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第二次考察：后藏经洞文物命运研究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斯坦因于1907年在莫高窟考古期间，曾打算从王圆禄手中将藏经洞文物全部买走。斯坦因结束第二次中亚考察后，一直惦念着留在藏经洞里的文物。1907年斯坦因和王圆禄在敦煌莫高窟进行多次秘密交易的结果，给英国带去了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所谓的“斯坦因搜集品”。1907年以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物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0年5月，官府解运委员将藏经洞剩余文物装入6辆大车中，运往北京。

斯坦因于1907年在莫高窟考古期间，曾打算从王圆禄手中将藏经洞文物全部买走。据斯坦因1907年5月27日日记记录说：“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只购买其中一部分的话，将意味着有可能造成大混乱与大破坏，我必须竭尽全力地去拯救整个收藏品。”^[43]斯坦因甚至考虑过为此目的而愿支付的价钱，并让师爷蒋孝琬转告给王圆禄。譬如斯坦因在《塞林底亚》中记录说：“我已经授权蒋氏，为了得到这批收藏品，假如能够整体出让的话，可以答应出一大笔钱（40个‘马蹄银’，大约相当于5000卢比；如果需要的话，我本来还愿意加倍）。”^[44]按当时每个马蹄银重50两计算，40个马蹄银相当于2000两白银，该数加倍后应是4000两白银。但不知何故，蒋孝琬最终未能将此信息传递给王圆禄。按斯坦因1914年4月5日日记记录：“他（王圆禄）矢口否认过去曾听蒋氏说过我的一件提议，即当时我打算出5000太尔（两，应为‘卢比’ 之误），要完整地买下全部收藏品！”^[45]结果，斯坦因于1907年只能分3批购买下一部分藏经洞文物。斯坦因结束第二次中亚考察后，一直惦念着留在藏经洞里的文物。

1907年斯坦因和王圆禄在敦煌莫高窟进行多次秘密交易的结果，给英国带去了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所谓的“斯坦因搜集品”。同时，斯坦因也给西方人带去了一个让他们一直视为浪漫传奇的“来自千佛洞的‘道士的故事’”（‘the Prieste’s Tale’from the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46]。但是，西方人应该理解，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结果，斯坦因首次将敦煌文物大规模转移到西方去，使此后一百年间中国学术界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中国学者陈寅恪（1890—1969）记录下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之说，^[47]正是百年来中国学人的内心感受。

1907年以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物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8年2月14日至5月30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步斯坦因后尘，来敦煌县考古。其间，他于1908年3月3—26日在藏经洞里挑选出文物精华数千件，用500两白银买走。^[48]1909年7月10日至10月11日，伯希和在北京逗留期间，向中国学者展示了随身携带的数十个敦煌卷子，并说明藏经洞里仍有大量残卷的情况，导致清朝学部于1909年10月5日给陕甘总督府拍发《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请将藏经洞剩余文物收购并解运北京。1910年，在陕甘总督长庚、敦煌县知县陈泽藩主持下，清朝学部用重金将莫高窟劫余残经8679卷买下，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督运北京。但在官府清点、转运之前，王圆禄已将大量藏经洞文物秘密隐藏起来，其中一部分卷子被封存在莫高窟第351窟的两个转经筒中。1910年5月，官府解运委员将藏经洞剩余文物装入6辆大车中，运往北京。这批文物从出洞那一刻起，直到入藏学部，一路上不断被盗。^[49]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民国建立，敦煌历史也进入了新篇章。就在武昌起义爆发之日（10月10日），由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派出的第三次中亚考察队队员吉川小一郎到达莫高窟，是最早在莫高窟活动的日本人。吉川在敦煌县城和莫高窟逗留期间，多次从王圆禄和其他路人那里购买到藏经洞出土唐人写经。1912年1月30日，大谷光瑞考察队另一名队员橘瑞超也到达莫高窟。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逗留敦煌期间，先后从王圆禄手中买得大约500件写经。^[50]根据吉川小一郎的日记，在他们见到的写经中，已开始出现赝品。

据吉川小一郎1912年1月22日日记记录：“一中国人携来唐经4卷，其中一卷是未曾见过的完整卷子。我立即宣称我全部不要。他顿然作色，说难道这是赝品吗。我言下之意是说它们全是赝品，并试着询问：全部能值多少钱。他说值30两。我说如果值3两的话我就买下，他表情愕然但又不肯离去。最后以5两的价钱将4卷全部买下。郁闷的情绪畅通了许多。”^[51]从吉川小一郎这一天的日记开始，就经常提到赝品问题。1912年1月26日，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在敦煌偶然相会。1912年2月3日，王圆禄带着200个包括赝品在内的卷子，进敦煌县城向吉川小一郎、橘瑞超出售。吉川小一郎在1912年2月3日日记中记录道：“晚上七时，道士携带经卷200卷来。好像是故意地将赝品插了进去，所以要将它们分成上、中、下三类，分类工作一直做到半夜。”^[52]吉川小一郎关于敦煌卷子赝品的记录非常重要，说明自民国初年开始，敦煌一带就有了伪造藏经洞写经的活动，王圆禄肯定参与其事。

【注释】

[1]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350.

[2]斯坦因1907年10月31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53v张。

[3]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p.336-337.

[4]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p.376-377.

[5]908年6月10—11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5号，第115张。

[6]斯坦因1908年6月11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77张。

[7]William Frederick Mayers，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A Handbook of Biographical，Historical，Mythological，and General Literary Reference，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4.

[8]908年6月23—28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5号，第122v—124张。

[9]斯坦因1908年6月13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77v张。

[10]斯坦因1908年6月14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77v张。

[11]斯坦因1908年6月18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80张。

[12]斯坦因1908年6月1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78张。

[13]斯坦因1908年6月22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81v张。

[14]斯坦因1908年6月23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82张。

[15]斯坦因1908年6月26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84张。

[16]1908年6月23—28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5号，第123张。

[17]斯坦因1908年6月30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85v张。

[18]斯坦因1908年7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87v张。

[19]1908年7月6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5号，第128张。

[20]1908年7月15日斯坦因致安德鲁斯信，斯坦因手稿第37号，第128—128v张。

[21]斯坦因1908年7月9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89v张。

[22]斯坦因记事簿，1908年7月9日条，斯坦因手稿第144号，第44v张。

[23]斯坦因《190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间包装的古物箱子内容清单》（1908年7月21日），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118—118v张。

[24]斯坦因记事簿，1908年7月12日条，斯坦因手稿第144号，第45张；斯坦因《190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间包装的古物箱子内容清单》（1908年7月21日），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119张。

[25]斯坦因1908年7月10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89v张。

[26]斯坦因1908年7月11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90张。

[27]909年安德鲁斯编写的斯坦因文物箱子开箱记录，斯坦因手稿第37号，第119张。

[28]1909年安德鲁斯编写的斯坦因文物箱子开箱记录，斯坦因手稿第37号，第119张。

[29]1909年安德鲁斯编写的斯坦因文物箱子开箱记录，斯坦因手稿第37号，第120张。

[30]910年1月13日庄延龄致斯坦因信，斯坦因手稿第101号，第164张。

[31]1910年4月27日伯希和致斯坦因信，法文手写原件藏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斯坦因通信第8号。

[32]910年5月3日斯坦因致伯希和信，英文手写原件藏吉美博物馆，伯希和手稿，Pel.C.62a.，暂编第1件，第2—3张；英文手写炭纸复写件藏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斯坦因通信第8号。

[33]1910年5月3日翟理斯致伯希和信，法文手写原件藏吉美博物馆，伯希和手稿，Pel.C.62b.，暂编第22件，第51—52张。

[34]1910年5月7日伯希和致斯坦因信，法文手写原件藏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斯坦因通信第8号。

[35]910年5月12日斯坦因致伯希和信，英文手写原件藏吉美博物馆，伯希和手稿，Pel.C.62a.，暂编第3件，第4—7张；英文手写炭纸复写件藏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斯坦因通信第8号。

[36]Aurel Stein，Serindia，Vol.II，p.917.

[37]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p.217-218.

[38]912年10月14日翟理斯致伯希和信，手写原件藏吉美博物馆，伯希和手稿，Pel.C.62b.，暂编第23件，第53—54张。

[39]Aurel Stein，Serindia，Vol.III，p.1318.

[40]L.Giles，‘Dated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Part I，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BSOS），Vol.7，1935，pp.809-836； Part II，BSOS，Vol.8，1936，pp.1-26； Part III，BSOS ，Vol.9，1937，pp.1-25； Part IV，BSOS，Vol.9，1937，pp.1023-1046； Part V，BSOS ，Vol.10，1940，pp.317-344； Part.VI，BSOS，Vol.11，1943，pp.148-173.

[41]Lionel Giles，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1957.

[42]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商务印书馆编（王重民主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5月，第109—252页。

[43]斯坦因1907年5月27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67v张。

[44]Aurel Stein，Serindia，Vol.II，p.824.

[45]斯坦因1914年4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9号，第17v张。

[46]Aurel Stein，Serindia，Vol.II，p.830.

[47]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书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236页。

[48]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第85—93页。

[49]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第93—108页。

[50]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第109—115页。

[51]吉川小一郎1912年1月22日日记，吉川小一郎「支那紀行」，上原芳太郎編『新西域記』，東京：有光社，1937年4月，下卷，第595—596頁。

[52]吉川小一郎1912年2月3日日记，上原芳太郎編『新西域記』，下卷，第59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