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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与王家彦、林太清的初识

【摘要】:1907年3月12日上午,斯坦因和他的考察队进入敦煌县城。3月13日下午,斯坦因礼节性拜访了王家彦。斯坦因到访时,王家彦作为一位新任敦煌县知县,没有及时看到有关斯坦因到访的任何官方文书或信函,因此对于这位不速之客的到访起初并没有在意。斯坦因到达敦煌后,在1907年3月13日与林太清初次见面之前,林太清就已经派遣了一些士兵充当斯坦因的营帐护卫队。两人见面后,斯坦因更是意识到林太清实际上控制着敦煌县的实权。

1907年3月12日上午,斯坦因和他的考察队进入敦煌县城。3月13日下午,斯坦因礼节性拜访了王家彦。斯坦因到访时,王家彦作为一位新任敦煌县知县,没有及时看到有关斯坦因到访的任何官方文书或信函,因此对于这位不速之客的到访起初并没有在意。潘震于1906年12月为斯坦因访问事给甘肃西部各主要道、府、州、县的官员们写的推荐信中,包括写给敦煌县知县黄万春的一封信,这封信也没有被王家彦注意到。当斯坦因于3月13日正午第一次到知县衙门拜访王家彦的时候,王家彦“刚刚才设法从他前任的官文档案中刨掘出我的庇护人(阿克苏)道台(潘震)写来的那封措辞优美的介绍信函,道台写这封推荐信的目的是为了提请知县对我加以关照。他显然是被推荐信的内容打动了; 我本能地感觉到:上苍真是有眼,给敦煌委派来了一位最恰当不过的官员,我在这片古代边境地区进行第一次工作时,他是会帮助我的。”[7]接待并保护斯坦因这样一位冠有“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头衔的非同寻常的洋客,对于王家彦这样一位以处理日益严重的采买粮问题为头等大事的新任敦煌县知县来说,一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斯坦因接下来拜访了负责敦煌县治安的当地驻军长官、沙州营参将林太清(1852—1912)。林太清,号凤亭,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铜鼓山人。林太清系行伍出身,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后,他曾奉命率部东进勤王,迎接仓皇西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及皇后,并护送到陕西西安。因功累保花翎副将衔(从二品),补用参将(正三品)。1902年初,林太清被任命为沙州营参将,从此大部分时间驻扎在敦煌。

斯坦因到达敦煌后,在1907年3月13日与林太清初次见面之前,林太清就已经派遣了一些士兵充当斯坦因的营帐护卫队。两人见面后,斯坦因更是意识到林太清实际上控制着敦煌县的实权。斯坦因记录说:“对于我们来敦煌县的长期探访活动,林大人显然是欢迎的,因为这是让他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一次娱乐消遣活动。他坚持要让他的忠实随从跟着我们,做我们的护卫队,以便能从大局上防范敦煌人民的消极破坏以及偶然的骚乱活动。事实很快就证明护卫队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有用的。有一点非常清楚,即林大人在他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比王氏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更有权威,因为王氏是个新来的文官。在林大人手下人的引导下,我们的骆驼队很快就找到了好牧场。幸运的是,这两位高官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知县只是非常急切地要让我受惠于他的军事同僚林大人在当地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力。”[8]

斯坦因隐隐约约察觉到了当地因采买粮危机而形成的严重局势,以及官府和农民之间因此而产生的矛盾。对于斯坦因的询问,老百姓“一律是一问三不知,回答的话无非是那句难以理解的‘不知道’”[9]。这使斯坦因意识到“在当地汉族居民中遮遮掩掩、守口如瓶的不坦率习惯根深蒂固”[10],使斯坦因感觉到“人民充满疑虑,缄默不语,自始至终都是最可怕的障碍”[11]。但斯坦因似乎并没有看出来,敦煌的官员们也假装对周围的遗址一无所知:“对于我急于想进沙漠寻找并考察的那些遗址废墟,我们的朋友知县和军事指挥官都一无所知,在敦煌的其他受过教育的中国官员也对此一无所知,虽然他们看上去对于我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乐于相助。”[12]其实,不论是官员们,还是老百姓们,都不愿意看到斯坦因在当地逗留很久。

最后,斯坦因只好转而求助于居住在敦煌的维吾尔族商人。正是从一位来自新疆迪化(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商人扎西德·伯克(Zahīd Bēg)那里,斯坦因第一次听说了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传说。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道:

在敦煌的时候,我通过扎西德·伯克首次听到了一个模糊的传言。据说是在几年前,有人在石窟寺的一个洞窟中偶然发现了一大批隐藏起来的古代写本。这些写本中的一部分肯定是用非汉语文的语言文字写成的,这自然就使我更加迫切地想弄清楚确切的细节。据说奉官府的命令,这些宝物已经被再次封锁在一个洞窟中。在蒋氏和我本人秘密协商时,我们早就讨论了如何才能以最好的方式接近这些发现物,如何才能在必要的情况下击败一切来自宗教教士的阻拦行为。我在印度的经历教会了我一些交际手段,这些手段极容易成功,因为当地的教士们在一般情况下往往都是既无知而且又贪婪的一类人,我早已把我学会的这些手段传授给了我那忠诚的师爷。师爷对此也早已心领神会,这就使我确信:我提到的那些方法也不妨在中国的土地上尝试一下。[13]

实际上,甘肃省政府早在1904年5月就命汪宗翰将藏经洞发现物就地封存,汪宗翰又命令王圆禄在文物的最初存放地点照管它们。王圆禄于是在藏经洞的入口处安装了一扇粗糙的木制门,在门上安装了一把锁。这把锁的钥匙由王圆禄本人亲自保管,可以说他是奉命封存了藏经洞。直到1907年斯坦因到访时,情况一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