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腾空藏经洞考古结果

1907年5月24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4天。早晨5时30分，斯坦因给王圆禄送了礼物，换来的好处是，由蒋孝琬将前一天（5月23日）挑选出来的东西带走。斯坦因本日日记中记录说：“早晨5时30分给道士送礼物，昨天挑选出来的东西由师爷带走。”^[37]

随后，斯坦因开始了5月24日上午的工作。他继续前一天的工作，处理一大摞子杂文物，并将这一大摞子杂文物编为千佛洞第3号捆子（C.iii）。斯坦因在5月24日日记中说：“开始工作，继续处理一大摞子杂物（千佛洞第3号捆子），包括紧捆着的一大堆绢质祈祷幡，虽然腐烂严重，但是非常精美。”^[38]按照这个编号体系，斯坦因本日检查了19个捆子，除了千佛洞第3号捆子外，还有千佛洞第4号捆子（C.iv）、千佛洞第5号捆子（C.v）、千佛洞第6号捆子（C.vi）、千佛洞第7号捆子（C.vii）、千佛洞第8号捆子（C.viii）、千佛洞第9号捆子（C.ix）、千佛洞第10号捆子（C.x）、千佛洞第11号捆子（C.xi）、千佛洞第12号捆子（C.xii）、千佛洞第13号捆子（C.xiii）、千佛洞第14号捆子（C.xiv）、千佛洞第15号捆子（C.xv）、千佛洞第16号捆子（C.xvi）、千佛洞第17号捆子（C.xvii）、千佛洞第18号捆子（C.xviii）、千佛洞第19号捆子（C.xix）、千佛洞第20号捆子（C.xx）和千佛洞第21号捆子（C.xxi）。^[39]

蒋孝琬事先已经与王圆禄商定好，斯坦因于5月24日白天挑选出来的东西，由王圆禄在夜里拿到斯坦因的住处来。但是，到了夜间，斯坦因和蒋孝琬没有等到王圆禄的出现。于是蒋孝琬便于晚上10时15分小心谨慎地去找王圆禄交涉。交涉的结果是，蒋孝琬亲自带着一个巨大的捆子返回，其中主要是婆罗谜文写本页子。斯坦因本日日记中说：

原来商定好，我挑选出来的东西由王氏在夜里拿到我这里来。但是，到了晚上10时15分，师爷便小心谨慎地去找他交涉，然后师爷亲自带着一个巨大的捆子返回。——婆罗谜字梵夹式写本的数目为32页（完整）、26页、4页、5页、21页、12页。棕榈叶写本有65页完整无损，每页6行，尺寸是20英寸×2.5英寸。忙着整理早晨和晚上带回来的包，直到午夜12时为止。所有这些东西装满了一只箱子。^[40]

斯坦因在夜深人静时，整理了蒋孝琬于本日早晨和晚上两次搬回来的文物捆子，直到午夜12时为止。他已经决定将这些挑出来的东西带走，所有这些东西装满了他从敦煌县城带来的一只空箱子。

1907年5月25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5天。本日，斯坦因将所有杂捆子都过目一遍。在藏经洞内堆积着坚实的写本摞子，摞堆顶部放着的便是这类杂捆子。斯坦因在本日日记中记录说：

今天，将所有的杂捆子都过了一遍，这些杂捆子可以伸手从坚实的写本摞堆的顶部取到。我发现，千佛洞第22号大捆子里面除了大量的还愿物、破丝幡、汉文与藏文小形卷子之外，还有折叠起来的公文书，显然是信函或是来自和尚们的公文书。在一些公文书上面，年代仅仅标有月份。有两件公文书上具有完整的年代，即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和显德（七）年（公元960年）。这些捆子都是垃圾废纸捆子，这些垃圾废纸是在最后清扫寺庙时集中起来的，由于这些捆子当时不可能包括有年代古老的记录物，它们被存放起来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1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41]

斯坦因于5月25日早晨开始工作后，全天清理出9个杂捆子，即千佛洞第22号捆子（C.xxii.）、千佛洞第23号捆子（C.xxiii.）、千佛洞第24号捆子（C.xxiv.）、千佛洞第25号捆子（C.xxv.）、千佛洞第26号捆子（C.xxvi.）、千佛洞第27号捆子（C.xxvii.）、千佛洞第28号捆子（C.xxviii.）、千佛洞第29号捆子（C.xxix.）和千佛洞第30号捆子（C.xxx.）。^[42]这些杂捆子都是垃圾废纸捆子，而垃圾废纸肯定是在最后清扫寺庙时集中起来的。由于这些杂捆子当时不可能包括有年代古老的记录物，所以斯坦因推测它们被存放起来的时间大概是在10世纪末。

5月25日下午，斯坦因开始系统清理收集品的工作，发现汉文和藏文的卷子捆占了藏经洞文物的绝大部分。此时，斯坦因已经盘算着如何将藏经洞所有的文物都带走。他在本日日记中记录说：

在下午，我开始了系统清理收集品的工作。汉文和藏文的卷子捆占了绝大部分。一层层堆放坚实的“经”等物品，占据的空间至少是480立方英尺（8英尺×6英尺×10英尺）。考虑到一只箱子只能装4立方英尺，若要全部装完的话，需要120只箱子！^[43]

斯坦因估算的藏经洞文物体积，是按照英尺计算的。如果换算成米，大致上是2.4384米×1.8288米×3.048米，所占空间是13.592立方米。120只箱子可装480立方英尺，每只箱子装4立方英尺（0.113立方米）。

斯坦因在5月25日日记中说：“汉文和藏文卷子捆的绝大多数，都有一个紧凑合适的粗棉布经帙。但也有许多小捆包，看上去只是粗略地用绳子束紧而已。要不然的话，就是它们在刚被发现的时候曾被人打开过。”^[44]在斯坦因询问下，王圆禄承认，藏经洞以前曾被多次翻腾过。斯坦因本日日记中记录说：“王氏承认：整个藏书小室以前曾被清理腾空过。后来，当把石碑移出来以后，小室又重新被塞满。”^[45]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也记录说：“据道士承认，在藏经洞被发现的时候，曾被腾空过，目的是为了寻找值钱的东西； 后来藏经洞又被腾空过，为的是将那块大石碑从室内的西墙上移到外边的甬道里去。”^[46]

斯坦因于5月25日在整理藏经洞文物的过程中，还发现了10部庞大的《甘珠尔》（Kanjur）梵夹式写本，写本页子的尺寸是29英寸×8英寸（73.66厘米×20.32厘米），上面有两眼穿绳用的孔。斯坦因起初对它们是否为古物表示怀疑，但是王圆禄断言它们是古代的东西，斯坦因也渐渐认同。斯坦因在本日日记中记录说：

有10部庞大的《甘珠尔》梵夹式写本。它们那粗糙的木质夹板看上去是新的，捆扎用的绳子看上去也是新的。但是王道士断言：它们确是古代的东西。经过进一步的检查之后，这种说法看来还是有可能性的。梵夹式写本页子的尺寸是29英寸×8英寸，上面有两眼穿绳用的孔。或许，在它们被发现之后，最初的装饰夹板被人撤换掉了（？）。^[47]

斯坦因于5月25日挑选出来的文物，照例由蒋孝琬在夜深人静时搬回斯坦因的帐篷，蒋孝琬本日一共搬回了8包文书和12包美术品。斯坦因本日日记记录说：“师爷带回的捆包总数如下：8包公文书以及书； 12包彩绘丝绢、刺绣等等物品。”^[48]

1907年5月26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6天。斯坦因从本日早晨开始挑选藏经洞写本的工作，全天一共检查了11个捆子，即千佛洞第31号捆子（C.xxxi.）、千佛洞第32号捆子（C.xxxii.）、千佛洞第33号捆子（C.xxxiii.）、千佛洞第34号捆子（C.xxxiv.）、千佛洞第35号捆子（C.xxxv.）、千佛洞第36号捆子（C.xxxvi.）、千佛洞第37号捆子（C.xxxvii.）、千佛洞第38号捆子（C.xxxviii.）、千佛洞第39号捆子（C.xxxix.）、千佛洞第40号捆子（C.xl.）、千佛洞第41号捆子（C.xli.）。^[49]

斯坦因在检查千佛洞第35号捆子时，发现这是“一个缝制成的大包袱捆子，里面装着藏书室使用过的遗物。撕破了的佛经经卷尽头，因有木轴而仍然硬挺，没有显示出多少装饰的痕迹。不同颜色的丝绸窄条。佛经经卷的卷轴。裹经捆用的织布包皮。根据其包装的仔细程度，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批遗物是在闲暇空余时间里从容不迫地搜集到的东西，是在藏书室被封藏之前贮存起来的”。^[50]斯坦因在检查千佛洞第38号捆子时，发现“在几件文书上，还钤有佛像印章，显然是寺院的方丈们发放给候选入寺为僧（或尼）者的证明书。提到圣地时，称之为‘三寺’ （三界寺）。直到今天，当地还将寺庙分为三个等级。还提到‘沙州’ 这个名称”。^[51]对于检查写本包捆过程中发现的破碎物，斯坦因从5月26日开始思索其原因。他在5月26日日记中记录说：“之所以出现了许多包的纸、木‘薄片’ 杂碎物，可以做如下解释：按照当地习惯，在地面上或其他地方发现的每一小片书写物都应被捡起来并被存放在一边。毁坏那些书写下来的文字被认为是不吉利的。”^[52]

5月26日傍晚7时前，斯坦因顺着峡谷散步，观察了莫高窟北区洞窟的分布情况。斯坦因本日日记中说：

傍晚7时前，顺着峡谷散步，发现悬崖峭壁上尽是些小洞窟，密密麻麻地如蜂窝一般，向北绵延了半英里，也许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和尚们居住的僧房。在两个洞窟中有婆罗谜字、藏文、蒙古文题记。有一个现在无法进入的大窟堂，以前肯定是一个庙堂，里面还保存有壁画，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看不出有什么壁画的痕迹。^[53]

这是敦煌考古史上最早关于莫高窟北区石窟的记录。斯坦因判断北区洞窟的性质时说：“也许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和尚们居住的僧房”，基本上正确。斯坦因显然进入过莫高窟北区的几个洞窟，才得以发现“在两个洞窟中有婆罗谜字、藏文、蒙古文题记。有一个现在无法进入的大窟堂，以前肯定是一个庙堂，里面还保存有壁画，除此之外，在其他地方看不出有什么壁画的痕迹”。

1907年5月27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7天。斯坦因一大早起床后，首先对莫高窟进行了摄影。当摄影工作结束后，斯坦因从本日上午8时起，继续进行检查写本卷子的工作。他本日检查了5个捆子，即千佛洞第42号捆子（C.xlii.）、千佛洞第43号捆子（C.xliii）、千佛洞第44号捆子（C.xliv.）、千佛洞第45号捆子（C.xlv.）和千佛洞第46号捆子（C.xlvi.）。斯坦因在本日日记中记录说，他检查的千佛洞第46号捆子，是“当我彻底地清扫藏书室时，发现了一个粗棉布大袋子，里面装满了撕破了的‘经’、破布之类的东西”。^[54]同一捆子中，还“有一件信函或是宗教方面的作品，所署时间相当于公元925年，写于三界寺（即千佛洞）”。^[55]由于写本中出现了“三界寺”等地名，斯坦因通过蒋孝琬询问王圆禄，“据王氏口称，敦煌人在千佛堂（千佛洞）只知道‘上寺、中寺、下寺’ 的名称。道士的庙属于‘下寺’。‘三界寺’ 这一词并不为当地人民所知。”^[56]

1907年5月27日是敦煌考古史上重要的一天。本日上午，王圆禄首先向斯坦因提出了为寺庙捐款的问题。斯坦因对于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因为从这个话题可以直接进入到购买藏经洞文物的话题上来，于是他接住了这个话题。但是斯坦因并没有立即提出捐款的确切数目，他首先表示，他要等看完所有的藏经洞文物之后，才能提出确切的捐款数。斯坦因在5月27日日记中记录说：“上午，王氏首先提出了关于为寺庙捐款的问题。我接住了这个话题，为的是能进一步引入购买问题。在我看完所有的收藏品之前，我是绝不能够提出确切的价钱的。”^[57]

在斯坦因答应捐款的金钱诱惑下，贪财的王圆禄同意让斯坦因看完所有的藏经洞文物，于是，王圆禄率领他的徒弟，和蒋孝琬一起，拼命地干了整整一个下午，从藏经洞中把写本卷子全都清理了出来，再一次将藏经洞腾空。斯坦因5月27日日记中记录说：

因此，王氏及其助手，还有师爷，都拼命地干了整整一个下午^[58]，从小室中把写本卷子全都清理了出来。我发现，检查的结果与我预料的相反，绝大多数写本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在搬动时点数的结果，是大约770个捆子（在甬道里和在室内还有280个捆子）。这些写本捆子都被靠墙放着，再加上以前拿出来的其他捆子，其总数一定大大超过了1000捆子。如果按平均每捆10个卷子计算的话，整个这批收藏品应该包括大约10000件互不相连的独立典籍或章节。今天搬动的藏文卷子有65捆。^[59]

斯坦因在这里记录下了一组很有价值的数据。他于5月27日下午搬出藏经洞的汉文写本是770捆，藏文写本是65捆。加上在甬道里和室内的汉文写本280捆，汉文写本的总数一共是1050捆。如果再加上以前拿出藏经洞的其他捆子，斯坦因认为“其总数一定大大超过了1000捆子”。按照平均每捆10个卷子计算，斯坦因认为藏经洞写本总数大约是1万件。斯坦因5月27日日记中还记录下了他当时的心态：

写本数目巨大，引起了我的极大忧虑。我既为以后的运输费用苦恼，同时也为有可能遭到反对而担忧。度过了漫长、疲劳的一天之后，我于傍晚6时15分离开了寺庙； 此时，我已知道，收藏品中属于印度语言文字的写本部分已被探索殆尽。溯着峡谷散步。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只购买其中一部分的话，将意味着有可能造成大混乱与大破坏，我必须竭尽全力地去拯救整个收藏品。道士是这批收藏品的无可争议的所有者，因为是他发现了这批收藏品。形势的有利方面如下：不必和任何寺院团体交涉； 没有任何当地文人对此感兴趣； 收藏地点位于中国佛教势力范围最边缘部位。^[60]

斯坦因还意识到，“这些写本能够装满许多大车，若将这么多的写本移走，就不可避免地要将整个交易公之于众； 因此就有可能在敦煌引起宗教方面的不满情绪，即便这种不满情绪不至于立即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但肯定会有损于我在甘肃的进一步工作”^[61]。但斯坦因也暗下决心：“为了拯救整个这批秘藏物，我准备面对这些危险，而不是放弃努力。”^[62]

1907年5月27日晚上，蒋孝琬照旧当搬运工，将斯坦因白天挑选出来的藏经洞写本运回斯坦因的营帐。斯坦因在本日日记中记录说：

晚上9时30分，师爷带回了今天挑选出的东西。我们讨论了正在考虑中的目标以及保证措施。师爷承认，去争辩的理由是充分的和正当的，但他也理解王氏的顾虑。应该做好牺牲全部或部分藏文收藏品的思想准备。师爷的估价和我本人有可能提供的价钱不谋而合。^[63]

至于斯坦因当时考虑为购买全部藏经洞文物而出的价钱，他曾暗示说要付40个马蹄银（即银元宝），如果必要的话，他也愿意付这个数目的两倍。按照《契丹沙漠废墟》中所说：“我曾暗示说要付40个马蹄银，这相当于5000个卢比； 如果必要的话，我还决定付这个数目的两倍，不管我的批准经费要超支多少。”^[64]又按照《塞林底亚》中所说：“我已经授权蒋氏，为了得到这批收藏品，假如能够整体出让的话，可以答应出一大笔钱（40个‘马蹄银’，大约相当于5000卢比； 如果需要的话，我本来还愿意加倍）。”^[65]斯坦因所持的银元宝每个重50两，40个银元宝相当于2000两白银，该数加倍应是4000两白银，该数的两倍应是6000两白银（图109）。但王圆禄因不敢出卖全部藏经洞文物，而拒绝了斯坦因所出的价钱。

1907年5月28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8天。本日上午8时，斯坦因从营帐返回千佛洞第1号窟（莫高窟第16窟），发现王圆禄变得忧虑重重，因为他担心向斯坦因出售藏经洞文物会引起敦煌县施主们的反对。针对这一变化，斯坦因计划劝导王圆禄，甚至打算再次搬出玄奘的故事来开导王圆禄。斯坦因在本日日记中记录道：“上午8时返回寺庙，发现道士忧虑重重。出现的难题是施主们和其他人是否会赞成这样做。我需要拖延应付，因势利导。搬出唐僧的经历来感召他。”^[66]

图109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铸造的银元宝（50两）

斯坦因于5月28日检查了11个捆子，即千佛洞第47号捆子（C.xlvii.）、千佛洞第48号捆子（C.xlviii.）、千佛洞第49号捆子（C.xlix.）、千佛洞第50号捆子（C.l.）、千佛洞第51号捆子（C.li.）、千佛洞第52号捆子（C.lii.）、千佛洞第53号捆子（C.liii.）、千佛洞第54号捆子（C.liv.）、千佛洞第55号捆子（C.lv.）、千佛洞第56号捆子（C.lvi.）和千佛洞第57号捆子（C.lvii.）。至此，斯坦因将藏经洞里的所有文物捆子都搬运了出来。同时，斯坦因已从中挑选出他需要的57捆东西。按照斯坦因本日日记记载，他于本日挑选出的捆子中，包括“千佛洞第54号捆子。来自地面上的一个捆子”，以及“千佛洞第55号捆子。来自地面上的另一个大捆子，里面装满了画在丝绢和棉布上的绘画品碎片”。^[67]至于千佛洞第57号捆子，属于最后搬出的一批捆子：“将西北角落地面上的一些捆子也搬了出来。它们并没有受什么潮，只是不能提供太多的东西。只选出一件大形棉布画和两件小木雕佛像。”^[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