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敦煌考古研究：揭秘长城烽燧遗址

斯坦因既已决定首先在敦煌周边沙碛地区考察长城烽燧遗址，就必须得到敦煌县政府在向导、劳工、驮畜、物资供应等方面的帮助。1907年3月21日，王家彦和林太清为斯坦因举办了一次宴会，斯坦因在席间再次提出了募集劳工、征集驮畜等要求。王家彦找出种种理由搪塞，主要借口还是因采买粮事件而引发的官民矛盾。尽管王家彦和林太清设宴招待了斯坦因，尽管斯坦因在宴会上和敦煌的两位最高官员相谈甚欢，但是王家彦和林太清还是没有保证在劳工和驮畜方面能为斯坦因提供帮助。3月22日，当斯坦因已最后决定于3月23日返回沙漠工作的时候，也还没有得到王家彦和林太清的保证。

斯坦因对于王家彦的态度感到不满，于1907年3月23日让蒋孝琬给王家彦写了一封抗议信。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

终于，我意识到，再等下去也是没有用处的。于是蒋师爷就在整洁的粉红色纸上用文雅但又尖刻的语言写了一封抗议信，抗议衙门的行为。然后，我们在午后1时出发了。我的下一步方案是移往敦煌绿洲的正北方，在那里寻找古代长城线路，我推测那条长城线路沿着疏勒河河道朝东延伸。^[19]

在未获得人手和骆驼的情况下，斯坦因于1907年3月23日中午率自己的队伍离开敦煌。不久后，王家彦设法征集到的一批劳工便也赶上了斯坦因。

图79　敦煌边塞长城第18号遗址（古代武器库）

图79　敦煌边塞长城第18号遗址（古代武器库）

图80　斯编敦25号烽燧废墟（下立者为蒋孝琬）

图80　斯编敦25号烽燧废墟（下立者为蒋孝琬）

图81　斯编敦35号烽燧附近长城表面显露的夯土层和植物层交替状况

图81　斯编敦35号烽燧附近长城表面显露的夯土层和植物层交替状况

图82　斯编敦27号烽燧废墟

斯坦因于1907年3月23日北上疏勒河流域，考察敦煌周围的古长城烽燧遗址和关城遗址，收获甚大，发掘出大量简牍等文物（图79，图80，图81）。在一系列发现的刺激下，斯坦因决定给王家彦写一封信，请求派遣更多的劳工，以从事更大规模的发掘。3月30日傍晚，王家彦应斯坦因之请所派遣的新劳工赶到遗址。在新劳工的帮助下，斯坦因又进行了一些发掘工作（图82，图83）。4月1日，斯坦因结束了在敦煌以北长城遗址的发掘工作。4月3日，斯坦因和蒋孝琬一起返回敦煌县城，其他大队人马押运着行李随后也返回敦煌城。

斯坦因在敦煌以北长城烽燧遗址考古期间，陕甘总督升允在收到斯坦因的致意电报后，于3月底电告几位道台和所有知县、知州，命令各级官府关注斯坦因。斯坦因在敦煌周围长城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的活动，也已经引起了敦煌县政府的警觉。就在斯坦因返回敦煌县城的1907年4月3日，王家彦和林太清找上门来，名义上是登门拜访，实际上是来调查斯坦因的发掘详情。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

图82　斯编敦27号烽燧废墟

斯坦因于1907年3月23日北上疏勒河流域，考察敦煌周围的古长城烽燧遗址和关城遗址，收获甚大，发掘出大量简牍等文物（图79，图80，图81）。在一系列发现的刺激下，斯坦因决定给王家彦写一封信，请求派遣更多的劳工，以从事更大规模的发掘。3月30日傍晚，王家彦应斯坦因之请所派遣的新劳工赶到遗址。在新劳工的帮助下，斯坦因又进行了一些发掘工作（图82，图83）。4月1日，斯坦因结束了在敦煌以北长城遗址的发掘工作。4月3日，斯坦因和蒋孝琬一起返回敦煌县城，其他大队人马押运着行李随后也返回敦煌城。

斯坦因在敦煌以北长城烽燧遗址考古期间，陕甘总督升允在收到斯坦因的致意电报后，于3月底电告几位道台和所有知县、知州，命令各级官府关注斯坦因。斯坦因在敦煌周围长城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的活动，也已经引起了敦煌县政府的警觉。就在斯坦因返回敦煌县城的1907年4月3日，王家彦和林太清找上门来，名义上是登门拜访，实际上是来调查斯坦因的发掘详情。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

图83　斯编敦35号烽燧以东的长城遗迹

我还没有来得及洗去脸上的尘土，我在当地那两位形影不离的朋友和保护人，即林大人和王大老爷，就来登门拜访了，这真令我吃惊。我毫不怀疑他们两人都非常高兴地欢迎我们回到大本营来，而且还兴致勃勃地想从我们自己的嘴中掏出有关我们旅行和发现物的故事。但是当我们穿过县城时，也听到一些消息，可以解释来自官方的关注和支持何以增多。情况似乎是这样的：我一踏入甘肃界内，便给兰州的总督发去了一份致意电报，这位高官收到电报后很快便向好几个地区的道台们发了电报通知，又通过他们下达给所有的县长，他在电文中极力推荐我和我的研究工作，让官府予以招待。

这事可以解释我的友好的访客们为何会不顾难堪地急忙来访。但是，在他们造访期间，我就不得不手持我自己的发现物向他们做讲解了。王大老爷以一位训练有素的学者所特有的那种热情，绝不肯放弃因抚弄把玩并即兴解读这些大汉朝“木牍文书”而带来的享受机会。那些曾让我的“野外师爷”感到困惑的小问题，只能激起他的热情来。他一支简牍接一支简牍地浏览审阅着，并且快速而轻松地讲解着。虽然我对汉学学问一窍不通，但我可以意识到，这位潘大人的甘肃翻版在学问方面是很扎实的。他的军界同僚林氏则明智地忍耐着，不去卖弄任何学问。但我还是可以看得出，这条古代边疆线的沿线军事组织细节，也同样激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这些沿线军事组织细节，是从曾经护卫古代边疆线的戍所中所出土的那些简单记录上揭示出来的。我不失时机地利用了他们欲望大增和有来自上峰官府支持这一有利局面，给我的朋友们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即在发掘劳工和适当的运输安排方面，我需要有效地同当地习惯势力做斗争。^[20]

斯坦因于1907年4月4日在敦煌县城逗留一天，为再次赴敦煌以西沙漠考察长城遗址做准备。在王家彦和林太清的帮助下，斯坦因得到了12名新劳工，更多的运输用骆驼，以及一个月的物资供应等等。4月5日，斯坦因再次离开敦煌，西进考察南湖。

斯坦因到达南湖后，从1907年4月6日开始考察（图84）。斯坦因在南湖考察了4天时间，在古董滩发现一大批文物。4月11日，斯坦因离开南湖，考察了附近的废墟遗址（图85，图86，图87）。接下来，斯坦因一行又考察了玉门关废墟附近等地的长城遗址（图88，图89，图90）。

图83　斯编敦35号烽燧以东的长城遗迹

我还没有来得及洗去脸上的尘土，我在当地那两位形影不离的朋友和保护人，即林大人和王大老爷，就来登门拜访了，这真令我吃惊。我毫不怀疑他们两人都非常高兴地欢迎我们回到大本营来，而且还兴致勃勃地想从我们自己的嘴中掏出有关我们旅行和发现物的故事。但是当我们穿过县城时，也听到一些消息，可以解释来自官方的关注和支持何以增多。情况似乎是这样的：我一踏入甘肃界内，便给兰州的总督发去了一份致意电报，这位高官收到电报后很快便向好几个地区的道台们发了电报通知，又通过他们下达给所有的县长，他在电文中极力推荐我和我的研究工作，让官府予以招待。

这事可以解释我的友好的访客们为何会不顾难堪地急忙来访。但是，在他们造访期间，我就不得不手持我自己的发现物向他们做讲解了。王大老爷以一位训练有素的学者所特有的那种热情，绝不肯放弃因抚弄把玩并即兴解读这些大汉朝“木牍文书”而带来的享受机会。那些曾让我的“野外师爷”感到困惑的小问题，只能激起他的热情来。他一支简牍接一支简牍地浏览审阅着，并且快速而轻松地讲解着。虽然我对汉学学问一窍不通，但我可以意识到，这位潘大人的甘肃翻版在学问方面是很扎实的。他的军界同僚林氏则明智地忍耐着，不去卖弄任何学问。但我还是可以看得出，这条古代边疆线的沿线军事组织细节，也同样激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这些沿线军事组织细节，是从曾经护卫古代边疆线的戍所中所出土的那些简单记录上揭示出来的。我不失时机地利用了他们欲望大增和有来自上峰官府支持这一有利局面，给我的朋友们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即在发掘劳工和适当的运输安排方面，我需要有效地同当地习惯势力做斗争。^[20]

斯坦因于1907年4月4日在敦煌县城逗留一天，为再次赴敦煌以西沙漠考察长城遗址做准备。在王家彦和林太清的帮助下，斯坦因得到了12名新劳工，更多的运输用骆驼，以及一个月的物资供应等等。4月5日，斯坦因再次离开敦煌，西进考察南湖。

斯坦因到达南湖后，从1907年4月6日开始考察（图84）。斯坦因在南湖考察了4天时间，在古董滩发现一大批文物。4月11日，斯坦因离开南湖，考察了附近的废墟遗址（图85，图86，图87）。接下来，斯坦因一行又考察了玉门关废墟附近等地的长城遗址（图88，图89，图90）。

图84　南湖附近村庄里的寺庙（前立者为蒋孝琬）

图84　南湖附近村庄里的寺庙（前立者为蒋孝琬）

图85　位于敦煌西北方的斯编12号长城烽燧遗址

1907年4月18日，斯坦因考察队在敦12号烽燧遗址a号废墟发现了一批用早期粟特语写成的信札，其中包括后来闻名于世的“粟特文二号信札”^[21]（图91）。5月15日，斯坦因考察队返回了敦煌城。

图85　位于敦煌西北方的斯编12号长城烽燧遗址

1907年4月18日，斯坦因考察队在敦12号烽燧遗址a号废墟发现了一批用早期粟特语写成的信札，其中包括后来闻名于世的“粟特文二号信札”^[21]（图91）。5月15日，斯坦因考察队返回了敦煌城。

图86　位于敦煌西北方的斯编第9号长城烽燧遗址

图86　位于敦煌西北方的斯编第9号长城烽燧遗址

图87　紧靠斯编第8号烽燧遗址东北角的戍所遗址（墙壁上画有骆驼像）

图87　紧靠斯编第8号烽燧遗址东北角的戍所遗址（墙壁上画有骆驼像）

图88　斯坦因从敦煌长城遗址发掘出的文物（一）

图88　斯坦因从敦煌长城遗址发掘出的文物（一）

图89　斯坦因从敦煌长城遗址发掘出的文物（二）

图89　斯坦因从敦煌长城遗址发掘出的文物（二）

图90　斯坦因从敦煌长城遗址发掘出的文物（三）

斯坦因于1907年5月15日返回敦煌县城后，原计划于5月16日动身前往莫高窟，但因种种原因而不得不将行程推迟5天。^[22]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5月19日恰逢农历四月初八日浴佛节，敦煌县城和周围各地居民自古就有每年浴佛节前后齐聚莫高窟拜佛烧香的习俗。据吕钟《重修敦煌县志》记载：“四月八日，俗传谓释迦佛生辰。千佛洞开浴佛大会，自初二、三日起，至初八日止，男女进香游观者颇众。城内大佛寺亦演戏三日。”^[23]也就是说，从5月13日（四月初二日）、5月14日（四月初三日）起，到5月19日（四月初八日）止，是莫高窟最热闹的时候，绝不适合外国人在莫高窟考古。

斯坦因逗留敦煌县城期间，利用空暇时间处理信件、修理器物、编写账目、兑换钱币。斯坦因在1907年5月16日日记中记录说，他这一天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处理“信件”。^[24]斯坦因在5月17日日记中记录说：“一整天忙于账单和钱币兑换事。全敦煌的人都去了千佛堂，所有的道路都是空荡荡的。令人厌烦的一天。傍晚，朝着月牙泉的方向散步。在米兰的摄影工作失败，令人感到沮丧。”^[25]这一天距离四月初八日浴佛节还有两天时间，正是敦煌县城居民去莫高窟进香的高峰时段，所以敦煌县城的街道显得空荡。斯坦因逗留敦煌县城期间，还于5月18日去敦煌名胜月牙泉、鸣沙山游玩了一天时间（图92）。

斯坦因在敦煌县城等待期间，王圆禄至少进县城化缘旅行一次。其间，蒋孝琬和王圆禄取得联系，并约定由王圆禄在莫高窟等待斯坦因的到达。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

图90　斯坦因从敦煌长城遗址发掘出的文物（三）

斯坦因于1907年5月15日返回敦煌县城后，原计划于5月16日动身前往莫高窟，但因种种原因而不得不将行程推迟5天。^[22]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5月19日恰逢农历四月初八日浴佛节，敦煌县城和周围各地居民自古就有每年浴佛节前后齐聚莫高窟拜佛烧香的习俗。据吕钟《重修敦煌县志》记载：“四月八日，俗传谓释迦佛生辰。千佛洞开浴佛大会，自初二、三日起，至初八日止，男女进香游观者颇众。城内大佛寺亦演戏三日。”^[23]也就是说，从5月13日（四月初二日）、5月14日（四月初三日）起，到5月19日（四月初八日）止，是莫高窟最热闹的时候，绝不适合外国人在莫高窟考古。

斯坦因逗留敦煌县城期间，利用空暇时间处理信件、修理器物、编写账目、兑换钱币。斯坦因在1907年5月16日日记中记录说，他这一天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处理“信件”。^[24]斯坦因在5月17日日记中记录说：“一整天忙于账单和钱币兑换事。全敦煌的人都去了千佛堂，所有的道路都是空荡荡的。令人厌烦的一天。傍晚，朝着月牙泉的方向散步。在米兰的摄影工作失败，令人感到沮丧。”^[25]这一天距离四月初八日浴佛节还有两天时间，正是敦煌县城居民去莫高窟进香的高峰时段，所以敦煌县城的街道显得空荡。斯坦因逗留敦煌县城期间，还于5月18日去敦煌名胜月牙泉、鸣沙山游玩了一天时间（图92）。

斯坦因在敦煌县城等待期间，王圆禄至少进县城化缘旅行一次。其间，蒋孝琬和王圆禄取得联系，并约定由王圆禄在莫高窟等待斯坦因的到达。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

图91　斯坦因在敦12号烽燧遗址附近发现的粟特文二号信札

图91　斯坦因在敦12号烽燧遗址附近发现的粟特文二号信札

图92　斯坦因于1907年为月牙泉道观拍摄的照片

不过，隐瞒我的真实想法是没有用的：好几个月间一直挂在我心上、现在又像神秘的磁石一样将我吸引回来的，是另一种更加实际的希望。我的目标是一位道士在大约两年前修复一个洞窟时偶然发现的那一大批古代写本秘藏物。我知道，这批秘藏物仍然被放在那个最早发现它们的、用墙封起来的侧窟里，被严加看管着。有种种理由让我相信，最初试图接近它们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关于这批秘藏物的保护人的特点和风格，我那精明的秘书已经搜集到了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对我来说是一个警告，我感觉到我在采取措施时必须慎重，而且还要故意地放慢速度。偶然发现这批秘藏物的人是王道士，蒋师爷已经劝说过王道士，让他耐心等待我的到来，让他不要再像往常一样出门进县城去化缘，去出售祝福语和咒语，去收取那些尚未兑付的给寺庙的认捐款，先这样做就已经足够了。^[26]

斯坦因在《塞林底亚》中也记录说：“当王道士在县里照常进行一次为寺庙筹集捐款等的旅行过程中，蒋师爷已经成功地说服了王道士，让他在石窟寺等待我的到达，而不是等我立即动身； 当在那里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结束后，我就会到达那里的。”^[27]

【注释】

[1]金荣华《汪宗翰——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之三》，《华冈文科学报》第15期，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3年12月，第215—218页。

[2]金荣华《汪宗翰——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之三》，《华冈文科学报》第15期，第215页。

[3]金荣华《汪宗翰——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之三》，《华冈文科学报》第15期，第218页。

[4]金荣华《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敦煌学导论丛刊”第10种，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5月。

[5]蒋孝琬编《1906年至1908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交中国新疆、甘肃官员名衔录》，斯坦因手稿第341号，无页码，暂编第133件。

[6]Wang Jiqing，‘On the Photograph of“Magistrate Wang and His Family”’，IDP News：News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No.10，Spring 1998，London：The British Library，April 1998，p.6.

[7]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14.

[8]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18.

[9]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41.

[10]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33.

[11]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41.

[12]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p.32-33.

[13]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28.

[14]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21.

[15]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p.27-28.

[16]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28.

[17]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p.28-31； Aurel Stein， Serindia，Vol.II，pp.801-802.

[18]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p.29-30.

[19]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38.

[20]M.Aurel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Vol.II， pp.68-69.

[21]参见王冀青《斯坦因所获粟特文〈二号信札〉译注》，《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第66—72页。

[22]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159.

[23]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117页。

[24]斯坦因1907年5月16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62张。

[25]斯坦因1907年5月17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62张。

[26]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164.

[27]Aurel Stein， Serindia， Vol.II， p.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