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94斯坦因从西南方拍摄的莫高窟崖面而根据《契丹沙漠废墟》和《塞林底亚》,迎接者中还有王圆禄。[4](图95)斯坦因之所以故意不和王圆禄过多接触,是因为他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初次见面时以观察对手为主。斯坦因从前日到达莫高窟的那一刻起,就故意不与王圆禄直接接触。到5月22日上午,斯坦因也没有立即拜访王圆禄。......
2023-07-31
斯坦因把藏经洞腾空后,他和王圆禄吵闹归吵闹,还是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把他们拴在了一起。王圆禄惦记着斯坦因为寺庙“认捐”的承诺,斯坦因忘不了从王圆禄手中获取他已经挑选出来的文物捆子。斯坦因在挑选写本的同时,一直盘算着怎样从王圆禄手中得到他挑出来的卷子。[72]所以斯坦因在挑选完卷子之后,紧接着和王圆禄吵闹,而后又开始慢慢地和王圆禄谈起了购买这批卷子的价钱。两人开始讨价还价,做起了生意。斯坦因在5月28日日记中记录了他和王圆禄讨价还价的过程:
图110 斯坦因绘制的千佛洞第1号窟(莫高窟第16窟)及藏经洞平面图
在纯粹是做交易的基础上,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起初,他要求2个元宝换20个捆子,但最后他接受了我提供的3个元宝,即1500米斯卡尔(包括已付了的340米斯卡尔),换我此前挑选出来的所有东西,再加上50捆典籍。[73]
按1米斯卡尔即1钱,340米斯卡尔即34两,1500米斯卡尔即150两,等于3个50两重的银元宝。斯坦因早在1907年5月23日第一次进入藏经洞时,便一直盘算着如何将藏经洞文物全部买走。但由于王圆禄惧怕此举带来的后果,未敢答应斯坦因的要求。尽管如此,斯坦因还是于5月28日以3个银元宝(150两)的价格从王圆禄手中买下他挑选出来的至少57捆各类文物,外加至少50捆典籍。
到1907年5月28日斯坦因完成对藏经洞所有文物的挑选工作后,他也开始重新考虑藏经洞的封闭时间问题。藏经洞的封闭时间,与藏经洞内存放物品的年代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斯坦因在挑选藏经洞文物的过程中,特别关注文献和美术品上面的年代题记,尤其是最早的年代和最晚的年代。斯坦因在5月27日和5月28日检查的几个小捆子内容,都是被缝到捆子里去的“废物”。斯坦因认为,这一事实或许有助于判断藏经洞的封闭问题。斯坦因在5月28日日记中记录下他的思路:
昨天和今天检查过的几小捆“废物”,都是完全被缝到里面去的。这说明,它们是在闲暇有空的时候被存放起来的,而不是在动乱和危急的时刻被存放进去的。绝大多数旗幡的状况,也能证明同一个结论,它们肯定曾被长时间地使用过,在被存放起来的时候已经处于破损的状态。那么,这些存放物最初是否还在其他某个地方存放过呢? 它们和写本一起,是否只是为了安全起见才被运到这里来的呢? 这些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当时,也许没有多少时间来区别有价值的东西和垃圾废物。在废纸捆子中出现的有纪年的文件,大致可以标明旧旗幡等物被废弃的时间,但并不能标明是这些捆子被存放入这个洞窟的时间。[74]
斯坦因后来在《契丹沙漠废墟》等书中,将藏经洞封闭的时间确定在11世纪初,1036年西夏征服敦煌以前。[75]
斯坦因结束了5月28日在藏经洞的工作之后,还利用本日剩余的时间,对峡谷进行了平板仪勘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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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今编莫高窟第17窟,俗称“藏经洞”,位于莫高窟第16窟的甬道北壁,开凿于晚唐,坐北朝南,大致是个方形窟。直到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某个时刻,藏经洞才被道士王圆禄等人偶然发现。[14](图40)图37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禄王圆禄,在文献中又作王圆箓、王圆录、王元箓、王园禄等,法名“法真”(图37),湖北省麻城人,一说陕西省汉中人。王圆禄在1875年时已经20多岁,不排除他当兵到肃州的可能性。......
2023-07-31
斯坦因在莫高窟为文物打包装箱过程中,计划装满12只箱子。王家彦到访后不久,林太清也来到千佛洞,其目的有二:一是观察斯坦因的行动,二是暗示或劝说斯坦因最好尽早离开敦煌这个是非之地。林太清首先向斯坦因暗示,敦煌县政府计划以武力镇压农民反抗,等斯坦因一离开就采取军事行动。斯坦因6月9日日记记录说:据林大人估计,敦煌现在的人口是8万人。[58]斯坦因访问敦煌期间,敦煌仍流行白喉。......
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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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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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1907年初,王家彦被正式任命为署敦煌县知县。斯坦因抵达敦煌县的当天,敦煌县政府正在更换知县。斯坦因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并没有记录下他所见敦煌县知县的完整姓名,而只是称其为Wang Ta-lao-ye。该文又一次配发了那幅被称为“汪宗翰及其家人”的照片。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金荣华提出斯坦因所见敦煌县知县汪宗翰说之后,中外学者纷纷响应,似乎已成定论,汪宗翰成了须为敦煌文物外流负责的历史人物。......
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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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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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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