行性,征求马继业的意见。1912年10月14日,马继业从喀什噶尔给斯坦因写了一封催促信:
我建议您动身越快越好。因为德国的勒考克(A.von Lecoq)也正在期待着进行另一次考察,假如德国外交部没有因为俄国新闻报纸上就喀什噶尔骚动散布的危言耸听的谣言而推迟为勒考克申请中国护照的话,也许勒考克现在已经到达新疆南疆了。实际上,中国人(至少是此地的中国人)现在对待英国人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友好,如果您来了,我敢肯定您的那些官场老朋友们将会张开双臂欢迎您。[1]
于是,斯坦因于1912年11月23日向英属印度政府呈交了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的申请书。在申请书中,斯坦因初步制订的考察计划如下:
我拟于(1913年)8月初离开克什米尔,然后走一条经过罕萨的最短的路线。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从1913年10月到1914年3月间的整个季节,用于我的冬季战役,沿着宽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淖尔沙漠进行考察。在从1914年4月到10月的这段时间里,我将致力于在吐鲁番、哈密周围以及天山北麓地区进行考察。1914年至1915年的这个秋季和冬季,还可以用来处理那些需要长期发掘的遗址。到了1915年春季,我将返回喀什噶尔,然后将我的搜集品运送回国。1915年6月至9月的这几个月时间,特别适合于我在乌浒水(阿姆河)以北的山谷里进行计划中的工作。在那一年剩下的几个月时间里,我将取道塞斯坦,完成返回印度边境的旅程。[2]
根据斯坦因的这份考察计划,他的第三次中亚考察重点在新疆,因此并未特别提到甘肃省。这一点暗示,他在最初制订第三次中亚考察计划时,尚没有再访敦煌县的打算。
斯坦因在其第三次中亚考察的申请书中,向英属印度政府提出了一些特殊要求,其中包括为他申请中国护照一事:
我在筹备前一次旅行(即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曾通过大英国王陛下驻北京公使为我获取了中国护照。该护照上特别地标明了我的官职,给我了一个适当的汉文官衔。这一点,在后来的考察过程中被证明是非常有好处的,大大有助于我从中国各省政府官员那里获取他们心甘情愿的帮助。假如我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的这些建议能获得批准的话,我请求立即采取步骤,以便能为我获取一份必要的中国护照,这份中国护照能使我在新疆以及甘肃进行旅行,护照上要标明我的官职和衔位,而且这次所标的官衔绝不应该低于前一次所写的那一个官衔。[3]
斯坦因既然要求“这份中国护照能使我在新疆以及甘肃进行旅行”,也说明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进入甘肃考察的打算。1913年5月17日,英属印度政府批准了斯坦因的第三次中亚考察计划。
但英属印度政府随后为斯坦因申请中国护照时,并没有遵循以前的程序,即通过英国驻北京公使向中国的中央政府申请护照,其原因如下。一是因为时间紧张,斯坦因计划于1913年7月底起程考察,而英属印度政府批准考察计划的时间太晚了,这中间只有短短的两个多月,难以办妥从北京的北洋政府那里申请中国护照的手续。二是因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全国政局紊乱,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能够完全控制全国局势的中央政府。三是因为辛亥革命后新疆形势混乱,新疆自1912年1月发生伊犁起义后局势动荡,新派旧派纷争不息,南疆北疆并不统一,1912年6月继任为新疆都督的杨增新(1864—1928)虽然拥护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但在1913年上半年时尚未控制全疆(图142)。在这种情况下,英属印度政府转而要求马继业设法在新疆喀什噶尔就地为斯坦因获取一份护照。
图142 杨增新像
1913年7月25日,马继业从新疆喀什噶尔观察使王丙坤处为斯坦因申请到了第一份拟用于第三次中亚考察的中国护照。民国初年,新疆喀什噶尔道尹曾改称喀什噶尔观察使,王丙坤于1913年3月5日任喀什噶尔观察使,同年8月6日卸任。[4]由王丙坤为斯坦因发放的护照全文如下:
护照。
喀什噶尔观察使兼交涉事宜王(丙坤)为给发护照事。
照得本观察使,现准英国驻喀总领事兼副按察使马(继业)照开:“前印度总理教育大臣司掌院代诺重来新疆游历,请给护照,议明由坎巨提绕道蒲犁来喀,再由英、莎、叶、皮、和、洛、于、若羌、新平至喀喇沙尔,即由库、拜、阿克苏、巴、伽各处回喀返国”等因前来,除具报并移行外,合行缮发护照。为此,仰经过各县即按条约加意保护,并谕令各头目妥为照料,毋稍疏虞,须至护照者。
右护司大臣代诺。准此。
大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七月二十五号。
本观察使王(丙坤)。[5]
在该护照上,钤有清朝遗留下来的汉、满、维吾尔文“分巡甘肃喀什噶尔等处地方兵备道之关防”印文。
马继业为斯坦因申请到用于其第三次中亚考察的第一份护照后,斯坦因迫不及待,利用民国初年中国的混乱局势,在未获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颁发游历护照的情况下,于1913年7月31日离开克什米尔斯利那加,踏上其第三次中亚考察的行程。9月7日,斯坦因从帕米尔明铁盖关进入中国境内,然后经塔什库尔干、英吉沙尔等地,于9月21日到达喀什噶尔,由马继业接待(图143)。
斯坦因逗留喀什噶尔期间(1913年9月21日至10月9日),在马继业和蒋孝琬的帮助下,聘用李灼华为师爷。但斯坦因在喀的主要目的,是在当地为其第三次中亚考察申请一份新的游历护照。
图143 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旧址
促使斯坦因更换中国护照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王丙坤已于8月6日卸任喀什噶尔观察使一职,以他的名义颁发的护照也因此失去了实际效力。第二,在王丙坤发放的护照上,并没有刻意强调斯坦因的官衔,而只是称斯坦因为“前印度总理教育大臣”,这显然比不上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持中国护照上的印度“总理教育大臣”、“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等官衔。因此,王丙坤所发护照并没有满足斯坦因提出的“在护照上要标明我的官职和衔位,而且这次所标的官衔绝不应该低于前一次所写的那一个官衔”等要求。第三,在王丙坤所发护照上,旅行线路仅限于新疆省境内,而未包括甘肃省。斯坦因到达喀什噶尔后,改变了原定考察计划,决定将甘肃省也纳入其重点考察范围,将位于内蒙古额济纳地区的哈拉浩特(黑城)遗址定为考察的最东点。王丙坤所发护照在旅行线路上不能满足斯坦因的新要求,斯坦因觉得有必要更换中国护照。王丙坤在发放护照时,依据的是马继业的照会,马继业之所以在照会中未将甘肃省包括在旅行范围之内,大概是因为他考虑到新疆喀什噶尔观察使王丙坤的权限无论如何也无法延伸到甘肃省境内这一事实。
当时喀什噶尔观察使一职像走马灯一样地更替,以至于在斯坦因看来,马继业才是“这片土地上最具影响力的大腕人物”,因为“无论在当地人民中间,还是在统治他们的中国官员中间,他都享有广泛的和应得的尊敬”。[6]在这样的形势下,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于1913年9月底决定以马继业的名义,为斯坦因发放一份用于在新疆、甘肃境内考察的第二份游历护照。该护照的文本,由“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汉文秘书长”蒋孝琬起草缮写,写好后由“中华民国护理新疆喀什噶尔等处地方观察使兼交涉事宜”张应选加上喀什噶尔地方官府的官印予以认可。根据胡正华主编《新疆职官志(1762—1949)》记载,王丙坤于1913年8月6日卸任后,朱瑞墀和常永庆先后短暂担任过喀什噶尔观察使一职,张应选于1913年11月25日任护喀什噶尔观察使,卸任日期不详。[7]但根据牛津大学藏斯坦因档案,斯坦因于1913年9月21日至10月9日间在喀什噶尔逗留时所见当地最高地方官为“护喀什道”张应选,因此可断定张应选任护喀什噶尔观察使的时间应该更早些。[8]在马继业看来,即使将来张应选去职,这份由英国总领事馆发放、中国地方官加印认可的护照,至少从形式上讲仍然是具有效力的。而且,由英国领事官出面发放的护照,也便于按照斯坦因的要求为他设计个官衔,并将甘肃省纳入到斯坦因的旅行范围之内。
由马继业发放、蒋孝琬起草缮写、张应选加印认可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所持第二份中国护照,全文如下:
护照。
大英钦赐音底引排尔[9]二等宝星、驻扎新疆喀什噶尔总领事官兼副按察使马(继业)为给发护照事。
照得前清《天津条约》第九款内载:“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等因,现准本国钦赐二等宝星、状元修撰、前印度总理教育大臣司君代诺函称:渠拟由印度前赴新疆、甘肃游历,请给护照前来,准此,合行发给护照,应请大中华民国各处地方文武员弁验照放行,务须随时保卫,以礼相待,沿途需用粮料、柴草、人工、牲畜诸事,并希代为购雇,为此给护,须至护照者。
右照给司君代诺收执。
大英西历一千九百十三年、大中华民国二年九月日给。
大中华民国新疆护理喀什噶尔等处地方观察使兼交涉事宜张(应选)加印。[10]
该护照为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发放的“护字第一号”护照,钤有英文“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官印和汉、满、维吾尔文“分巡甘肃喀什噶尔等处地方兵备道之关防”,马继业在护照左上角用英文注明:“为斯坦因旅行新疆、甘肃用,署期1913年9月。”
马继业在斯坦因起程考察之后,于1913年12月23日给英国驻华公使馆临时代办贝尔比·艾斯敦(Beilby Alston,1868—1929)写了一封汇报信,首次介绍了斯坦因的护照情况,然后介绍了斯坦因的新定行程:
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奉印度政府之命,为了考古学和地理学研究的目的而来中亚进行考察,他已于10月份经罕萨抵达喀什噶尔。现在,他正凭借着我给他发放的一份汉文护照,前往新疆、甘肃旅行,这份护照上钤有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官印和喀什噶尔观察使的官印。他现在的行踪应该在若羌县(经度88度,纬度39度)一带。到1914年初春,他打算前往敦煌、安西、肃州和甘州,此后于4月份至5月份前往蒙古的额济纳地区。[11]
马继业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还特别强调说:
在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护照上,他被说成是“大英钦赐二等宝星、前印度总理教育大臣、状元修撰司代诺”。[12]
我们判断,这一串汉名官衔很可能是由蒋孝琬精心设计出来的。在马继业的这封英文信中,仅将斯坦因的官衔特意用汉字写出,而没有提供英文对应词。这明显地反映出,他们为斯坦因设计的这一串官衔,与斯坦因的实际身份是否相符合,连马继业本人也是感到心虚的。
1913年12月25日,马继业又给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Jordan,1852—1925)打电报(图144),介绍了斯坦因的护照情况:
印度政府委派奥莱尔·斯坦因爵士为了地理学和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探访中亚。目前斯坦因应该在罗布淖尔周围一带。他是拿着我给他颁发的一纸护照去旅行的,该护照适用于甘肃省和新疆省,该护照上钤有喀什噶尔道台的官印。[13]
图144 朱尔典像
1914年2月28日,朱尔典为斯坦因考察甘肃事致函北京的北洋政府外交部,首次向北洋政府通报了斯坦因的护照情况:
印度政府派遣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中亚进行以考古学研究为目的探险旅行,我得到来自喀什噶尔的消息说,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已离开喀什噶尔,前往甘肃。
奥莱尔·斯坦因爵士被提供了一份有喀什噶尔观察使签印的护照。他将途经敦煌、安西、肃州和甘州,并希望能越过边界进入蒙古,探访额济纳地区。他预期在3月份到达甘肃。[14]
当北洋政府外交部得知此事时,斯坦因已经在新疆从事了4个多月的考察工作了。由于袁世凯北洋政府在外交上倚重朱尔典,此后也没有就斯坦因的护照问题提出过任何异议,反而还应朱尔典的要求屡次给新疆、甘肃两省政府下达过要求尽力保护斯坦因旅行的电令。
斯坦因要从新疆方向前往哈拉浩特遗址,就必须经过河西走廊,第一站就是敦煌县。这就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再访敦煌县和莫高窟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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