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斯坦因将在安西新获藏经洞文物装满了12只箱子。斯坦因在哈密为在安西新获的藏经洞文物打包装箱后，于1907年11月1日早晨离开哈密。此后，斯坦因押运着庞大的行李箱子运输队，包括12箱子在莫高窟所获藏经洞文物，以及12箱子在安西所获藏经洞文物，经鄯善县、吐鲁番直隶厅、焉耆府、轮台县，于1908年1月19日到达库车直隶州。1908年1月25日，斯坦因先送走运输文物的驼队，然后于当日下午率领一部分人轻装离开库车。......
2023-07-31
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研究成果报告
【摘要】：最后，斯坦因将在安西新获藏经洞文物装满了12只箱子。斯坦因在哈密为在安西新获的藏经洞文物打包装箱后，于1907年11月1日早晨离开哈密。此后，斯坦因押运着庞大的行李箱子运输队，包括12箱子在莫高窟所获藏经洞文物，以及12箱子在安西所获藏经洞文物，经鄯善县、吐鲁番直隶厅、焉耆府、轮台县，于1908年1月19日到达库车直隶州。1908年1月25日，斯坦因先送走运输文物的驼队，然后于当日下午率领一部分人轻装离开库车。
1907年10月18日，斯坦因到达新疆省哈密直隶厅。斯坦因一到达哈密，就开始为重新包装新获藏经洞文物而订制一批新箱子。10月23日，斯坦因开始为文物打包装箱。到10月31日，斯坦因最终完成了对写本的打包装箱工作。最后，斯坦因将在安西新获藏经洞文物装满了12只箱子。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在哈密，我从安西启程之前不久又从道士的千佛洞中带出的写本大驮子，终于得以安全地装入了12个坚固的木箱中。”[1]这12个新箱子，被编为第13—24号，紧接着他在莫高窟所获藏经洞文物包装箱子的编号（第1—12号）之后。斯坦因1907年10月31日日记中，记录了新编12箱所装捆子的数量和内容：
一整天忙着工作，为获自千佛洞的写本打包装箱。它们装满了12只箱子，各箱内容如下：
第13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21捆；
第14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0捆； 吐蕃文写本捆子，7捆；
第15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8捆；
第16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6捆； 吐蕃文写本捆子，10捆；
第17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22捆；
第18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5捆；
第19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9捆（外加绘画品）；
第20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5捆； 吐蕃文写本捆子，2捆；
第21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9捆；
第22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20捆；
第23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5捆； 吐蕃文写本捆子，1捆；
第24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3捆； 吐蕃文写本捆子，2捆； 加上从桥子到阿拉-塔姆获得的泥塑、陶器标本。[2]
据此清单统计，斯坦因在安西新获汉文写本共计193捆，吐蕃文写本共计22捆，合计只有215捆，不足230捆。欠缺15捆的原因尚无法解释，有可能是各箱捆子数记录有误，也有可能是所记捆子数中没有包括绘画品部分，如第19号箱子的内容应包括后来添加进去的“外加绘画品”部分。
在哈密逗留期间，斯坦因给他从未谋面的陕甘总督升允写了一封信，替王家彦求情。斯坦因吹嘘道：“后来，我从哈密给总督寄去一封告别信，蒋氏让我在信中为王氏说了几句好话。我不知道总督是否真的注意到了我说的这几句好话，但是在我离开新疆南疆之前，蒋氏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说是王氏已被最终宣布无罪，并且在其他地方又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的官职。”[3]至于那些在肃州受审的敦煌农民起义首领们，4人被判处死刑，4人被判处终身监禁。但这次审判对敦煌民众来说也带来了一个好结果，即采买粮从此全免。
通过对斯坦因1907年10月初在安西私购第三批藏经洞文物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斯坦因利用1907年7月敦煌农民起义后的动乱局势，私下与王圆禄达成秘密交易，以极低廉的价格私购并非王圆禄私有的藏经洞文物约230捆，并以伪装方式将它们偷运到安西，再偷运到新疆和阗，最后将它们走私出中国，所有这些行为都是非法的。英藏敦煌写本的主体部分，乃至整个英藏敦煌文物搜集品，从法律层面上讲，所有权仍归中国。
斯坦因在哈密为在安西新获的藏经洞文物打包装箱后，于1907年11月1日早晨离开哈密。此后，斯坦因押运着庞大的行李箱子运输队，包括12箱子在莫高窟所获藏经洞文物，以及12箱子在安西所获藏经洞文物，经鄯善县、吐鲁番直隶厅、焉耆府、轮台县，于1908年1月19日到达库车直隶州。
在库车，斯坦因将考察队分为两队。一队由24峰骆驼组成的运输队，驮运着包括24箱藏经洞文物在内的行李箱子，在蒋孝琬、提拉·巴伊等人的押送下，沿着和阗河床南下，直奔和阗（图136）。另一队由斯坦因本人率领，沿着克里雅河床南下，先在于阗县境内考察古代遗址，再西行至和阗。1908年1月25日，斯坦因先送走运输文物的驼队，然后于当日下午率领一部分人轻装离开库车。[4]斯坦因离开库车后，经沙雅县，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考察，再到于阗县境内考察，于1908年3月26日到达和阗。此前，从库车出发的文物运输队已经到达和阗，文物箱子存放在斯坦因的旧房东阿洪·伯克（Akhun Beg）家中。
图136 斯坦因的文物运输驼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斯坦因结束其第二次中亚考察的考古学工作后，在返回英属印度之前，于1908年6月9日至8月3日间在新疆和阗直隶州逗留。斯坦因最后逗留和阗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花园民宅纳尔巴格中，为其考察期间所获全部文物重新打包装箱（图137）。在将敦煌汉文文献转箱包装的过程中，蒋孝琬奉斯坦因之命，为它们编写纸条目录。斯坦因1908年6月10—11日给好友阿伦写的信中说：“对于蒋师爷来说，为获自千佛洞的所有写本掠夺物编写一份简略的目录，将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为了应付漫长而艰难的旅行，重新包装所有的箱子，对他来说也是一项重大的任务。”[5]据斯坦因1908年6月11日日记记录：“安排好作为样本的箱子和包马口铁方式。为打开箱子做好准备。师爷开始为千佛洞出土写本进行编目工作。他很快就理解了纸条目录体系的要旨。”[6]这些文字可说明，“蒋孝琬目录”的编纂时间，始于1908年6月11日。
图137 斯坦因在和阗雇用当地木匠制作文物包装用箱的场景
按照斯坦因的要求，蒋孝琬在给敦煌汉文文献编目的过程中，特意将有题记纪年的写本标注出来，并根据斯坦因携带的英国汉学家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著《中国辞汇》[7]等参考书上的年表，确定与古代写本纪年对应的公元年份。关于蒋孝琬每日编目的工作，斯坦因于1908年6月23—28日从和阗纳尔巴格给阿伦写的长信中介绍说：“因为我不得不单枪匹马地应对这些任务，师爷也要从事大量的劳动，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再离开这里，去山脉里住一个月时间。师爷现在正忙着检查敦煌的汉文发现物，他的整个身体，都被半埋在一堆堆的典籍卷子和一捆捆的‘杂写本’ 之下。……那些卷子都是用薄纸制成的，其长度往往都是30码，或是更长。您可以想象，要打开这么长的薄纸卷子，然后再四处寻找题记等等，那会是多么麻烦的事情啊。而蒋氏呢，却天天趴在他的桌子上，从一大早开始，直到深夜。”[8]（图138）
图138 蒋孝琬在和阗为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编目
蒋孝琬虽然用功，但因综合学识有限，更不具备历史年号方面的知识，所以无法保证目录的准确性。蒋孝琬虽然随时能得到斯坦因的帮助，但因斯坦因也不具备汉学知识，两人的合作无济于事。蒋孝琬仅根据梅辉立《中国辞汇》所载年表，对所发现的纪年进行比对，所得结果往往会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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