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初,王家彦被正式任命为署敦煌县知县。斯坦因抵达敦煌县的当天,敦煌县政府正在更换知县。斯坦因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并没有记录下他所见敦煌县知县的完整姓名,而只是称其为Wang Ta-lao-ye。该文又一次配发了那幅被称为“汪宗翰及其家人”的照片。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金荣华提出斯坦因所见敦煌县知县汪宗翰说之后,中外学者纷纷响应,似乎已成定论,汪宗翰成了须为敦煌文物外流负责的历史人物。......
2023-07-31
1907年6月8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19天。斯坦因前日(6月7日)开始患病发烧,本日尽管“脸部肿胀得很严重”,但一直带病工作,“全天的剩余时间里一直艰难地工作,将绢画等物装箱,一共装了4只箱子”。[51]斯坦因于本日“上午,从北方为遗址拍摄了照片,也为千佛洞第8号窟第15幅壁画画面和千佛洞第1号窟拍摄了照片”。[52]下午,敦煌刮起了强劲的北风,引起沙尘暴,使斯坦因无法从事摄影工作,于是便在下午和晚上继续将敦煌考古期间所获的文物打包装箱。斯坦因在莫高窟为文物打包装箱过程中,计划装满12只箱子。他在6月8日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计划装满文物包装箱的内容,其中“第1号至第4号箱子。第一批购买来的汉语文、藏语文卷子。平均每只箱子中装13个至15个捆子”,[53]而第5—12号箱子,计划内装敦煌长城烽燧遗址出土文物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各种文物。[54]斯坦因对绢画等文物比较重视,计划将绢画等物装满4只箱子,即第7号箱子、第8号箱子、第9号箱子和第10号箱子。
1907年6月9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20天。夜间和本日早晨,莫高窟刮了一场猛烈的大风。早晨6时一大早,敦煌驻军最高长官沙州营参将林太清就来到莫高窟拜访斯坦因,一直到上午10时30分才离去。王家彦到访后不久,林太清也来到千佛洞,其目的有二:一是观察斯坦因的行动,二是暗示或劝说斯坦因最好尽早离开敦煌这个是非之地。林太清首先向斯坦因暗示,敦煌县政府计划以武力镇压农民反抗,等斯坦因一离开就采取军事行动。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
在我逗留千佛洞的最后时期,王氏的军事同僚、年老但却喜好笑谈的林大人又出城来,短时间地拜访我。他悄悄地向我透露道,他们两个人都认为,为了谨慎起见,等我安全地离开敦煌县境之后,他们再采取一些行动。我认为这一暗示是非常体贴人的,最后决定带着我的所有行李去安西,而不是像我最初打算的那样,在我从山区考察归来之前,将行李存放在友好的敦煌县衙门里。[55]
林太清拜访斯坦因期间,还与斯坦因闲聊,给他讲了敦煌的概况、敦煌附近的其他古迹,顺便讲了自己的身世。斯坦因在6月9日日记中记录道:
林大人在早晨6时来访! 忙着应酬这位举止文雅的老武士,直到上午10时30分! 他告诉我一处古代的石窟寺,靠近石包城一带。大约12年前,当他率领2000人从西宁追赶逃亡的叛乱者时,曾经到过这个地方。最后一个叛乱者是在千佛洞的峡谷中被斩首的。……关于绿洲以北的那座城(石包城)的废弃,林大人归纳的原因首先是东干人的起事,其次是失控了的河水淹没了农田。人口缺乏又阻碍了开垦活动的进展。没有抱怨缺水问题。——甘州附近的废墟遗址都位于城墙周围30里以内的圈子里; 离最近的民居有25里; 土壤属于流沙。[56]
既然林太清到莫高窟拜访斯坦因的主要目的是将斯坦因吓走,那他就要给斯坦因讲一些唬人的事情。看到斯坦因发烧生病,他便给斯坦因讲了一些有关敦煌近代流行瘟疫的情况。斯坦因6月9日日记记录说:
据林大人估计,敦煌现在的人口是8万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敦煌流行了一场瘟疫,死亡的人数比8万还要多,那场瘟疫和现在导致敦煌城中很多人死亡的流行病差不多,显然属于类似于白喉一类的病。以前负责看守我营帐的那个小兵娃子,就在几天前死去了。[57]
林太清说“敦煌现在的人口是8万人”,应该有所夸大。林太清告诉斯坦因说敦煌于1895年流行白喉,致使8万多人死亡,目的是让斯坦因将敦煌县多年前流行的瘟疫与1907年流行的白喉联系起来,以达到吓跑斯坦因的目的。
敦煌在晚清确实屡遭白喉瘟疫袭击,据吕钟《重修敦煌县志》记载:“穆宗同治……九年(1870年),白喉传染最剧,一人患则一家不免,一家患则一巷不免。患者九死一生,至有全家绝嗣、弃其手足骨肉而不顾者。……十年(1871年),白喉症同。……德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咽喉症传染最剧,如同治九年(1870年)。惟四十岁以上者传染较少,共伤四千余人。……宣统二年(1910年)春,喉症甚烈,患者十九不治,一年之内毙二千余人。”[58]斯坦因访问敦煌期间,敦煌仍流行白喉。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说,他在1907年3月16日第一次探访莫高窟时,推测途中所经一座庙宇中的僧人都进城为驱除病魔而做法事去了:“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建筑物,在风蚀地面上遗留下来的一片看上去有点像‘见证物’ 的地方拔地而起。但最后得知该建筑物并不是一处废墟,而是一座庙室,里面有几间简朴的附属小室,供僧侣们居住。居住者不在里面,也许是协助举办宗教仪式去了。据报告说,城里正在举办宗教仪式,目的是驱除一种传染病的侵袭,根据描述,这种传染病像是流行性感冒。”[59]当斯坦因于1907年5月至6月在莫高窟工作时,由林太清派遣的护卫队中的一个小兵,也在莫高窟因患白喉而死亡。斯坦因在本日日记中明确记载说:“以前负责看守我营帐的那个小兵娃子,就在几天前死去了。”[60]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与敦煌考古有关的现金支出账目表中也记录,他在1907年6月12日的支出中有一项是“为(已死亡)士兵的服务做出补偿”,赔偿金额是50米斯卡尔(钱)银子,也就是5两银子,[61]可为佐证。
林太清的来访,加速了斯坦因的离去。林太清于1907年6月9日上午10时30分离去之后,斯坦因又忙着为藏经洞出土绢画和写本打包,直到中午1时才完成包装工作。包装箱数目不断增加,仅装写本的箱子就增加至12只。斯坦因在6月9日日记中记录道:
到午后1时,完成了绢画和写本的打包装箱工作。不得不定做第11只箱子。装写本的箱子现在总数达到12只。下午,整理照片。因发烧而感到疲惫不堪。到晚上9时,突然刮起一阵强劲的北风。[62]
斯坦因近日出现发热、脸部肿胀等病症,本日已经“因发烧而感到疲惫不堪”,非常担心自己罹患白喉。他感觉自己已达到获取藏经洞文物的主要目的,决定尽快从敦煌县脱身。
1907年6月10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21天。本日下午刮着东北大风,斯坦因整日没有进洞窟,而是“全天忙于照片底版的鉴定和编号”。[63]同时,斯坦因仍盘算着再从王圆禄那里购买一些写本,但遭到了王圆禄的拒绝。斯坦因在本日日记中记录道:“接近道士,建议他随后再转让一些‘经’ 给我,但是遭到拒绝,原因是他以前就有的那种恐惧担忧心理以及其他一些事情。”[64]同一天,斯坦因的发烧病仍在继续,使他感觉不好。斯坦因在6月10日日记中记录道:“由于发低烧,感到非常难受。”[65]
1907年6月11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22天。斯坦因本日全天仍忙着装箱打包,为离开莫高窟做准备。斯坦因于1907年6月7—11日间在莫高窟为所获两批藏经洞文物打包装箱,一共装了12只箱子(编为第1—12号)。[66]斯坦因本日日记中记录说:“全天忙着装箱,为启程旅行和寄存物品做准备。除了一般的帐篷用具之外,将自己的私用品缩减成两只驮箱。装写本的箱子(12只)重约900磅,其余的文物箱子(5只)重200磅以上。”[67]斯坦因说,他装写本的箱子一共是12只,重约900磅(大致相当于408.6公斤),装其余文物的箱子一共是5只,重200磅(90.8公斤)以上。这样,箱子的总数就增至17只,比原计划多出5只箱子来。
斯坦因临离开莫高窟之前,于1907年6月11日对莫高窟的总体布局和情况进行了一次考察。他在6月11日日记中,记录下了自己对莫高窟的总体印象。[68]斯坦因1907年莫高窟考古期间,一共为18个洞窟编了号(千佛洞第1—16号窟,以及千佛洞第2号窟附近a号室、千佛洞第3号窟附近a号室)。斯坦因对莫高窟的编号虽属首次,可惜数目太少,不成系统,此后从未被重视过。
1907年6月11日,斯坦因给在莫高窟担任警卫监督任务的“军事大老爷和护卫队”发放了110米斯卡尔(11两)银子的礼金。[69]在长达3星期的时间里,对于斯坦因在莫高窟的所作所为,对于斯坦因和王圆禄之间的秘密交易,负责就地监督斯坦因考察队的这位小军官“高大老爷(音译,Go-Daloi)及其忠实的狗腿子们”[70]竟然视而不见,或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间先后到莫高窟看望斯坦因的刘凤翥、王家彦和林太清等上级官员,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警报。难怪斯坦因最后给他们发放了11两银子的奖赏。
1907年6月12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23天,也是最后一天。斯坦因在这一天结束了他在莫高窟的考古活动,并离开了莫高窟。前日(6月11日)和本日早晨,敦煌县衙门派来帮助斯坦因运输行李的5辆3马拉拽大车陆续到达莫高窟。斯坦因在本日日记中说:“在前一天夜间,在早上,大车陆续到达(5辆)。”[71]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认为:“事后我才得知,人们早已迫不及待地盼望着,在形势变得紧张之前,能让我们以及属于我们的所有东西都安全地离开敦煌。这次大车来得异常迅速,大概与这一愿望有着某种关系。”[72]斯坦因先将文物箱子和其他行李装上大车,然后派行李运输队绕开敦煌县城,直接前往安西直隶州州城。而他本人与蒋孝琬一起,先在莫高窟与王圆禄道别,然后骑马离开莫高窟,前往敦煌县城。
关于斯坦因和王圆禄分手时的情景,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说:“当我最后向千佛洞告别的时候,道士那张快活、轮廓分明的脸上又一次重新恢复了怯懦害羞但又自满安详的神态。我和道士是在十分和睦的气氛下分手的。”[73]斯坦因在《塞林底亚》中说:“当我最后从千佛洞离去的时候,在他那张稀奇古怪的、棱角分明的脸庞上,又重新浮现出那种羞涩但又自满和安宁的表情来。我们在充满和睦的气氛里分手道别。”[74]斯坦因在6月12日临离开莫高窟前,给莫高窟的和尚、护卫队队长及其手下人赠送了礼金,然后于本日上午8时启程。斯坦因本日日记中说:“给和尚、高大老爷及其忠实的狗腿子们交纳了我的礼金后,直到上午8时,才得以动身前往敦煌。”[75]斯坦因离开莫高窟前,还“最后一次探访第7号窟(莫高窟第55窟)”。[76]
斯坦因和蒋孝琬离开莫高窟后,于1907年6月12日上午11时到达敦煌县城。斯坦因先到达他称之为“旧花园”(old Bagh)的地方,即他在敦煌的旧居花园,距离县城南城门大约半英里处。随后,斯坦因和蒋孝琬进入敦煌县城,先去沙州营参府衙门和林太清道别,再到敦煌县知县衙门和王家彦道别。在知县衙门,斯坦因为王家彦和他的老母亲、妻子和孩子拍摄了一幅全家福照片。斯坦因在6月12日日记中记录道:
绿洲青翠怡人,蝴蝶花仍在盛开。旧会客厅里的变化很快,为了特殊的场合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首先见到林大人,然后见到王大老爷。再次和这位文雅干练的学者愉快地畅谈了一番。他已经为我在安西的活动铺平了道路,他还使肃州道台消除了对我的图谋所产生的疑虑。他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是一位庄重的贵妇,摆好姿势让我给他们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77]
斯坦因于6月12日为王家彦拍摄的这幅全家福照片,就是以前学界误以为汪宗翰全家福的照片,笔者已对此误解加以修正。[78]
随后,斯坦因、蒋孝琬又跟随王家彦一起,到林太清的衙门赴宴。斯坦因在1907年6月12日日记中记录道:
重新聚集在林大人家中,吃了一顿便饭。师爷后来告诉我说,从很远的地方搞来的为数不多的这几道菜,竟值10两银子! 向我的好心的朋友们表达谢意。——在老刘大人家中告别。[79]
在林太清家中吃的这顿饭,应该算是林太清、王家彦等敦煌县主要军政官员欢送斯坦因的非正式宴会。斯坦因最后拜见的“刘大人”即刘凤翥,曾在莫高窟和斯坦因打过交道。关于这轮道别活动,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里记录道:
离别使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悲痛; 但敦煌绿洲看上去又是绿油油的,使人心旷神怡; 我向绿洲致意,就像一个从类似底比斯城的地方获得自由的隐士一样。我在敦煌的一整天都是非常忙碌的,忙着最后清理账目,并对我的昂邦朋友们进行告别访问。在王氏那凉爽而多荫的衙门里,我度过了愉快的一个小时; 在那里,我和这位文雅的学者朋友最后一次就当地的文物进行了畅谈。他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是一位高贵的主妇,刚从陕西来此地和儿子团聚; 老夫人和她的儿子、儿媳妇一起摆好了姿势,让我给他们拍了一幅祥和的全家福(原注:参见插图照片第209幅)。当时我怎能预见到,此地很快就会出现流血和劫掠的场面! 接着,我们又汇聚在林大人的餐桌上,吃了一顿虽不算丰盛但味道却很美的饭。[80]
1907年6月12日傍晚6时,斯坦因一行离开敦煌县城。敦煌县大小官员身穿正式官服,在敦煌县城东北门外为斯坦因举行了欢送仪式。斯坦因在6月12日日记中记录道:
下午6时从花园启程。发现昂邦们和他们手下所有的官员们,都聚集在城东北门外的寺庙附近欢送我,祝我一路顺风。戴着红缨官帽的一群官员,以多彩的寺庙门廊为背景,这是一幅构图很好的画面。在高庙的阴影中,透露出古代东方的景象,这便是我对敦煌的最后印象。[81]
斯坦因所说的“昂邦们”,指敦煌县知县王家彦、沙州营参将林太清。他们手下的官员中,包括刘凤翥等人。这是斯坦因最后一次和作为敦煌县知县的王家彦见面,也是最后一次和沙州营参府林太清见面。因为斯坦因离开敦煌后不久,敦煌县便爆发了动乱,王家彦在动乱后下台。
斯坦因于1907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敦煌莫高窟考古期间,分别于1907年5月28日、6月6日与王圆禄两次私下达成秘密交易,骗购第一批、第二批藏经洞出土写本、绢画等文物,合计140—150捆左右。[82]斯坦因这次离开敦煌后,直到1914年才重返敦煌。
【注释】
[1]文字下的横线为原文所加。
[2]斯坦因1907年5月29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69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19—320张。
[3]斯坦因1907年5月29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69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0—321张。
[4]斯坦因1907年5月29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69v—70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1张。
[5]斯坦因1907年5月29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0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1张。
[6]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193; Aurel Stein,Serindia,Vol.II,pp.824-825.
[7]斯坦因1907年5月30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0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1张。
[8]斯坦因1907年5月30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0—70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1—322张。
[9]斯坦因1907年5月30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0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2—323张。
[10]斯坦因1907年5月30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1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3—324张。
[11]斯坦因1907年5月30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1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4张。
[12]斯坦因1907年5月31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1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4张。
[13]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232.
[14]斯坦因1907年6月2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3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7张;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232.
[15]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193,p.220; Aurel Stein,Serindia,Vol.II,p.825.
[16]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220.
[17]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193.
[18]Aurel Stein,Serindia,Vol.II,p.825.
[19]斯坦因1907年5月31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1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4张。
[20]斯坦因1907年5月31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2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6张。
[21]斯坦因1907年6月1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2v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7张。
[22]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232.
[23]斯坦因1907年6月2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2v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7张。
[24]斯坦因1907年6月2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2v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7张。
[25]斯坦因1907年6月2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2v—73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7张。
[26]斯坦因1907年6月2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3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7张。
[27]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232.
[28]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288.
[29]斯坦因1907年6月2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3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7张。
[30]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p.232-233.
[31]斯坦因1907年6月3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3—73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7—328张。
[32]斯坦因1907年6月4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3v—77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28—334张。
[33]斯坦因1907年6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7v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35张。
[34]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233.
[35]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193; Aurel Stein,Serindia,Vol.II.,p.825.
[36]斯坦因1907年6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7v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35张。
[37]斯坦因1907年6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7v—79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35—338张。
[38]斯坦因1907年6月6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9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38张。
[39]斯坦因1907年6月6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9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38张。
[40]斯坦因1907年6月6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9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38张。
[41]斯坦因1907年6月6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9v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38张。
[42]斯坦因1907年6月6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9v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38—339张。
[43]王冀青《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整理研究报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4卷,第15—54页。
[44]斯坦因1907年6月7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79v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39张。
[45]斯坦因1907年6月7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0—80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0张。
[46]斯坦因1907年6月7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0v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0张。
[47]斯坦因《千佛洞获取物包装记录(1907年6月7日)》,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1—82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1—344张。
[48]斯坦因《千佛洞获取物包装记录(1907年6月7日)》,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1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1张。
[49]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p.193-194.
[50]Aurel Stein,Serindia,Vol.II.,p.825.
[51]斯坦因1907年6月8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0v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1张。
[52]斯坦因1907年6月8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0v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1张。
[53]斯坦因1907年6月8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2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3张。
[54]斯坦因1907年6月8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1—82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1—343张。
[55]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233.
[56]斯坦因1907年6月9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2v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4—345张。
[57]斯坦因1907年6月9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2v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4张。
[58]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599页。
[59]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21.
[60]斯坦因1907年6月9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2v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4张。
[61]斯坦因1907年6月12日支出账目,英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78张。
[62]斯坦因1907年6月9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2v张; 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5张。
[63]斯坦因1907年6月10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3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5张。
[64]斯坦因1907年6月10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3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5张。
[65]斯坦因1907年6月10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3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5张。
[66]斯坦因《千佛洞获取物包装记录(1907年6月7日)》,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1—82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1—344张。
[67]斯坦因1907年6月11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3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5张。
[68]斯坦因1907年6月11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3—86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45—351张。
[69]斯坦因1907年6月11日支出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78张。
[70]斯坦因1907年6月12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6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51张。
[71]斯坦因1907年6月12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6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51张。
[72]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233.
[73]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194.
[74]Aurel Stein,Serindia,Vol.II.,p.825.
[75]斯坦因1907年6月12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6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51张。
[76]斯坦因1907年6月12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6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51张。
[77]斯坦因1907年6月12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6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51页。
[78]Wang Jiqing,‘On the Photograph of“Magistrate Wang and His Family”’,IDP News,No.10,Spring 1998,p.6.
[79]斯坦因1907年6月12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6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51—352页。
[80]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p.233-234.
[81]斯坦因1907年6月12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6v张;斯坦因手稿第204号,第352页。
[82]王冀青《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整理研究报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4卷,第15—54页。
有关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研究的文章
1907年初,王家彦被正式任命为署敦煌县知县。斯坦因抵达敦煌县的当天,敦煌县政府正在更换知县。斯坦因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并没有记录下他所见敦煌县知县的完整姓名,而只是称其为Wang Ta-lao-ye。该文又一次配发了那幅被称为“汪宗翰及其家人”的照片。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金荣华提出斯坦因所见敦煌县知县汪宗翰说之后,中外学者纷纷响应,似乎已成定论,汪宗翰成了须为敦煌文物外流负责的历史人物。......
2023-07-31
1914年4月3日下午,王圆禄让斯坦因进入已被他用作贮藏室的今编莫高窟第342窟,然后从自己的窖藏中将两箱子写经搬入窟中,供斯坦因检查。此外,斯坦因还看出,这部分写本都是经过伯希和之手挑选剩下的佛经。1914年4月4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3天。[13]不过,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于1914年4月剥移的莫高窟壁画标本,此后一直秘而不宣,不知所踪。......
2023-07-31
实际上,自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初起,藏经洞文物便已经进入了四处流散的进程。)于1902年4月继任敦煌县知县,此后加速了藏经洞文物的外流。可以肯定的是,1902年汪宗翰来到敦煌以后,藏经洞文物也开始在甘肃官员中间较大规模地流散。汪宗翰1902年对藏经洞文物彻底检查的结果,是他本人获得了一批佛经和绢画。也就是在这4年时间里,藏经洞文物流散的速度加快。......
2023-07-31
斯坦因带着未能购买更多藏经洞文物的遗憾,于1907年6月12日离开莫高窟和敦煌县城。斯坦因是在肃州逗留期间听说敦煌发生动乱消息的。9月13日,斯坦因返回肃州,并在这里最后一次见到正在接受审问的王家彦。考察完毕后,斯坦因于7月22日下午3时到达肃州。自从斯坦因离开敦煌之后,王家彦便全神贯注地去处理采买粮事件。他们首先下令,立即关闭敦煌县城的城门,以及衙署的大门,还命令总数200多名的敦煌巡勇齐登署门,持枪炮警备。......
2023-07-31
最后,斯坦因将在安西新获藏经洞文物装满了12只箱子。斯坦因在哈密为在安西新获的藏经洞文物打包装箱后,于1907年11月1日早晨离开哈密。此后,斯坦因押运着庞大的行李箱子运输队,包括12箱子在莫高窟所获藏经洞文物,以及12箱子在安西所获藏经洞文物,经鄯善县、吐鲁番直隶厅、焉耆府、轮台县,于1908年1月19日到达库车直隶州。1908年1月25日,斯坦因先送走运输文物的驼队,然后于当日下午率领一部分人轻装离开库车。......
2023-07-31
斯坦因意外新获约230捆写本后,害怕继续逗留甘肃省境内会夜长梦多,决定尽快离开甘肃省,转移进新疆省境。斯坦因离开安西前,结清了前几天为包装新获230捆写本而购买棉布、纸张等方面的费用。[39]当日上午11时30分,斯坦因一行离开了安西。[41]斯坦因离开红柳园子后,一路向西,日夜兼程,于1907年10月12日走出甘肃省境,进入新疆省哈密直隶厅下辖的猩猩峡驿。......
2023-07-31
1907年5月31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11天。按照斯坦因的计划,他本日要继续为莫高窟拍摄照片。由于王家彦担心使用武力有可能导致农民起义,进而对长久滞留敦煌的斯坦因造成人身伤害,于是不得不将他计划采取的军事行动向后拖延。由于斯坦因长期逗留莫高窟,引起了敦煌县官府的注意。......
2023-07-31
本日上午,斯坦因和蒋孝琬来到千佛洞第1号窟,伺机让王圆禄为他们打开藏经洞的室门。关于斯坦因第一次进入藏经洞的时间,他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为本日中午。[22]但根据斯坦因日记,他第一次入藏经洞的时间更有可能是在当日的上午。斯坦因在进入藏经洞之初,就开始对藏经洞周围环境进行观察,并推测藏经洞的封闭时间。从检查藏经洞文物的一开始,斯坦因便对藏经洞绘画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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