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4月3日下午，王圆禄让斯坦因进入已被他用作贮藏室的今编莫高窟第342窟，然后从自己的窖藏中将两箱子写经搬入窟中，供斯坦因检查。此外，斯坦因还看出，这部分写本都是经过伯希和之手挑选剩下的佛经。1914年4月4日，是斯坦因逗留莫高窟的第3天。[13]不过，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于1914年4月剥移的莫高窟壁画标本，此后一直秘而不宣，不知所踪。......
2023-07-31
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初探
【摘要】：1907年初，王家彦被正式任命为署敦煌县知县。斯坦因抵达敦煌县的当天，敦煌县政府正在更换知县。斯坦因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并没有记录下他所见敦煌县知县的完整姓名，而只是称其为Wang Ta-lao-ye。该文又一次配发了那幅被称为“汪宗翰及其家人”的照片。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金荣华提出斯坦因所见敦煌县知县汪宗翰说之后，中外学者纷纷响应，似乎已成定论，汪宗翰成了须为敦煌文物外流负责的历史人物。
斯坦因一行于1907年3月11日进入甘肃省敦煌县境时，敦煌县的政治局势正处在一个紧张的关键时期。当地农民为反对当局长期征收不合理土地税采买粮，即将走上反抗的道路。
采买粮是敦煌县所有行政开支和军政开支的主要财源所在，而此前敦煌县农民已经两年拒缴采买粮，给敦煌县政府的运作造成了很大的制约。于是甘肃省政府对于敦煌县采买粮危机十分焦虑和关注。1906年底，陕甘总督升允特派王家彦（？ —1913）来到敦煌县，实地调查局势。王家彦，云南省浪穹人，至迟从1902年起便在甘肃省各地做官，先后担任过同心县知县、甘州府厘金委员、王子庄州同等职，以干练而闻名于甘肃官场。王家彦奉命调查敦煌采买粮问题完毕后，向升允呈交了调查报告。王家彦在报告上说，如果官民各让一步，能将4石采买粮减半征收2石的话，则敦煌百姓还是有可能接受的。1907年初，王家彦被正式任命为署敦煌县知县。王家彦来到敦煌，肯定与1904年后越来越严重的采买粮危机有关，他肩负的特殊使命，便是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采买粮问题。斯坦因抵达敦煌县的当天，敦煌县政府正在更换知县。卸任署知县黄万春和新任署知县王家彦于1907年3月11日晚在敦煌县城交接官印。王家彦署任敦煌县知县的时间很短（1907年3—8月），但恰与斯坦因访问敦煌的时间（1907年3—6月）同时。
斯坦因于1907年3—6月在敦煌县见到的署任敦煌县知县，肯定是王家彦。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得不到承认，至今仍有异议。斯坦因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并没有记录下他所见敦煌县知县的完整姓名，而只是称其为Wang Ta-lao-ye（王大老爷）。1983年12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金荣华在《华冈文科学报》第15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汪宗翰——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之三》的短文，作为金氏“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系列文章之一。[1]该文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宣称：“斯坦因和蒋孝琬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抵达敦煌时，敦煌的县令是汪宗翰，也就是斯坦因有关著作里的汪大老爷。”[2]文章的最后一句话点出全文的结论：“以汪氏的干练，竟因故未能察觉斯坦因的阴谋，则是中国学术界的不幸了。”[3]在这首、末两句话之间，金氏将汪宗翰的一些真实事迹和斯坦因有关著作中记载的敦煌县知县Wang Ta-lao-ye的事迹糅合在一起，全部当作汪宗翰的事迹加以介绍，Wang Ta-lao-ye一词自然也全被译作“汪大老爷”。该文还配有照片一幅，即斯坦因著《契丹沙漠废墟》一书中的插图照片第209幅，只是改题为“汪宗翰及其家人（摄于光绪三十三年）”。金荣华在文中解释道：“六月十三日，斯坦因去汪宗翰处辞行，那时汪的母亲刚到敦煌，斯坦因替他们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图73）
图73 长期被误认为“汪宗翰全家福”的“王家彦全家福”
近10年后，金荣华教授又在台北出版了《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一著，[4]其中收入一篇题为《汪宗翰》的文章。这篇文章和10年前发表的旧文基本内容相同，绝大部分文字也没有变化。该文虽对十年前的旧文有所增补，然主旨完全相同，甚至连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也只字不差。该文又一次配发了那幅被称为“汪宗翰及其家人”的照片。大概正是由于汪宗翰曾任敦煌县知县并将敦煌文物赠送给兰州的官员等原因，再加上“汪”字的英语音译也是Wang，所以金荣华遂将Wang Ta-lao-ye判定为“汪大老爷”，并进而断言其为汪宗翰氏。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金荣华提出斯坦因所见敦煌县知县汪宗翰说之后，中外学者纷纷响应，似乎已成定论，汪宗翰成了须为敦煌文物外流负责的历史人物。斯坦因刊布的那幅照片，也被当作汪宗翰的唯一遗照而多次刊用。遗憾的是，金荣华在发表这一观点时，显然是以主观臆测为基础的，并未能提供任何资料依据。更不幸的是，其推测结果竟完全是错误的。
笔者于199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研究斯坦因档案之初，也曾试图按照金荣华的观点，寻找有关斯坦因与汪宗翰交往的蛛丝马迹，然毫无所获。相反，笔者发现的蒋孝琬编《1906年至1908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交中国新疆、甘肃官员名衔录》中明确记录，斯坦因从新疆进入甘肃后见到的第一人为“王（黄）家彦，敦煌县知县”。[5]蒋孝琬在书写敦煌县知县的名字时，先写了一个“黄”字，后又涂去，改写为“王家彦”（图74）。这一改动显示，蒋孝琬起初以为敦煌县知县仍是黄万春，后来才知道黄万春刚被王家彦取代。笔者能看到的其他档案资料也显示，当斯坦因于1907年3月至6月间探访敦煌时，为斯坦因提供过帮助的敦煌县知县Wang Ta-lao-ye绝不可能是“汪大老爷”汪宗翰，而是“王大老爷”王家彦。以此类推，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刊布的第209幅插图照片也并非“汪宗翰及其家人”的照片，而是斯坦因为王家彦一家所拍摄的全家福，按斯坦因原设标题应译为“敦煌县知县王大老爷与他的妻子及母亲”。
图73 长期被误认为“汪宗翰全家福”的“王家彦全家福”
近10年后，金荣华教授又在台北出版了《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一著，[4]其中收入一篇题为《汪宗翰》的文章。这篇文章和10年前发表的旧文基本内容相同，绝大部分文字也没有变化。该文虽对十年前的旧文有所增补，然主旨完全相同，甚至连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也只字不差。该文又一次配发了那幅被称为“汪宗翰及其家人”的照片。大概正是由于汪宗翰曾任敦煌县知县并将敦煌文物赠送给兰州的官员等原因，再加上“汪”字的英语音译也是Wang，所以金荣华遂将Wang Ta-lao-ye判定为“汪大老爷”，并进而断言其为汪宗翰氏。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金荣华提出斯坦因所见敦煌县知县汪宗翰说之后，中外学者纷纷响应，似乎已成定论，汪宗翰成了须为敦煌文物外流负责的历史人物。斯坦因刊布的那幅照片，也被当作汪宗翰的唯一遗照而多次刊用。遗憾的是，金荣华在发表这一观点时，显然是以主观臆测为基础的，并未能提供任何资料依据。更不幸的是，其推测结果竟完全是错误的。
笔者于199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研究斯坦因档案之初，也曾试图按照金荣华的观点，寻找有关斯坦因与汪宗翰交往的蛛丝马迹，然毫无所获。相反，笔者发现的蒋孝琬编《1906年至1908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交中国新疆、甘肃官员名衔录》中明确记录，斯坦因从新疆进入甘肃后见到的第一人为“王（黄）家彦，敦煌县知县”。[5]蒋孝琬在书写敦煌县知县的名字时，先写了一个“黄”字，后又涂去，改写为“王家彦”（图74）。这一改动显示，蒋孝琬起初以为敦煌县知县仍是黄万春，后来才知道黄万春刚被王家彦取代。笔者能看到的其他档案资料也显示，当斯坦因于1907年3月至6月间探访敦煌时，为斯坦因提供过帮助的敦煌县知县Wang Ta-lao-ye绝不可能是“汪大老爷”汪宗翰，而是“王大老爷”王家彦。以此类推，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刊布的第209幅插图照片也并非“汪宗翰及其家人”的照片，而是斯坦因为王家彦一家所拍摄的全家福，按斯坦因原设标题应译为“敦煌县知县王大老爷与他的妻子及母亲”。
图74 蒋孝琬记录敦煌县知县王家彦之前先写后涂的“黄”字
因此可以说，金荣华先后发表的两篇有关汪宗翰的文章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文章，他的推测结果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鉴于金荣华的错误观点后来几乎被整个敦煌学界采用，从而使学者们在研究敦煌文物外流这个中国文化史上特大悬案时受到了误导，笔者曾在英国伦敦《国际敦煌学项目通报》1998年4月号上发表《关于敦煌知县王家彦的全家福照片》一文，[6]从金荣华设定的“汪宗翰及其家人”照片入手，证明金荣华所倡“斯坦因与汪宗翰交游说”不足为据。
图74 蒋孝琬记录敦煌县知县王家彦之前先写后涂的“黄”字
因此可以说，金荣华先后发表的两篇有关汪宗翰的文章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文章，他的推测结果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鉴于金荣华的错误观点后来几乎被整个敦煌学界采用，从而使学者们在研究敦煌文物外流这个中国文化史上特大悬案时受到了误导，笔者曾在英国伦敦《国际敦煌学项目通报》1998年4月号上发表《关于敦煌知县王家彦的全家福照片》一文，[6]从金荣华设定的“汪宗翰及其家人”照片入手，证明金荣华所倡“斯坦因与汪宗翰交游说”不足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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