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6月2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13天。前一天下午王家彦到访莫高窟时,私下曾给蒋孝琬透露了一些有关斯坦因的内幕信息,即甘肃省各级官府很关注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动,并且要设法阻止斯坦因进行发掘工作。王家彦到访莫高窟的真实目的之一,就是想把甘肃省政府反对斯坦因考古的情况告诉斯坦因,目的是让斯坦因尽早离开敦煌。......
2023-07-31
斯坦因从扎西德·伯克那里第一次听说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传说后,决定尽早去莫高窟探访一次,以证此传说是否属实。1907年3月16日,斯坦因带着蒋孝琬等人和敦煌县的一名衙役,去莫高窟参观了一天。关于出发时的情景,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
3月16日,我终于可以首次探访这个石窟寺了。与我同行的是蒋师爷、奈克·拉姆·辛格和林大人的一个下属。我们刚到达敦煌时,欢迎我们的是寒冷刺骨的东北风以及大风刮起的飞沙走石,刮了几天风暴之后,天空已经变得晴朗起来,比我原来指望的要快得多。这天早晨,天气相当晴朗,但仍然非常寒冷,等待是很让人难受的事情。不过,我们还是不得不冒着寒冷等待着什么,这是在这些地方从事一切工作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个特征。准备陪同我们一同前往千佛洞并且要拿着照相机的那个衙役,总想着应该征用一匹马,以替代他平常骑的那头健驴。因此,在其他所有人都准备就绪的时候,他还是迟迟没有出现。
终于,在8时30分的时候,我们的小马队便朝着东南方向进发了。在敦煌绿洲的南缘,有一片灰色的、覆盖着沙丘的山岭,敦煌后来的名字“沙州”便因此而来,透过道路两边的没有叶子的树林,这片沙丘赫然耸现。[14]
斯坦因到达莫高窟后,首先和蒋孝琬一起参观了洞窟,对石窟寺的大致情况进行了粗略的调查(图75,图76,图77)。他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
图75 斯坦因第一次远眺的敦煌莫高窟(照片上方标注的A表示莫高窟南组与中组的大致界线,B表示中组)
图75 斯坦因第一次远眺的敦煌莫高窟(照片上方标注的A表示莫高窟南组与中组的大致界线,B表示中组)
图76 斯坦因从莫高窟南端向东望见的三危山
图76 斯坦因从莫高窟南端向东望见的三危山
图77 斯坦因第一次看到的莫高窟近景(下立者为林太清派遣保护斯坦因的卫兵)
我急冲冲地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我的师爷忠实地跟在我的后面,正当我这样参观时,我曾注意到的当地佛僧中的一个人终于来到了我们这里。这是一位青年和尚,留下来主管一大片小房屋和庙室,这片屋室地处石窟寺南端对面的一片棚架和农地之间。他是一个文静、聪明的家伙,他很快就能了解到我对什么东西最感兴趣,是人们最希望找到的那种谦逊而不唐突的向导。他的脸上几乎显示不出任何中国人的特征,就好像在和阗周围看到的许多面貌特征一样,奇怪地令人联想起印度起源。但是我已经看到过足够的敦煌人,可以意识到种族混合的程度在这里是多么的深入,这里是位于中国内地、西藏和半雅利安人居民区塔里木盆地之间的十字路口。[15]
主动为斯坦因当向导的佛僧,实即青年喇嘛易昌恕(1886—1962)。
斯坦因来到敦煌时,随身带着沙畹著《根据夏-厄·保宁先生带回的拓片对十件中亚碑铭进行的考释》,内收保宁从敦煌莫高窟带回的4方碑拓。于是,斯坦因在蒋孝琬的帮助下,首先对莫高窟碑铭进行了调查。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说:
我们的向导高兴地带着我们去了一个庙室,里面存有一大块刻在大理石上的汉文碑铭,上面记录的是唐朝时期这里发生的值得嘉许的事情。然后,他又带我们去了两个庙室,里面存有小型碑铭遗物,一件是宋朝的,一件是元朝的。唉,我不得不将检查这些碑铭的工作全都交给蒋师爷去做。蒋师爷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对于所有古文字体都感到欣喜若狂,他很快就全神贯注地研究起那一行行镌刻精美的汉字来了。让我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是,我得知除了一两行外,它们都已经被沙畹公布了,沙畹是根据保宁带回去的拓片公布这些材料的。[16]
不过,斯坦因初访莫高窟的主要目的,还是调查发现藏经洞的事情。不巧的是,斯坦因到访时,王圆禄正外出去敦煌绿洲化缘。斯坦因无法得知藏经洞发现的具体细节,只是在易昌恕的帮助下,确定了藏经洞的位置,透过门锁瞥了藏经洞一眼,证明了写本的存在(图78)。[17]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
道士外出,去了敦煌绿洲,显然是和他的徒弟们一起化缘去了。于是蒋氏便没有机会再将他的调查工作进一步深入下去。但幸运的是,青年和尚的师傅,一个出身西藏的法师,曾经借来了一件写本,目的是为他的个人小庙室增光添彩。于是,师爷便说服向导,去把这件写本拿出来让我们看看。这件写本是一件保存得非常漂亮的纸质卷子,高约1英尺,长约15码,我和蒋氏在卷子的最初隐藏处前面将卷子徐徐展开。文字的确是汉字,但我那有学问的秘书坦率地承认,这些汉字对他来说没有表达出任何意思。
这表明写本使用的是一种非汉语的语言吗? 或者,这仅仅说明对于在枯燥乏味的古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人师爷来说,中国佛教术语简直太让人感到陌生吗? 不论如何,有一句频频重复的惯用套语立即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句套语中包括一个写作“菩萨”的词,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梵语Bodhisattva一词的汉文缩约形式。这一点足以表明,这个卷子上的典籍肯定是佛教典籍,——这又大大地增强了我对整个收藏品的欲望。卷子的纸看上去异常坚韧新鲜,表面光滑,质地细腻。但是,在这样一种干燥的气候条件下,在精心掩蔽的一个储藏室里,单凭外观是无法判断其年代的。于是,我不得不决定将在这一点上的所有进一步推测工作都往后推迟,直到我们可以接触到整个藏经洞藏品的时候为止。[18]
蒋孝琬竟看不懂汉文佛经,这说明他不具备任何佛学基础,不可能在古文献辨识等方面为斯坦因提供帮助。
图77 斯坦因第一次看到的莫高窟近景(下立者为林太清派遣保护斯坦因的卫兵)
我急冲冲地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我的师爷忠实地跟在我的后面,正当我这样参观时,我曾注意到的当地佛僧中的一个人终于来到了我们这里。这是一位青年和尚,留下来主管一大片小房屋和庙室,这片屋室地处石窟寺南端对面的一片棚架和农地之间。他是一个文静、聪明的家伙,他很快就能了解到我对什么东西最感兴趣,是人们最希望找到的那种谦逊而不唐突的向导。他的脸上几乎显示不出任何中国人的特征,就好像在和阗周围看到的许多面貌特征一样,奇怪地令人联想起印度起源。但是我已经看到过足够的敦煌人,可以意识到种族混合的程度在这里是多么的深入,这里是位于中国内地、西藏和半雅利安人居民区塔里木盆地之间的十字路口。[15]
主动为斯坦因当向导的佛僧,实即青年喇嘛易昌恕(1886—1962)。
斯坦因来到敦煌时,随身带着沙畹著《根据夏-厄·保宁先生带回的拓片对十件中亚碑铭进行的考释》,内收保宁从敦煌莫高窟带回的4方碑拓。于是,斯坦因在蒋孝琬的帮助下,首先对莫高窟碑铭进行了调查。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说:
我们的向导高兴地带着我们去了一个庙室,里面存有一大块刻在大理石上的汉文碑铭,上面记录的是唐朝时期这里发生的值得嘉许的事情。然后,他又带我们去了两个庙室,里面存有小型碑铭遗物,一件是宋朝的,一件是元朝的。唉,我不得不将检查这些碑铭的工作全都交给蒋师爷去做。蒋师爷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对于所有古文字体都感到欣喜若狂,他很快就全神贯注地研究起那一行行镌刻精美的汉字来了。让我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是,我得知除了一两行外,它们都已经被沙畹公布了,沙畹是根据保宁带回去的拓片公布这些材料的。[16]
不过,斯坦因初访莫高窟的主要目的,还是调查发现藏经洞的事情。不巧的是,斯坦因到访时,王圆禄正外出去敦煌绿洲化缘。斯坦因无法得知藏经洞发现的具体细节,只是在易昌恕的帮助下,确定了藏经洞的位置,透过门锁瞥了藏经洞一眼,证明了写本的存在(图78)。[17]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
道士外出,去了敦煌绿洲,显然是和他的徒弟们一起化缘去了。于是蒋氏便没有机会再将他的调查工作进一步深入下去。但幸运的是,青年和尚的师傅,一个出身西藏的法师,曾经借来了一件写本,目的是为他的个人小庙室增光添彩。于是,师爷便说服向导,去把这件写本拿出来让我们看看。这件写本是一件保存得非常漂亮的纸质卷子,高约1英尺,长约15码,我和蒋氏在卷子的最初隐藏处前面将卷子徐徐展开。文字的确是汉字,但我那有学问的秘书坦率地承认,这些汉字对他来说没有表达出任何意思。
这表明写本使用的是一种非汉语的语言吗? 或者,这仅仅说明对于在枯燥乏味的古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人师爷来说,中国佛教术语简直太让人感到陌生吗? 不论如何,有一句频频重复的惯用套语立即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句套语中包括一个写作“菩萨”的词,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梵语Bodhisattva一词的汉文缩约形式。这一点足以表明,这个卷子上的典籍肯定是佛教典籍,——这又大大地增强了我对整个收藏品的欲望。卷子的纸看上去异常坚韧新鲜,表面光滑,质地细腻。但是,在这样一种干燥的气候条件下,在精心掩蔽的一个储藏室里,单凭外观是无法判断其年代的。于是,我不得不决定将在这一点上的所有进一步推测工作都往后推迟,直到我们可以接触到整个藏经洞藏品的时候为止。[18]
蒋孝琬竟看不懂汉文佛经,这说明他不具备任何佛学基础,不可能在古文献辨识等方面为斯坦因提供帮助。
图78 斯坦因第一次瞥见的藏经洞口
斯坦因于1907年3月16日在莫高窟进行了一天的参观和调查,认定必须在这里花费较长的时间。鉴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中获得的经验,斯坦因决定先在风沙较小的时候从事野外考察,去敦煌周围沙漠地区考察古代长城遗址,然后再长驻莫高窟,考察石窟寺,搜集藏经洞出土古代文献。
图78 斯坦因第一次瞥见的藏经洞口
斯坦因于1907年3月16日在莫高窟进行了一天的参观和调查,认定必须在这里花费较长的时间。鉴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中获得的经验,斯坦因决定先在风沙较小的时候从事野外考察,去敦煌周围沙漠地区考察古代长城遗址,然后再长驻莫高窟,考察石窟寺,搜集藏经洞出土古代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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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6月2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13天。前一天下午王家彦到访莫高窟时,私下曾给蒋孝琬透露了一些有关斯坦因的内幕信息,即甘肃省各级官府很关注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动,并且要设法阻止斯坦因进行发掘工作。王家彦到访莫高窟的真实目的之一,就是想把甘肃省政府反对斯坦因考古的情况告诉斯坦因,目的是让斯坦因尽早离开敦煌。......
2023-07-31
斯坦因在莫高窟为文物打包装箱过程中,计划装满12只箱子。王家彦到访后不久,林太清也来到千佛洞,其目的有二:一是观察斯坦因的行动,二是暗示或劝说斯坦因最好尽早离开敦煌这个是非之地。林太清首先向斯坦因暗示,敦煌县政府计划以武力镇压农民反抗,等斯坦因一离开就采取军事行动。斯坦因6月9日日记记录说:据林大人估计,敦煌现在的人口是8万人。[58]斯坦因访问敦煌期间,敦煌仍流行白喉。......
2023-07-31
斯坦因带着未能购买更多藏经洞文物的遗憾,于1907年6月12日离开莫高窟和敦煌县城。斯坦因是在肃州逗留期间听说敦煌发生动乱消息的。9月13日,斯坦因返回肃州,并在这里最后一次见到正在接受审问的王家彦。考察完毕后,斯坦因于7月22日下午3时到达肃州。自从斯坦因离开敦煌之后,王家彦便全神贯注地去处理采买粮事件。他们首先下令,立即关闭敦煌县城的城门,以及衙署的大门,还命令总数200多名的敦煌巡勇齐登署门,持枪炮警备。......
2023-07-31
斯坦因意外新获约230捆写本后,害怕继续逗留甘肃省境内会夜长梦多,决定尽快离开甘肃省,转移进新疆省境。斯坦因离开安西前,结清了前几天为包装新获230捆写本而购买棉布、纸张等方面的费用。[39]当日上午11时30分,斯坦因一行离开了安西。[41]斯坦因离开红柳园子后,一路向西,日夜兼程,于1907年10月12日走出甘肃省境,进入新疆省哈密直隶厅下辖的猩猩峡驿。......
2023-07-31
1907年初,王家彦被正式任命为署敦煌县知县。斯坦因抵达敦煌县的当天,敦煌县政府正在更换知县。斯坦因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并没有记录下他所见敦煌县知县的完整姓名,而只是称其为Wang Ta-lao-ye。该文又一次配发了那幅被称为“汪宗翰及其家人”的照片。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金荣华提出斯坦因所见敦煌县知县汪宗翰说之后,中外学者纷纷响应,似乎已成定论,汪宗翰成了须为敦煌文物外流负责的历史人物。......
2023-07-31
1907年5月31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11天。按照斯坦因的计划,他本日要继续为莫高窟拍摄照片。由于王家彦担心使用武力有可能导致农民起义,进而对长久滞留敦煌的斯坦因造成人身伤害,于是不得不将他计划采取的军事行动向后拖延。由于斯坦因长期逗留莫高窟,引起了敦煌县官府的注意。......
2023-07-31
1914年4月3日下午,王圆禄让斯坦因进入已被他用作贮藏室的今编莫高窟第342窟,然后从自己的窖藏中将两箱子写经搬入窟中,供斯坦因检查。此外,斯坦因还看出,这部分写本都是经过伯希和之手挑选剩下的佛经。1914年4月4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3天。[13]不过,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于1914年4月剥移的莫高窟壁画标本,此后一直秘而不宣,不知所踪。......
2023-07-31
本日上午,斯坦因和蒋孝琬来到千佛洞第1号窟,伺机让王圆禄为他们打开藏经洞的室门。关于斯坦因第一次进入藏经洞的时间,他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为本日中午。[22]但根据斯坦因日记,他第一次入藏经洞的时间更有可能是在当日的上午。斯坦因在进入藏经洞之初,就开始对藏经洞周围环境进行观察,并推测藏经洞的封闭时间。从检查藏经洞文物的一开始,斯坦因便对藏经洞绘画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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