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1907年第三次购买藏经洞文物成果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斯坦因决定增购200捆写本后，立即紧锣密鼓地为购运文物做安排。[23]蒋孝琬于1907年9月29日带走的用于购买藏经洞文物的600两白银，实际上是12个各重50两左右的银元宝。斯坦因于1907年9月29日派出蒋孝琬时，“命令他于10月2日到达千佛洞，至迟于10月6日返回”。因此，斯坦因后来在提及他这次购买藏经洞文物的数目时，逐渐从200捆修正为230捆，实际上都是大约数。

斯坦因决定增购200捆写本后，立即紧锣密鼓地为购运文物做安排。他首先派人召回由考察队驼夫哈桑·阿洪（Hassan Akhun）于1907年夏季带往南山牧放的骆驼队，定由哈桑·阿洪率领这支骆驼队前往莫高窟，执行运输新购藏经洞文物的任务。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记中记录说：“做好安排，召回骆驼队，用于运输。”^[15]1907年9月28日，哈桑·阿洪带着骆驼队返回安西。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录：“哈桑·阿洪到来，带回的骆驼队处于膘肥体健的状态。”^[16]

为了不引起敦煌县和安西州各界人士的怀疑，斯坦因决定只派遣蒋孝琬出马前往莫高窟，负责实施这次购买藏经洞文物并将其运回安西的庞大计划，而他自己则留在安西，幕后操纵。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解释说：“为了避免一切怀疑，我本人不得不远离现场，而把实施这项交易的任务委托给了我那位永远热心的师爷。”^[17]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也记录说：“为了避免一切嫌疑，我本人被迫留在远离场景之外的地方，而将实施这项计划的任务交给了我那永远热心的秘书。”^[18]为了确保蒋孝琬圆满完成任务，斯坦因还派遣他最信任的总管家伊不拉欣·伯克给蒋孝琬当副手。斯坦因在1907年9月28日日记中记录说：“给伊不拉欣·伯克下达指令。他让我相信，在从事秘密工作时，是不需要指令的！”^[19]

为了让蒋孝琬死心塌地去全力完成这次购买新写本的任务，斯坦因在蒋孝琬离开安西前，于1907年9月29日向他小施恩惠。据斯坦因当日支出账目记录：“给师爷送礼，用于买服装，共计103.5钱银子。”^[20]这是斯坦因笼络蒋孝琬的一贯做法。为了运输文物方便，斯坦因于1907年9月29日还购买了一批用于装写本的塔噶尔（Taghar，粗麻袋），他在当日支出账目中记录说：“塔噶尔（6钱银子）。”^[21]

1907年9月29日上午，蒋孝琬骑着驴，随身携带购买写本所需的600两白银，率领伊不拉欣·伯克和哈桑·阿洪，以及由4头骆驼组成的运输队，离开安西，前往敦煌莫高窟。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日记中记录说：“上午10时，派出师爷，带着600两银子和4头骆驼。叮嘱他沿途要小心谨慎。命令他于10月2日到达千佛洞，至迟于10月6日返回。”^[22]蒋孝琬离开安西时，为了避免引起当地官府的怀疑，还找了一个外出的借口。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说：“他（蒋孝琬）编造了一个十分恰当的借口，并在这个借口的掩护下出发了。与此同时，4头骆驼也出发了，走一条沙漠道路，前往石窟寺附近的一处秘密会合地点。”^[23]

蒋孝琬于1907年9月29日带走的用于购买藏经洞文物的600两白银，实际上是12个各重50两左右的银元宝。斯坦因记事簿1907年9月29日条中，记录了这12个银元宝的重量情况：“为写本预付：6个元宝，单位是甘州色尔（两）； 3个元宝，每个重500米斯卡尔（钱）； 3个元宝，分别重505米斯卡尔（钱）、508米斯卡尔（钱）、510米斯卡尔（钱）。”^[24]在斯坦因的支出账目中，此次支出的600两银子，列在1907年9月30日条下。据斯坦因当日支出账目记录：“支付在敦煌购买写本的费用，共计6000钱银子。兑换用于支付在敦煌购买写本的费用时，遭受的损失，共计23钱银子。”^[25]这显示出，斯坦因在支出600两银子的购文物用款时，采取的是9月29日预付、9月30日入账的方法。蒋孝琬一行走后，斯坦因住在安西的寓所里，一边写信、写各种报告书，一边等待着蒋孝琬等人的返回。

斯坦因于1907年9月29日派出蒋孝琬时，“命令他于10月2日到达千佛洞，至迟于10月6日返回”。但由于旅行顺利，蒋孝琬一行于1907年10月1日便到达了莫高窟下的“秘密会合地点”，并提前完成了购买、运输写本的任务。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中，根据蒋孝琬返回后的叙述，追记了蒋孝琬一行在莫高窟购买接手写本捆子的经过：

10月1日，他（蒋孝琬）让骆驼队在石窟下方驻息，然后单独一个人出面去找王道士，但发现王道士已经离去！于是，王道士的助手赶紧骑着师爷的驴紧追而去，从半道上的寺庙里将道士带了回来。就在同一时间，伊不拉欣也靠了上去。道士感到非常为难，直到他辨认出了我的这位总管家。师爷宣称，他曾千方百计地想要压低价格，但是徒劳无获。不接受价钱的话，道士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出售更多的东西。吐蕃文写本看起来将要被6—7个穿红袍的藏族喇嘛接管，他们想要将这些吐蕃文写本保存在一座单独的寺庙里。这些人让道士变得神经紧张起来。——从黑暗的洞子里搬出了200个捆子，事先没有做任何挑选工作。但是师爷说，他把那些“烂的”（lan-di）东西都抛弃掉了。打包工作是在洞窟里匆匆忙忙进行的，装写本的袋子也是在洞窟里被放到肖塔（驼架）上去的。骆驼被一头一头地单独牵过来，停下装货，直到大功告成为止。根据师爷讲述的故事判断，他们在那里不可能度过一夜的大部分时间。^[26]

斯坦因原计划以600两银子买200捆写本，王圆禄从藏经洞搬运捆子时也计数搬出了200捆，但蒋孝琬实际得手的写本要多于此数。蒋孝琬在600两付款不变的情况下，又多要去了20捆藏文写本，也收了一些被纳入“烂的”东西一类的写本捆子。因此，斯坦因后来在提及他这次购买藏经洞文物的数目时，逐渐从200捆修正为230捆，实际上都是大约数。

对于王圆禄在这次交易中的表现，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中说：“我要在这里提前叙述一下的是，关于他（王圆禄）的宁静心态，我们后来获得了可喜的证据。4个月后，当我返回安西的时候，他又同意再出让一批汉文和藏文写本，让这批写本前往远在西方的‘学问的圣殿’；这批东西是200多个结结实实的捆子。”^[27]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书《塞林底亚》中也记录说：“4个月后，我一返回安西，他（王圆禄）便同意，为了我曾多次告诉他的那个地处遥远西方的‘学术殿堂’，可以再向我出让另一大部分汉语文写本和藏语文写本，总共至少有230个扎实的捆子。这是我所收到的最让我感到高兴的证据，证明他的心灵还处于宁静的状态。至于这个成就是如何通过蒋师爷那善于说服人的圆滑手腕成功取得的，又是如何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取得的，我已经在‘个人自述’ 中讲述过。”^[28]

根据斯坦因的各种描述，我们现在可将其在安西第三次购买藏经洞文物的数量确定为230捆左右。其中包括的具体卷子数，据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说：“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他们又重新出现在我的寺庙附近。这次，他们带回了沉重的行李，装满了我想要的所有东西，甚至比我希望得到的还要多得多。好道士在劝说下，又出让了230捆子写本，大体上包括将近3000件典籍卷子，绝大多数都是汉文佛经和藏文佛教著作。”^[29]这是斯坦因唯一一次提到，230捆中包含了近3000件典籍卷子。无论是捆子数，还是卷子数，都要比斯坦因1907年5—6月在莫高窟获得的藏经洞文献多。因此，斯坦因在安西购获的第三批藏经洞文献，肯定是斯坦因一次性获取的最大一批敦煌文献，构成了今英藏敦煌写本的主体部分。由于斯坦因公开出版物中对他在安西获取藏经洞文物的记录语焉不详，后世学者研究英藏敦煌写本来源时，往往只关注斯坦因于1907年5—6月在敦煌莫高窟的活动，对他于1907年10月初在安西获取敦煌写本的经过，反而重视不够。

对于蒋孝琬用600两银子购买到大约230捆写本或将近3000件卷子，斯坦因对这个价钱是很满意的。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在详细介绍了蒋孝琬等如何新获230捆藏经洞文物并将它们运抵安西的事情后，兴奋地说：“这个故事是非常浪漫的。将来有朝一日，当展开来讲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那会逗人笑的。但是在目前，我们必须将知道这个故事的范围限定于我们两人之间，不得外传。还要为一个事实保密，这个事实就是，千佛洞提供的东西，总共是7个骆驼驮子的‘材料’，只破费了政府大约130英镑的经费。而写在棕榈叶子上的单独一页梵语写本，再加上其他一些‘古物’，就值这个价钱了。”^[30]

蒋孝琬在莫高窟完成购买写本的任务后，将所获写本捆子装满7只麻袋，搭在4头骆驼背上。随后，他打发伊不拉欣·伯克、哈桑·阿洪率领着骆驼运输队，于1907年10月2日一大早离开莫高窟，先行返回安西。蒋孝琬本人没有跟随运输队一起返回，而是于1907年10月2日去了敦煌县城，小住数日。

伊不拉欣·伯克和哈桑·阿洪赶着骆驼运输队离开莫高窟后，一路上东躲西藏，昼伏夜行。关于运输队从莫高窟返回安西的经过，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说：“当这些驮子第一次从寺庙那‘牢房般的黑洞’ 里被清理出来的时候，师爷和可靠的伊不拉欣·伯克（来自克里雅的那位我的老达鲁花［管家］）一定度过了一个繁忙的夜晚。他们凑巧碰上了一些到石窟寺访问的西藏游客，为了避免有人注意等等，而只在夜晚行军，最终返回了安西。”^[31]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中也记录说：“整个这件事情，都是以极为谨慎利索的手段来处理的。伊不拉欣·伯克，还有哈桑·阿洪，以及他那些因在山脉里长期度假而体力已得到恢复的骆驼们，都承担了运输的任务。他们在赶往那个位于石窟脚下的秘密约会地点时，一路上谨慎小心，避免走大路。而当他们返回时，也是只在夜间行进，以避开所有好奇的目光。”^[32]

1907年10月4日晚上10时，骆驼运输队乘夜色返回安西的考察队营地。随后1小时内，伊不拉欣·伯克和斯坦因的老随从提拉·巴伊（Tila Bai）一起，将文物捆子搬入斯坦因的住所。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中补记说：

昨天夜里，伊不拉欣·伯克于晚上10时领着4头骆驼到达，带回了从道士那里购买来的东西，共计230个捆子（其中有20个捆子的吐蕃文写本）。运输队一直是夜间行进，为的是避免引起注意。在寺庙的背后，装满写本的7个大塔噶尔（粗麻袋）被卸了下来。晚上10时至11时之间，提拉（Tila）和伊不拉欣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搬了进来。他们尽管很疲劳，但还是像小孩子一样，享受着一次秘密游戏带来的快乐。^[33]

在运输队返回安西的过程中，蒋孝琬一直住在敦煌县城。蒋孝琬在敦煌县城逗留期间，拜见了林太清，为斯坦因考察队测量员拉姆·辛格（Ram Singh）在敦煌境内的测绘工作安排向导。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中，追记了蒋孝琬在敦煌县城的观察结果：

次日（1907年10月2日），他去了敦煌县城，见到了林大人，为拉姆·辛格的向导做好了安排。他看见王氏的衙门被劫掠一空，又被烧毁，已坍塌下来。在敦煌，神经紧张依然四处流行。我们的好协台（林太清），在面对勇敢的暴乱者时，显然举止规范。至于在千佛洞的交易，似乎没有泄露半点消息。^[34]

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说：“我曾派遣蒋师爷去王道士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使命。蒋师爷在夜幕的掩护下，随身带回了背负沉重的4头骆驼，驮的都是出自‘藏宝窟’ 的更多的写本。……至于他是如何设法打动了胆小怕事的道士，又如何说服道士为了非常便宜的酬金而在夜里又拿出来200多捆汉文典籍，那真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故事。”^[35]这段话应属于误记。实际上，蒋孝琬并没有“在夜幕的掩护下，随身带回了背负沉重的4头骆驼”，而是随后单独返回安西。

在运输队返回的次日，蒋孝琬于1907年10月5日下午骑驴返回安西。斯坦因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今天下午3时，师爷轻快地骑着驴小跑回来。他因为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使命，而感到充满了欢乐。”^[36]

斯坦因1907年第三次购买藏经洞文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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