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研究：1907年藏经洞文物抵达伦敦过程

没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的蒋孝琬，要为数目庞大的敦煌汉文文献编纂目录，谈何容易。斯坦因在包装文物过程中，也逐渐看出蒋孝琬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对全部敦煌汉文文献的编目工作。于是，当斯坦因在包装完第66号箱子后，于1908年7月9日要求蒋孝琬中止编目工作，以便尽快为全部敦煌汉文写本打包装箱。至此时，蒋孝琬一共为1318件敦煌汉文写本编写了简目（第1—1318号）。

1908年7月9日，斯坦因将蒋孝琬已完成编目的1318件写本装入6只箱子里（第67—72号箱子）。据斯坦因1908年7月9日日记记录：“为师爷检查过的汉文写本打包装箱，处理完第67—72号箱子。”^[21]根据斯坦因记事簿1908年7月9日条记录：“第67号箱子：汉文写本，第1—265号。第68号箱子：汉文写本，第266—478号。第69号箱子：汉文写本，第479—692号。第70号箱子：汉文写本，第693—947号（系统分类工作尚未全部完成）。第71号箱子：汉文写本，第948—1145号。第72号箱子：汉文写本，第1146—1318号； 外加尚未编号的两捆子。”^[22]根据斯坦因于1908年7月21日编写成的《190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间包装的古物箱子内容清单》，他于190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间包装的95箱子文物、书籍、底版等物中，经蒋孝琬编目过的6箱子敦煌汉文文献（第67—72号箱子），装箱情况与斯坦因记事簿所记大同小异。^[23]

至于蒋孝琬尚未来得及编目的其余敦煌汉文文献，均被斯坦因分散包装在其他箱子里。装有藏经洞文物的箱子共有29只，包括24箱写本和5箱绘画品。蒋孝琬编写好的纸条目录，于1908年7月12日被斯坦因装入第91号箱子里。根据斯坦因记事簿1908年7月12日条和斯坦因《190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间包装的古物箱子内容清单》记录，他于当日包装的第91号箱子里，装有“汉文写本的目录”。^[24]

190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间，斯坦因将他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所有文物以及书籍、底版等各种物品装入95只箱子里。其中，装有藏经洞文物的箱子共有29只，包括24箱写本和5箱绘画品。被编为第73—79号的7只箱子，共装斯坦因在安西所获藏经洞写本101捆。^[25]被编为第80—88号的9只箱子，共装斯坦因在安西所获藏经洞写本127捆。^[26]总之，斯坦因在安西所获第三批藏经洞写本，又被装入了16个箱子里（第73—88号箱子），一共装有写本228捆，大致符合230捆的数目。

斯坦因将文物装箱完毕后，于1908年8月1日派遣运送文物的队伍从和阗起程，运往印度（图139）。斯坦因本人向蒋孝琬道别后，于1908年8月3日离开和阗，进入南方的山脉考察，于10月3日返回印度一侧。1909年1月21日，斯坦因返回英国伦敦。斯坦因在和阗封存的29箱子藏经洞文物，也于1909年1月运抵伦敦，入藏大英博物院。

图139　斯坦因的文物运输驼队在和阗等待起程

斯坦因于1909年1月返回欧洲后，他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献类文物的开箱和整理工作，在大英博物院地下室缓慢进行，由其好友安德鲁斯负责。根据安德鲁斯编写的不完整开箱记录：“截至1910年1月7日，没有打开的箱子（标为红色）还有56只，已打开的箱子共37只。”^[27]由蒋孝琬完成编目的6只写本箱子，至此均已打开。其中，第68号箱子（内装蒋编第266—478号）于1909年“4月8日开箱，内装18包”，第70号箱子（内装蒋编第693—947号）于1909年“4月9日开箱，内装12包”。^[28]其余的第67号箱子（内装蒋编第1—265号）、第69号箱子（内装蒋编第479—692号）、第71号箱子（内装蒋编第948—1145号）、第72号箱子（内装蒋编第1146—1318号），虽未记录开箱时间，但也应在1909年4月内。内装蒋孝琬所编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的第91号箱子，于1910年“1月开箱”。^[29]

图140　翟理斯像

1909—1910年，当内装斯坦因所获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所有箱子被陆续打开后，大英博物院东方印本与写本部管理员莱昂纳尔·翟理斯（Lionel Giles，1875—1958）开始着手为敦煌汉文文献编写一份简目（图140）。翟理斯掌握着“蒋孝琬目录”，这大大方便了他的工作。1909年年底，斯坦因给英国汉学家庄延龄 （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写信，征求他对敦煌汉文文献考释者人选的建议。庄延龄于1910年1月13日给斯坦因写信说：“在整个欧洲，有能力直接以第一手资料了解历史事实的人，不超过5个。沙畹和伯希和，算是其中的两个。”^[30]1910年1月14—16日，斯坦因在法国巴黎逗留。他在巴黎见到的东方学家中，包括沙畹和第二个进入藏经洞攫宝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这是斯坦因与伯希和的第一次会面。斯坦因和伯希和见面过程中，邀请伯希和为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制目录，伯希和初步答应，斯坦因承诺先将“蒋孝琬目录”寄给伯希和，让伯希和大致了解一下内容。

斯坦因返回英国后，向大英博物院东方印本与写本部主任莱昂纳尔·大卫·巴尔奈特（Lionel David Barnett，1871—1960）和翟理斯提出建议，希望能尽早将“蒋孝琬目录”寄给伯希和。因翟理斯本人也热衷于编目工作，也正在参考“蒋孝琬目录”，故迟迟未将“蒋孝琬目录”寄给伯希和。1910年上半年，斯坦因与伯希和多次通信，协商伯希和为英藏敦煌文献编目事。伯希和于1910年4月27日从巴黎写给斯坦因的一封短信中抱怨说，巴尔奈特和翟理斯并没有将“蒋孝琬目录”寄给他。^[31]斯坦因收到伯希和来信后，于1910年5月3日给伯希和写了回信，信中说：“还存在一些类似的误会，看上去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像我在1月份访问伦敦时所打算的那样，将蒋师爷的目录纸条给您寄去。……至于目录纸条，只要我一收到您的回信，就能拿到它们，并寄送出去。但是我希望，我们现在应该可以指望您很快就来。因此，似乎不值得为了短短几天时间的缘故，就让这些沉重的包裹拖累您。更何况，在转运过程中还存在着丢失的可能性。”^[32]显然，此时斯坦因的主要目的是邀请伯希和来伦敦检查敦煌写本原件，觉得已无必要再将蒋孝琬目录寄给伯希和。

就在斯坦因给伯希和写信的同日，即1910年5月3日，巴尔奈特命令翟理斯将“蒋孝琬目录”装入一只包装盒里，从英国伦敦寄给了伯希和。翟理斯给伯希和寄送“蒋孝琬目录”的同时，还给伯希和写了一封法文信，信中说：“（大英博物院）东方（印本与写本）部主任巴尔奈特博士，要求我尽早地将斯坦因博士所获写本的目录卡片转寄给您，它们是由斯坦因博士的小伙计编写的。因此，我把它们单独装在一个盒子里，现在寄给您。您收到此信的同时，想必也已经收到它们了吧。现在讨论的这些卡片，所包含的写本数目还不到写本总数的一半。不过，在您本人有可能亲自到访大英博物院之前，它们还是完全能够发挥一般的作用的。”^[33]

伯希和收到翟理斯寄给他的“蒋孝琬目录”后，于1910年5月7日从巴黎给斯坦因写了一封回信。伯希和在信中说，他已翻检了“蒋孝琬目录”，从中了解到斯坦因搜集品的大致内容。^[34]斯坦因收到伯希和的信后，于1910年5月12日给伯希和回信说：“我的师爷为我们从千佛洞获取的汉文搜集品编写了粗略的纸条目录，大约占其总数的1/3多一点。获悉那些纸条目录已足以将具有特殊意义的材料展示给您，又获悉我们可以在编制一份目录方面指望您的宝贵合作，这真让我感到鼓舞。”^[35]

1910年6月，大英博物院邀请伯希和来伦敦，鉴定斯坦因所获藏经洞汉文写本的价值。6月25日，伯希和离开巴黎，前往伦敦，以检查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写本。按照常理，已翻阅过“蒋孝琬目录”的伯希和，来伦敦时应该随身携带着“蒋孝琬目录”，以便交还给大英博物院。6月27日至7月13日，伯希和在大英博物院调查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写本。伯希和的鉴定结果如下：“斯坦因博士从敦煌带回来的汉文写本，如果从清单的角度划分的话，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种类：（一）完整的或者是尺寸相当大的卷子装写本，大约包括3000件写本； （二）散离的纸片或者是残片，包括5000件至6000件。……完整写本的绝大部分属于佛教文献著作，收录于中国版和日本版的佛教大藏经中。”^[36]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也确认：“他（伯希和）的调查显示，汉文写本的总数达到9000多件，其中的大约1/3是由完整的典籍卷子构成的，另外的大约2/3是零散的文书和残破的典籍。”^[37]

根据伯希和的鉴定结果，英藏敦煌写本中，完整或较完整的汉文写本数目是3000件，占总数的1/3，绝大部分属于佛典。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说他在安西所获第三批藏经洞文物的数量是“230捆子写本，大体上包括将近3000件典籍卷子，绝大多数都是汉文佛经和藏文佛教著作”。可以确认，占斯坦因所获藏经洞汉文文献总数约1/3的约3000件完整的佛典卷子，基本上都属斯坦因在安西获得的第三批藏经洞文物。

在鉴定完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文书之后，伯希和要求斯坦因将全部汉文写本的系统编目工作交给他来完成，他将从1910年10月开始工作。但到1911年2月，伯希和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为他特设的“中亚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讲座教授”，繁忙的科研教学工作使他的编目工作进展缓慢。

1912年10月2日，伯希和给当时主管斯坦因搜集品的弗洛伦斯·玛丽·格兰·罗里梅尔（Florence Mary Glen Lorimer，1883—1967）写信，要求将一些特指的敦煌汉文写本挑选出来寄给他（图141）。罗里梅尔将该信转交给主管汉文写本的翟理斯。1912年10月14日，翟理斯给伯希和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请允许我提及，大约一年以前，我把蒋师爷的简略目录过了一遍，并且标出了一些在我看来特别有趣的东西。我发现，它们包括了您现在指出的所有那些东西。”^[38]这段话说明，伯希和归还“蒋孝琬目录”的时间，肯定在1911年10月之前。此后，“蒋孝琬目录”又掌握在了翟理斯的手中。

图141　罗里梅尔像

到了1913年，由于种种原因，伯希和为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目的工作进展越来越缓慢。1913年6月后，伯希和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在给巴尔奈特等人写信时表示要放弃编目工作。1913年7月31日，伯希和给巴尔奈特写信，正式宣布他放弃为斯坦因写本编目的工作。至此，运抵巴黎的第一批英藏汉文文献尚未全部编完，只编了大约2000余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伯希和应征入伍，出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直到大战结束后才重返法国。所以，伯希和为英国藏敦煌汉文写本编目的计划最后只好全部放弃。

在这种情况下，翟理斯于1919年主动接替了为英藏敦煌汉文文献进行编目的工作。但翟理斯的编目工作也同样缓慢，斯坦因于1921年出版《塞林底亚》前，未能充分利用其编目成果。以至于斯坦因在《塞林底亚》中，念念不忘“蒋孝琬目录”：“关于他（蒋孝琬）的第二项工作（为敦煌汉文写本编目），我只提一个事实，就足以让我现在愈发赞赏蒋师爷获得的成就。这个事实是，自从数千件写本被安全地存放到伦敦之后，已经过去了许多年，而我们却一直未能获得一部完整的目录。在和阗的那几个炎热得让人困倦的星期中，蒋师爷竟能为占总数大约1/3的写本编出一份纸条目录来。”^[39]

翟理斯接手斯坦因汉文写本的整理编目工作后，首先对有纪年的写本进行编目。在某种程度上，翟理斯的这种做法是受了“蒋孝琬目录”的影响。翟理斯对有纪年敦煌汉文写本的编目成果，总题为《斯坦因搜集品中有纪年的汉文写本》，于1935—1943年间分6次连载于英国伦敦《东方研究学院学报》（后改名《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7—11卷上。^[40]斯坦因于1943年去世时，“翟理斯目录”仍未编成。直到1957年，“翟理斯目录”才得以出版，即翟理斯以原件为基础编纂的《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分类解说目录》，于1957年由大英博物院董事会出版。^[41]至此，“蒋孝琬目录”的学术价值完全丧失。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讲，“蒋孝琬目录”至少具有收藏价值。因此，希望英国国家图书馆能善待其原稿，解释其收藏情况。

有关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各种目录，迄今已正式出版、发表者多达近十种，或详或简，各有优缺点。其中，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力最为久远者，当属英文版“翟理斯目录”和中文版“刘铭恕目录”。所谓“刘铭恕目录”，指中国学者刘铭恕（1903—1975）依据大英博物院与日本东洋文库合拍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缩微胶卷编纂的《斯坦因劫经录》，作为目录学家王重民主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第二部分，于196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42]关于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编纂史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基础课题和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遗憾的是，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编纂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目录，即“蒋孝琬目录”和“伯希和目录”，迄今仍鲜为人知。蒋孝琬受雇于斯坦因之前，大半生为甘肃、新疆的地方官当“师爷”（私人秘书），没有任何学术背景，没有历史学、文献学的专业知识。由他编纂的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必定不会具有太高的学术价值。而伯希和是继斯坦因之后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欧洲人，在接手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目工作之时，已是西方最具权威的汉籍目录学家。由他编纂的英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理应成为最具权威的学术工具。“蒋孝琬目录”和“伯希和目录”固有天壤之别，学术水平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也有一些共同之处。譬如它们均系半途而废，只涵盖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一部分，从未正式出版等等。正是这些特点，导致它们在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研究的百余年历史上，不曾显露过真面目，更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它们。笔者以为，“蒋孝琬目录”和“伯希和目录”作为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第一号目录和第二号目录，都应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蒋孝琬目录”，不论其学术水平如何低劣，毕竟是由中国人最早编纂的敦煌汉文文献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