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6月2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13天。前一天下午王家彦到访莫高窟时,私下曾给蒋孝琬透露了一些有关斯坦因的内幕信息,即甘肃省各级官府很关注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动,并且要设法阻止斯坦因进行发掘工作。王家彦到访莫高窟的真实目的之一,就是想把甘肃省政府反对斯坦因考古的情况告诉斯坦因,目的是让斯坦因尽早离开敦煌。......
2023-07-31
斯坦因意外新获约230捆写本后,害怕继续逗留甘肃省境内会夜长梦多,决定尽快离开甘肃省,转移进新疆省境。为了节省时间,斯坦因不打算在安西对新获藏经洞文物进行分类和整理,只是粗略地将新获文物打包装箱,将原来7麻袋写本分散装入8个箱子中,形成4对骆驼驮子。为了掩人耳目,斯坦因在安西没有定制更多的包装箱子,而是对原有的箱子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将装银两、行李等物的箱子腾出来,用于装新写本。斯坦因1907年10月7日日记记录说:“上午,忙着为新获取的写本打包装箱。将银子重新分配到各个箱子等里面。”[37]但在打包装箱之前,斯坦因先用纸张和棉布将写本捆子重新包裹了一遍,再装入麻袋和箱子中,以起到伪装的作用。斯坦因离开安西前,结清了前几天为包装新获230捆写本而购买棉布、纸张等方面的费用。[38]
1907年10月8日早晨,斯坦因与蒋孝琬等人算清了前几天的账目,并给蒋孝琬支付了去敦煌的差旅费。斯坦因1907年10月8日支出账目列项:“师爷去敦煌的旅行费用,共计25钱银子。”[39]当日上午11时30分,斯坦因一行离开了安西。据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中说:“我为我的考古学辎重行李又增添了这批追加物之后,才高高兴兴地于10月8日离开了安西,这是个令人感到沉闷的亚洲十字路口。”[40]
斯坦因于1907年10月8日离开甘肃省安西直隶州,1907年10月9日到达安西红柳园子驿站后,完成了他从10月1日起写给安德鲁斯的一封长信,信文最后提到:
我刚刚又获得另外一批古代写本,包括将近4对大的骆驼驮子,从千佛洞的巨大窖藏中运到了这里。在保守秘密方面取得了成功,这鼓舞了那些胆小怕事的僧侣们,他们满足了我的新要求。……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告诉您一些事情,关于这230捆子写本是如何迅速而神秘地从那个神圣洞窟里被偷了出来,又如何通过昼伏夜行的方式被运到我在这里的营帐里。两个月前,它们遇到了敦煌发生的一场小规模起义。当时,知县的衙门被劫掠烧毁。我最初曾打算将我的发现物存放在敦煌知县的衙门里,但我最后并没有放在那里,而是放在了安西这里! 对此,我感到多么高兴啊![41]
斯坦因离开红柳园子后,一路向西,日夜兼程,于1907年10月12日走出甘肃省境,进入新疆省哈密直隶厅下辖的猩猩峡驿。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到达苦水驿,在这里给阿伦写长信详细介绍他在安西新获藏经洞文物的事情。斯坦因在这封信中汇报说:
我在6月份曾将17箱子的古代写本等物品存放在了安西衙门。我现在安全、完整地收回了我的17只箱子,我对此感到极为高兴。在我离开敦煌大约一个月之后,敦煌当地发生了一场暴动,知县的衙门在动乱期间遭到了抢劫和焚烧。我是否已经告诉过你这个事件·……由于这场起义纯粹是在当地起源的,没有任何排外感情的迹象,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再次鼓足勇气,在千佛洞的窖藏里又挖掘了一把。我们以前进行搜寻的秘密,一直被保守得滴水不漏。我知道,这样会激发我那害羞的道士看护人,使他产生新的勇气。我提出一项进一步购买的建议,通过一位可靠的信使送了过去,得到的回应令人充满希望。但是为了避免一切怀疑,我本人不得不远离现场,而把实施这项交易的任务委托给了我那位永远热心的秘书。他编造了一个十分恰当的借口,并在这个借口的掩护下出发了。与此同时,4头骆驼也出发了,走一条沙漠道路,前往石窟寺附近的一处秘密会合地点。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他们又重新出现在我的寺庙附近。好道士在劝说下,又出让了230捆子写本,大体上包括将近3000件典籍卷子,绝大多数都是汉文佛经和藏文佛教著作。但是迄今为止,一直不可能对它们进行真正的检查工作。在这一大批获取物中,极有可能出现中亚语文译本。眼下,这批新的获取物正装在巨大的袋子里旅行呢,我们尽最大能力将它们很好地伪装了起来。当这些驮子第一次从寺庙那“牢房般的黑洞”里被清理出来的时候,秘书和可靠的伊不拉欣·伯克一定度过了一个繁忙的夜晚。他们凑巧碰上了一些到石窟寺访问的西藏游客,为了避免有人注意等等而只在夜晚行军,最终返回了安西,这些故事都是非常浪漫的。目前,我们必须将知道一个秘密的范围限定于我们两人之间,不得外传。……这个秘密就是,从千佛洞获取的一切,只破费了政府大约130英镑的经费。写在棕榈叶子上的单独一页梵语写本,再加上其他一些“古物”,就值这个价钱了。[42]
斯坦因在信中透露:“但是迄今为止,一直不可能对它们进行真正的检查工作。……眼下,这批新的获取物正装在巨大的袋子里旅行呢,我们尽最大能力将它们很好地伪装了起来。”说明他在旅行期间对这批新获写本刻意进行了伪装。
斯坦因在莫高窟私购第一批、第二批藏经洞文物时,索要的捆子大都经过了他的挑选,偏重于婆罗谜文、藏文、回鹘文等非汉文写本和各种绘画品。但他在安西获得的第三批藏经洞文物,都是王圆禄在慌乱中从藏经洞里随手搬出的这230个左右的捆子,未经挑选,多为佛经之类。当后人将斯坦因先后获得的三批藏经洞文物混编在一起后,研究者得到的初步印象是,英藏敦煌写本以佛经为主,其学术价值不如法藏伯希和搜集品高。譬如中国学者胡适(1891—1962)在1926年9月19日日记记录说:“Stein(斯坦因)不懂中文,带了一个‘师爷’,姓王,大概也不很高明。他买了几大捆的藏书而去,未加检择。到次年春间(1908),Pelliot(伯希和)才到敦煌,他把所有写本检择一遍。……所以巴黎写本是选择过的,故有用的卷子较多。”[43]又胡适1926年9月30日日记中说:“Stein(斯坦因)当日吃亏在不懂得中国文字,胡乱装了多少捆回来。其中偶有好材料,但大部分是没有用的。”[44](图135)胡适所说有一定道理,但忽视了斯坦因所获英藏敦煌写本主体部分未经斯坦因挑选这一因素。
图135 胡适像
【注释】
[1]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236.
[2]胡开儒《榆林窟近代名人涉足记事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敦煌市委员会编《敦煌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95年9月,第51页。
[3]高阳《张大千——梅丘生死摩耶梦》,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9月,第158页。
[4]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262.
[5]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647页;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第60—76页。
[6]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336.
[7]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8—139张。
[8]1907年10月1—9日斯坦因致安德鲁斯信,斯坦因手稿第37号,第104v张。
[9]斯坦因1907年10月7日支出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8张。
[10]斯坦因1907年9月26日支出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7张。
[11]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0v张。
[12]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1张。
[13]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339.
[14]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张。
[15]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0v张。
[16]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1张。
[17]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张。
[18]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339.
[19]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1张。
[20]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支出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7张。
[21]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支出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7张。
[22]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1张。
[23]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8—140张。
[24]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记事簿,斯坦因手稿第142号,第43张。
[25]斯坦因1907年9月30日支出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7张。
[26]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2v—43张。
[27]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194.
[28]Aurel Stein,Serindia,Vol.II,p.825.
[29]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139v张。
[30]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v—140张。
[3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v张。
[32]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339.
[33]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2v张。
[34]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3张。
[35]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339.
[36]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2v张。
[37]斯坦因1907年10月7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3张。
[38]斯坦因1907年10月8日支出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8张。
[39]斯坦因1907年10月8日支出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8张。
[40]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339.
[41]1907年10月1—9日斯坦因致安德鲁斯信,斯坦因手稿第37号,第104v张。
[42]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6—140张。
[43]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卷(1923—1927),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42页。
[44]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卷,第366页。
有关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研究的文章
1907年6月2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13天。前一天下午王家彦到访莫高窟时,私下曾给蒋孝琬透露了一些有关斯坦因的内幕信息,即甘肃省各级官府很关注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动,并且要设法阻止斯坦因进行发掘工作。王家彦到访莫高窟的真实目的之一,就是想把甘肃省政府反对斯坦因考古的情况告诉斯坦因,目的是让斯坦因尽早离开敦煌。......
2023-07-31
斯坦因在莫高窟为文物打包装箱过程中,计划装满12只箱子。王家彦到访后不久,林太清也来到千佛洞,其目的有二:一是观察斯坦因的行动,二是暗示或劝说斯坦因最好尽早离开敦煌这个是非之地。林太清首先向斯坦因暗示,敦煌县政府计划以武力镇压农民反抗,等斯坦因一离开就采取军事行动。斯坦因6月9日日记记录说:据林大人估计,敦煌现在的人口是8万人。[58]斯坦因访问敦煌期间,敦煌仍流行白喉。......
2023-07-31
斯坦因带着未能购买更多藏经洞文物的遗憾,于1907年6月12日离开莫高窟和敦煌县城。斯坦因是在肃州逗留期间听说敦煌发生动乱消息的。9月13日,斯坦因返回肃州,并在这里最后一次见到正在接受审问的王家彦。考察完毕后,斯坦因于7月22日下午3时到达肃州。自从斯坦因离开敦煌之后,王家彦便全神贯注地去处理采买粮事件。他们首先下令,立即关闭敦煌县城的城门,以及衙署的大门,还命令总数200多名的敦煌巡勇齐登署门,持枪炮警备。......
2023-07-31
1907年初,王家彦被正式任命为署敦煌县知县。斯坦因抵达敦煌县的当天,敦煌县政府正在更换知县。斯坦因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并没有记录下他所见敦煌县知县的完整姓名,而只是称其为Wang Ta-lao-ye。该文又一次配发了那幅被称为“汪宗翰及其家人”的照片。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金荣华提出斯坦因所见敦煌县知县汪宗翰说之后,中外学者纷纷响应,似乎已成定论,汪宗翰成了须为敦煌文物外流负责的历史人物。......
2023-07-31
1907年5月31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11天。按照斯坦因的计划,他本日要继续为莫高窟拍摄照片。由于王家彦担心使用武力有可能导致农民起义,进而对长久滞留敦煌的斯坦因造成人身伤害,于是不得不将他计划采取的军事行动向后拖延。由于斯坦因长期逗留莫高窟,引起了敦煌县官府的注意。......
2023-07-31
1914年4月3日下午,王圆禄让斯坦因进入已被他用作贮藏室的今编莫高窟第342窟,然后从自己的窖藏中将两箱子写经搬入窟中,供斯坦因检查。此外,斯坦因还看出,这部分写本都是经过伯希和之手挑选剩下的佛经。1914年4月4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3天。[13]不过,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于1914年4月剥移的莫高窟壁画标本,此后一直秘而不宣,不知所踪。......
2023-07-31
本日上午,斯坦因和蒋孝琬来到千佛洞第1号窟,伺机让王圆禄为他们打开藏经洞的室门。关于斯坦因第一次进入藏经洞的时间,他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为本日中午。[22]但根据斯坦因日记,他第一次入藏经洞的时间更有可能是在当日的上午。斯坦因在进入藏经洞之初,就开始对藏经洞周围环境进行观察,并推测藏经洞的封闭时间。从检查藏经洞文物的一开始,斯坦因便对藏经洞绘画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2023-07-31
图94斯坦因从西南方拍摄的莫高窟崖面而根据《契丹沙漠废墟》和《塞林底亚》,迎接者中还有王圆禄。[4](图95)斯坦因之所以故意不和王圆禄过多接触,是因为他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初次见面时以观察对手为主。斯坦因从前日到达莫高窟的那一刻起,就故意不与王圆禄直接接触。到5月22日上午,斯坦因也没有立即拜访王圆禄。......
2023-07-31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