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孝琬关注藏经洞文物编目过程中的纪年问题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蒋孝琬在编目过程中对题记年代的关注，始于1908年6月13日。几乎每天晚上，蒋孝琬都要向斯坦因汇报他编目的进展情况，尤其是在纪年方面的发现。蒋孝琬列表提示“建初十二年”应相当于87年，误导了斯坦因对藏经洞出土写本时代上限的判断。蒋孝琬在斯坦因的指导下，在编目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刻意寻找带有纪年题记的写本，并于1908年6月30日将它们排列成表。

蒋孝琬在编目过程中对题记年代的关注，始于1908年6月13日。据斯坦因本日日记记录：“师爷发现，在一部‘经’ 的题记中，标注着该‘经’ 抄于敦煌的时间相当于公元718年！希望能出现更多早期的典籍。”^[9]斯坦因1908年6月14日日记中也记录说：“更多有纪年的题记被师爷发现。从公元535年开始的‘大统’ 年号，从公元561年开始的‘保定’ 年号。”^[10]斯坦因1908年6月18日日记记录：“师爷完成了对第二只装典籍的箱子的检查工作，只发现了几个‘太平’ 年号的日期。”^[11]所谓“太平”年号，实际上是北宋太宗赵炅的“太平兴国”年号（976—984年）。蒋孝琬在确定年代遇到问题时，往往要依靠斯坦因的帮助。如斯坦因1908年6月15日日记中记录说：“当有人报告说拉姆·辛格到达时，我正忙着确定写本上的日期。”^[12]

到1908年6月22日，蒋孝琬编写的目录至少已达到478号。据斯坦因当日日记记录说：“检查师爷今天编写的纸条目录，有两件标有纪年的典籍（显然是道德宣传方面的短文），上面标写的年份相当于公元601年和公元935年。在一部汉文‘经’ 卷的背面，发现了一件大型的中亚婆罗谜文译本。”^[13]斯坦因在日记左边的空白处，靠近“公元601年”一句话的地方，补写了“第478号”。蒋孝琬所编第478号文书，即《隋仁寿元年（601年）书摄论章卷第一》（今编S.2048号）。又斯坦因1908年6月23日日记中记录说：“师爷出示了‘经’ 中有纪年的记录部分。第623号的纪年相当于公元592年。这是一件书法精美的长卷，写在薄纸上，测量的长度是15码。第608号的纪年相当于公元692年。开始意识到纸张的差异。”^[14]由此可推知，到1908年6月23日，蒋孝琬完成编目的写本至少已达到623件。

几乎每天晚上，蒋孝琬都要向斯坦因汇报他编目的进展情况，尤其是在纪年方面的发现。斯坦因1908年6月26日日记记录说：“晚饭后，师爷汇报了出现日期的情况。出现的日期范围，一直从公元500年排列到982年。瓜、沙州大王之印；河西都僧统；高级指挥官。”^[15]斯坦因于1908年6月23—28日前后给阿伦写的长信中记录说：“蒋氏编写的汉文写本目录总数，已经达到了第1000号。他的目录已经显示，与我当初潜入千佛洞那个藏宝窟时所期望的情况相比，有一些典籍的年代更为古老，种类也更加多样。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一些有纪年的典籍，年代从5世纪开始。还发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文书，与当地一些寺院组织等等有关。”^[16]

关于蒋孝琬在确定纪年方面存在的错误，以及这些错误对于斯坦因的误导，或者是他们两人共犯的错误，我们在此仅举一例加以说明。

蒋孝琬所编第922号纸质写本《建初十二年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今编S.113号）上，出现有“建初十二年”纪年。但不具备历史常识的蒋孝琬，以及不具备汉学常识的斯坦因，出于寻找更早期写本的愿望，竟然将这件写本误判为东汉物。中国历史上使用过“建初”年号的皇帝，包括东汉章帝刘炟（共9年，76—84年）、十六国成李特（共2年，303—304年）、十六国后秦姚苌（共9年，386—394年）、十六国西凉李暠（共13年，405—417年）等。根据历史学常识和写本内容，均可轻易判定，这里出现的“建初十二年”，应为十六国时期西凉李暠的建初十二年（416年），而蒋孝琬和斯坦因竟将其推定为东汉章帝的建初十二年（87年）。据斯坦因1908年6月30日日记记录，当日傍晚，“师爷拿来了‘年号’ 列表，上面显示，在第922号的名目下，有一个‘建初十二年’ 的纪年，它应该相当于公元87年。这一判断正确吗？”^[17]蒋孝琬和斯坦因将“建初十二年”推定为87年，思路非常复杂。东汉章帝建初年号一共使用了9年（76—84年），建初九年（84年）改元为元和元年，元和四年（87年）改元为章和元年。因此，“建初十二年”实即元和四年或章和元年（87年）。

蒋孝琬列表提示“建初十二年”应相当于87年，误导了斯坦因对藏经洞出土写本时代上限的判断。据斯坦因1908年7月5日日记记录：“师爷带来了一批重要的、带有纪年的文书和‘经’。第1154号的纪年相当于公元512年；第1181号的纪年是‘正元二年’，相当于公元255年。这一发现让一个推测变得极有可能属实，即第922号上的‘建初’ 年号真是在公元87年写上去的。”^[18]这段话一方面说明蒋孝琬当日完成编目的写本至少已达1181件，另一方面也说明斯坦因受蒋孝琬目录的误导之深。三国魏高贵乡公曹髦的“正元二年”，确为255年。但蒋孝琬所编第1181号写本的题记纪年并非“正元二年”，而是北魏孝明帝元诩年号“正光二年”，相当于521年。

斯坦因于1908年7月6日致阿伦信后附言中总结说：“获自千佛洞的汉文写本之年代，现在已可确切地上溯到公元255年。假如可以信赖一篇草稿中的一条普通记载的话，甚至还可以上溯到公元85年。不过，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发明纸张的时间仅仅在公元105年！师爷已经编目的部分，仅占所有典籍的大约1/3左右，但已经编到了第1100号以上。”^[19]斯坦因于1908年7月15日致好友安德鲁斯的信中再次肯定地说：“蒋氏仅仅完成了对千佛洞典籍的1/3部分的编目工作，但已将有纪年典籍的时代上溯到了公元86年。迄今为止，人们都认为，纸张是在大约40年后才发明的。不过，现在在这里找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可证明纸张在此之前就已经使用了。”^[20]事实证明，蒋孝琬对敦煌汉文写本中许多早期年号的释读都是错误的。斯坦因据此做出的上述判断，也完全是错误的。

但有一点应该肯定。蒋孝琬在斯坦因的指导下，在编目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刻意寻找带有纪年题记的写本，并于1908年6月30日将它们排列成表。这个表，应即后来“敦煌学”界孜孜以求的“有纪年敦煌写本目录”类研究的雏形。

蒋孝琬关注藏经洞文物编目过程中的纪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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