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前期在新疆的考古成果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队于1906年6月23日离开喀什噶尔，经过英吉沙尔直隶厅，于6月26日到达叶尔羌（莎车府城）。蒋孝琬以前曾长期受雇于莎车府衙门，在叶尔羌有很多关系，也有一些财物存放在这里，于是他在这里显得很忙碌，也开始向斯坦因施展他和官府打交道时所具有的本领。莎车府知府彭绪瞻（1856—？）是蒋孝琬从前的恩主之一，在蒋孝琬的安排与帮助下，斯坦因在叶尔羌逗留期间拜见了彭绪瞻（图67）。

1906年6月27日，彭绪瞻宴请斯坦因，斯坦因在席间给他讲了一段玄奘故事。在席间，彭绪瞻还向斯坦因赠送了一批唐、宋古钱币，可算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获得的第一批文物。斯坦因在和彭绪瞻交谈中，第一次打听到有关潘震的消息，获悉潘震已升为阿克苏兵备道道台。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记录说：

图67　斯坦因见到的莎车府知府彭绪瞻

最令人高兴的一则话题，是有关乌鲁木齐刚刚任命我在和阗的老朋友和支持者潘大人为阿克苏道台的消息。由于罗布淖尔地区属于他新近管辖的范围之内，他友好的影响力很可能有助于我的新考察，即便那是来自远方的影响力。因此说，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得到了及时的任命，看上去的确是个吉兆。^[18]

潘震是在1906年8—9月间（光绪三十二年七月）署任阿克苏道台的，这是晚清统治南疆地区的一个重要职位。于是斯坦因便给潘震写信，请潘震为自己在南疆东部和甘肃西部的考察活动提供帮助。潘震在甘肃、新疆两省做官40年，对两省官场情况了如指掌。他在接到斯坦因的信后，陆续给甘肃西部各道、府、州、县的官员们写了一系列的推荐信。

斯坦因于1906年7月2日率考察队离开叶尔羌，于7月6日到达叶城县县治哈尔噶里克。斯坦因一到达哈尔噶里克，就拜见了叶城县知县易润庠。由于斯坦因接下来想在属于叶城县管辖的库库雅尔（Kok-yar）居住一段时间，以便最后完成《古代和阗》的校样和绪论部分，所以他让蒋孝琬去叶城县衙门安排好了在库库雅尔的逗留事宜。正是在这一系列拜访活动中，蒋孝琬逐渐适应了他的角色。

1906年7月7日，斯坦因离开哈尔噶里克，朝南前往库库雅尔。途中，斯坦因正式开始随蒋孝琬学习汉语。7月9日，斯坦因经拜什-铁列克（Besh-terek）到达库库雅尔。斯坦因在这里逗留了半个月时间，每天从早晨6时开始工作，到黄昏为止，校对《古代和阗》。工作之余，斯坦因一直跟随蒋孝琬学习汉语。斯坦因在库库雅尔最后看完了《古代和阗》的校样，并完成了该书所有附录、图版说明、绪论的写作、定稿、修改或誊抄工作，并在这里将所有手稿发往英国牛津大学付印。

1906年7月25日早晨，斯坦因一行离开库库雅尔，走一条鲜为人知的小道前往和阗方向，于7月26日途经固满城（皮山县治），于7月27日到达克里阳（Kilian），于7月28日到达桑株，于8月5日到达和阗，受到和阗直隶州知州车玉衡等官员的隆重欢迎（图68）。在和阗的印度侨商首领巴德鲁丁·汗的安排下，斯坦因在当地的老花园纳尔巴格（Nar-bagh）中找到了住所。

图67　斯坦因见到的莎车府知府彭绪瞻

最令人高兴的一则话题，是有关乌鲁木齐刚刚任命我在和阗的老朋友和支持者潘大人为阿克苏道台的消息。由于罗布淖尔地区属于他新近管辖的范围之内，他友好的影响力很可能有助于我的新考察，即便那是来自远方的影响力。因此说，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得到了及时的任命，看上去的确是个吉兆。^[18]

潘震是在1906年8—9月间（光绪三十二年七月）署任阿克苏道台的，这是晚清统治南疆地区的一个重要职位。于是斯坦因便给潘震写信，请潘震为自己在南疆东部和甘肃西部的考察活动提供帮助。潘震在甘肃、新疆两省做官40年，对两省官场情况了如指掌。他在接到斯坦因的信后，陆续给甘肃西部各道、府、州、县的官员们写了一系列的推荐信。

斯坦因于1906年7月2日率考察队离开叶尔羌，于7月6日到达叶城县县治哈尔噶里克。斯坦因一到达哈尔噶里克，就拜见了叶城县知县易润庠。由于斯坦因接下来想在属于叶城县管辖的库库雅尔（Kok-yar）居住一段时间，以便最后完成《古代和阗》的校样和绪论部分，所以他让蒋孝琬去叶城县衙门安排好了在库库雅尔的逗留事宜。正是在这一系列拜访活动中，蒋孝琬逐渐适应了他的角色。

1906年7月7日，斯坦因离开哈尔噶里克，朝南前往库库雅尔。途中，斯坦因正式开始随蒋孝琬学习汉语。7月9日，斯坦因经拜什-铁列克（Besh-terek）到达库库雅尔。斯坦因在这里逗留了半个月时间，每天从早晨6时开始工作，到黄昏为止，校对《古代和阗》。工作之余，斯坦因一直跟随蒋孝琬学习汉语。斯坦因在库库雅尔最后看完了《古代和阗》的校样，并完成了该书所有附录、图版说明、绪论的写作、定稿、修改或誊抄工作，并在这里将所有手稿发往英国牛津大学付印。

1906年7月25日早晨，斯坦因一行离开库库雅尔，走一条鲜为人知的小道前往和阗方向，于7月26日途经固满城（皮山县治），于7月27日到达克里阳（Kilian），于7月28日到达桑株，于8月5日到达和阗，受到和阗直隶州知州车玉衡等官员的隆重欢迎（图68）。在和阗的印度侨商首领巴德鲁丁·汗的安排下，斯坦因在当地的老花园纳尔巴格（Nar-bagh）中找到了住所。

图68　斯坦因见到的和阗直隶州知州车玉衡（中坐者）及其属下

和阗是斯坦因历次中亚考察的重要基地。从1906年8月5日开始，到9月15日为止，斯坦因主要以和阗为中心活动了40天左右。8月11日早晨，斯坦因离开和阗，南向前往昆仑山考察。斯坦因离开和阗时，顺便考察了约特干遗址。斯坦因结束了在昆仑山中的考察和测绘后，于9月5日返回和阗。斯坦因返回和阗后，便积极地为接下来的沙漠考古做准备。他于8月份派出的以罗泽·阿洪（Roze Akhun）为首的“觅宝人”，此时也已陆续返回，并带回了沙埋遗址出土文物的样品，使斯坦因确定了考古活动的安排，决定首先去东北方向再访位于沙漠边缘上的热瓦克窣堵婆遗址。

1906年9月15日上午，斯坦因离开和阗，于9月16日再访热瓦克窣堵婆遗址。随后几天，斯坦因又发掘了附近的库克-库姆-阿里什（Kok-kum-arish）遗址、基奈-托克玛克（Kine-tokmak）遗址，获得一批文物。9月18日，斯坦因又向东去了阿克-铁列克（Ak-terek）遗址发掘，获得大量泥塑残片。9月20日，斯坦因到达洛浦县，拜见了洛浦县知县颜廷奎。斯坦因离开洛浦县后，继续东进，于9月22日到达于阗县策勒乡，在策勒附近安营扎寨。

斯坦因之所以逗留策勒，主要是想调查当地觅宝人毛拉·和加（Mullah Khwaja）近年来的挖掘活动。在毛拉·和加的带领下，斯坦因于1906年9月24日至10月1日在哈达里克遗址进行了发掘。10月3日上午，斯坦因一行离开哈达里克遗址，又考察了达玛沟绿洲，从10月4日开始发掘了曾经出土过文书的麻札-托克拉克（Mazar-Toghrak）遗址。10月6日，斯坦因继续东进，前往于阗县治克里雅。10月13日，斯坦因在克里雅小驻，拜见了署于阗县知县贺家栋等官员。

1906年10月13日，斯坦因离开克里雅，次日晚上到达尼雅绿洲（后来的民丰县县治），于10月18日到达尼雅遗址的南端。从10月20日开始，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再次进行大规模的发掘，获得大量文物。10月30日，斯坦因清理了尼雅遗址的最后一个废墟，于10月31日撤离尼雅遗址。

1906年11月8日，斯坦因一行到达安德悦遗址，此后在安德悦遗址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发掘，直到11月15日为止。11月15日，斯坦因离开安德悦河流域，于11月20日到达车尔臣绿洲（后设且末县）。随后，斯坦因沿着车尔臣河流域，向东北方向进发，一边旅行，一边考察发掘。11月29日，斯坦因进入若羌县境内。若羌县是阿克苏道下辖诸县之一，因为阿克苏道台潘震已经下达了接待斯坦因的命令，斯坦因于12月2日到达卡克里克（若羌县治）后，受到当地官府的热情接待和帮助。斯坦因到达卡克里克，标志着他到达了第二次中亚考察的第一个主要目的地，即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淖尔地区。

1906年12月6日早晨，斯坦因率领考察队离开卡克里克，前往罗布淖尔附近的楼兰遗址。12月8日，斯坦因等途经羊大什克（Yandash-kak），首先到达米兰附近，在此地发现了一些古遗址和古堡。斯坦因随后在米兰废堡遗址进行发掘。但由于斯坦因在罗布淖尔地区考察的主要目的地是楼兰遗址，为了节省时间和饮食储备，他只在米兰做了两天粗略的发掘。12月10日，斯坦因前往阿布达尔，准备进沙漠考察。12月11日，斯坦因离开阿布达尔，于12月17日到达楼兰遗址。12月18—29日，斯坦因在楼兰遗址发掘了一系列的古代民居、佛寺、垃圾堆，出土了大量文物。随后，斯坦因离开楼兰遗址，沿途考察塔里木河和车尔臣河的水文情况，于1907年1月16日返回考察基地若羌县治卡克里克（图69）。

斯坦因在若羌县休整了5天时间，主要是为下一步在甘肃省敦煌县的考察做准备。1907年1月22日早晨，斯坦因带着精简了的考察队，出发前往米兰遗址，于1月23日晚上到达目的地。从1月24日起，到2月11日止，斯坦因在米兰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共获得文物近300件。在米兰遗址发掘工作的结束，标志着斯坦因第一个冬季在罗布淖尔地区的考古任务最终完成。2月11日晚，斯坦因带着人马离开米兰遗址，返回阿布达尔基地。

斯坦因在动身前往第二个主要目的地甘肃省敦煌县之前，必须要在阿布达尔对最后4个月的考古学发现物进行分类、装箱，然后派专人将大部分文物送回喀什噶尔，让马继业保管，而将4箱子文书类文物带在身边（图70）。在斯坦因准备前往甘肃省的时候，他在新疆雇到的随从大部分都不想跟他一起去，只有于阗县的伊不拉欣·伯克愿意跟随斯坦因。

图68　斯坦因见到的和阗直隶州知州车玉衡（中坐者）及其属下

和阗是斯坦因历次中亚考察的重要基地。从1906年8月5日开始，到9月15日为止，斯坦因主要以和阗为中心活动了40天左右。8月11日早晨，斯坦因离开和阗，南向前往昆仑山考察。斯坦因离开和阗时，顺便考察了约特干遗址。斯坦因结束了在昆仑山中的考察和测绘后，于9月5日返回和阗。斯坦因返回和阗后，便积极地为接下来的沙漠考古做准备。他于8月份派出的以罗泽·阿洪（Roze Akhun）为首的“觅宝人”，此时也已陆续返回，并带回了沙埋遗址出土文物的样品，使斯坦因确定了考古活动的安排，决定首先去东北方向再访位于沙漠边缘上的热瓦克窣堵婆遗址。

1906年9月15日上午，斯坦因离开和阗，于9月16日再访热瓦克窣堵婆遗址。随后几天，斯坦因又发掘了附近的库克-库姆-阿里什（Kok-kum-arish）遗址、基奈-托克玛克（Kine-tokmak）遗址，获得一批文物。9月18日，斯坦因又向东去了阿克-铁列克（Ak-terek）遗址发掘，获得大量泥塑残片。9月20日，斯坦因到达洛浦县，拜见了洛浦县知县颜廷奎。斯坦因离开洛浦县后，继续东进，于9月22日到达于阗县策勒乡，在策勒附近安营扎寨。

斯坦因之所以逗留策勒，主要是想调查当地觅宝人毛拉·和加（Mullah Khwaja）近年来的挖掘活动。在毛拉·和加的带领下，斯坦因于1906年9月24日至10月1日在哈达里克遗址进行了发掘。10月3日上午，斯坦因一行离开哈达里克遗址，又考察了达玛沟绿洲，从10月4日开始发掘了曾经出土过文书的麻札-托克拉克（Mazar-Toghrak）遗址。10月6日，斯坦因继续东进，前往于阗县治克里雅。10月13日，斯坦因在克里雅小驻，拜见了署于阗县知县贺家栋等官员。

1906年10月13日，斯坦因离开克里雅，次日晚上到达尼雅绿洲（后来的民丰县县治），于10月18日到达尼雅遗址的南端。从10月20日开始，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再次进行大规模的发掘，获得大量文物。10月30日，斯坦因清理了尼雅遗址的最后一个废墟，于10月31日撤离尼雅遗址。

1906年11月8日，斯坦因一行到达安德悦遗址，此后在安德悦遗址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发掘，直到11月15日为止。11月15日，斯坦因离开安德悦河流域，于11月20日到达车尔臣绿洲（后设且末县）。随后，斯坦因沿着车尔臣河流域，向东北方向进发，一边旅行，一边考察发掘。11月29日，斯坦因进入若羌县境内。若羌县是阿克苏道下辖诸县之一，因为阿克苏道台潘震已经下达了接待斯坦因的命令，斯坦因于12月2日到达卡克里克（若羌县治）后，受到当地官府的热情接待和帮助。斯坦因到达卡克里克，标志着他到达了第二次中亚考察的第一个主要目的地，即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淖尔地区。

1906年12月6日早晨，斯坦因率领考察队离开卡克里克，前往罗布淖尔附近的楼兰遗址。12月8日，斯坦因等途经羊大什克（Yandash-kak），首先到达米兰附近，在此地发现了一些古遗址和古堡。斯坦因随后在米兰废堡遗址进行发掘。但由于斯坦因在罗布淖尔地区考察的主要目的地是楼兰遗址，为了节省时间和饮食储备，他只在米兰做了两天粗略的发掘。12月10日，斯坦因前往阿布达尔，准备进沙漠考察。12月11日，斯坦因离开阿布达尔，于12月17日到达楼兰遗址。12月18—29日，斯坦因在楼兰遗址发掘了一系列的古代民居、佛寺、垃圾堆，出土了大量文物。随后，斯坦因离开楼兰遗址，沿途考察塔里木河和车尔臣河的水文情况，于1907年1月16日返回考察基地若羌县治卡克里克（图69）。

斯坦因在若羌县休整了5天时间，主要是为下一步在甘肃省敦煌县的考察做准备。1907年1月22日早晨，斯坦因带着精简了的考察队，出发前往米兰遗址，于1月23日晚上到达目的地。从1月24日起，到2月11日止，斯坦因在米兰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共获得文物近300件。在米兰遗址发掘工作的结束，标志着斯坦因第一个冬季在罗布淖尔地区的考古任务最终完成。2月11日晚，斯坦因带着人马离开米兰遗址，返回阿布达尔基地。

斯坦因在动身前往第二个主要目的地甘肃省敦煌县之前，必须要在阿布达尔对最后4个月的考古学发现物进行分类、装箱，然后派专人将大部分文物送回喀什噶尔，让马继业保管，而将4箱子文书类文物带在身边（图70）。在斯坦因准备前往甘肃省的时候，他在新疆雇到的随从大部分都不想跟他一起去，只有于阗县的伊不拉欣·伯克愿意跟随斯坦因。

图69　第二次中亚考察途中的斯坦因（左三）、蒋孝琬（左二）等

图69　第二次中亚考察途中的斯坦因（左三）、蒋孝琬（左二）等

图70　斯坦因在新疆把所获文物从阿布达尔运往喀什噶尔

1907年2月21日，斯坦因一行离开阿布达尔。随后，斯坦因一行取道古人记载中的白龙堆沙漠，向甘肃方向进发。在沙漠行进途中，斯坦因利用闲暇时间，一边研究玄奘《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等提及这片沙漠的书籍，一边跟随蒋孝琬学习汉语。

1907年3月4日，斯坦因等到达新疆省和甘肃省的交界处。3月7日，斯坦因一行进入敦煌县疏勒河流域，开始考察敦煌长城西端的烽燧遗址，并不断地从烽燧遗址中发现汉文简牍（图71，图72）。3月11日，斯坦因等进入敦煌绿洲。斯坦因一踏入甘肃界内，便派人给陕甘总督升允发去了一份致意电报。^[19]

图70　斯坦因在新疆把所获文物从阿布达尔运往喀什噶尔

1907年2月21日，斯坦因一行离开阿布达尔。随后，斯坦因一行取道古人记载中的白龙堆沙漠，向甘肃方向进发。在沙漠行进途中，斯坦因利用闲暇时间，一边研究玄奘《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等提及这片沙漠的书籍，一边跟随蒋孝琬学习汉语。

1907年3月4日，斯坦因等到达新疆省和甘肃省的交界处。3月7日，斯坦因一行进入敦煌县疏勒河流域，开始考察敦煌长城西端的烽燧遗址，并不断地从烽燧遗址中发现汉文简牍（图71，图72）。3月11日，斯坦因等进入敦煌绿洲。斯坦因一踏入甘肃界内，便派人给陕甘总督升允发去了一份致意电报。^[19]

图71　斯坦因考察队在敦煌以西T.III号古代长城烽燧遗址进行发掘

图71　斯坦因考察队在敦煌以西T.III号古代长城烽燧遗址进行发掘

图72　斯坦因确定的汉代玉门关遗址

【注释】

[1]898年9月10日斯坦因致旁遮普省政府秘书长信（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计划书），现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此句下略），斯坦因手稿第289号，第27张。

[2]《中英天津条约（五十六款附照会）》（订立于1858年6月26日，1860年10月24日互换），黄月波、于能模、鲍厘人编《中外条约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第6页。

[3]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英译本，现藏印度国家档案局外交部档案卷宗，NAI，Foreign Department，Frontier B，May 1899，Nos.202-209，转引自Jeannette Mirsky，Sir Aurel Stein：Archaeological Explorer，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105.根据这份护照英译本还原的中文本，参见王冀青《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持中国护照简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第69—76页。

[4]899年5月窦纳乐致英属印度政府函，现藏印度国家档案局外交部档案卷宗，NAI，Foreign Department，Frontier B，May 1899，Nos.202-209，转引自Jeannette Mirsky，Sir Aurel Stein，p.105.

[5]渡辺哲信「西域大流沙の話」，上原芳太郎編『新西域記』，東京：有光社，1937年，上卷，第436頁。

[6]Albert von Le Coq，Bur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London：George Allen &Unwin Ltd，1928，pp.105-112.

[7]904年9月14日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申请书，斯坦因手稿第294号，第85v张。

[8]904年9月14日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申请书，斯坦因手稿第294号，第86张。

[9]905年10月21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外务部致新疆省政府咨文，转引自1908年1月28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沙雅县知县张绍伯致于阗县知县安允升移文，斯坦因手稿第341号。

[10]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斯坦因手稿第283号，第6张。参见王冀青《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简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第69—76页。这份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护照上钤有四方汉、满文“外务部之印”，左下角钤有“此照游历回日即行缴销，如有遗失，作为废纸”字样的公章，左端写有“三十二年闰四月初十日（1906年6月1日）蒲犁厅验”字样，其中“蒲犁厅”三字为印文。

[11]939年4月9日斯坦因为英属印度政府国家文职人员总登录活动提供的自我履历书（Sir Aurel Stein，‘Entries made for National Service，Central Register，April 9，1939’），斯坦因手稿。

[12]905年10月21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外务部致新疆省政府咨文，转引自1908年1月28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沙雅县知县张绍伯致于阗县知县安允升移文，斯坦因手稿第341号。

[13]关于斯坦因虚高官衔的作用，参见王冀青《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简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第69—76页；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简析》，《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第21—30页。

[14]关于蒋孝琬的来历，参见任曜新、王冀青《蒋孝琬生年考证》，《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第74—79页。

[15]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p.115.

[16]《蒋孝琬履历册》，斯坦因手稿第341号。

[17]王冀青《不能被忘却的蒋师爷》，《华声视点》2002年第10期，第46—49页。

[18]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p.133.

[19]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p.68-69.

图72　斯坦因确定的汉代玉门关遗址

【注释】

[1]898年9月10日斯坦因致旁遮普省政府秘书长信（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计划书），现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此句下略），斯坦因手稿第289号，第27张。

[2]《中英天津条约（五十六款附照会）》（订立于1858年6月26日，1860年10月24日互换），黄月波、于能模、鲍厘人编《中外条约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第6页。

[3]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英译本，现藏印度国家档案局外交部档案卷宗，NAI，Foreign Department，Frontier B，May 1899，Nos.202-209，转引自Jeannette Mirsky，Sir Aurel Stein：Archaeological Explorer，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105.根据这份护照英译本还原的中文本，参见王冀青《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持中国护照简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第69—76页。

[4]899年5月窦纳乐致英属印度政府函，现藏印度国家档案局外交部档案卷宗，NAI，Foreign Department，Frontier B，May 1899，Nos.202-209，转引自Jeannette Mirsky，Sir Aurel Stein，p.105.

[5]渡辺哲信「西域大流沙の話」，上原芳太郎編『新西域記』，東京：有光社，1937年，上卷，第436頁。

[6]Albert von Le Coq，Bur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London：George Allen &Unwin Ltd，1928，pp.105-112.

[7]904年9月14日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申请书，斯坦因手稿第294号，第85v张。

[8]904年9月14日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申请书，斯坦因手稿第294号，第86张。

[9]905年10月21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外务部致新疆省政府咨文，转引自1908年1月28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沙雅县知县张绍伯致于阗县知县安允升移文，斯坦因手稿第341号。

[10]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斯坦因手稿第283号，第6张。参见王冀青《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简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第69—76页。这份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护照上钤有四方汉、满文“外务部之印”，左下角钤有“此照游历回日即行缴销，如有遗失，作为废纸”字样的公章，左端写有“三十二年闰四月初十日（1906年6月1日）蒲犁厅验”字样，其中“蒲犁厅”三字为印文。

[11]939年4月9日斯坦因为英属印度政府国家文职人员总登录活动提供的自我履历书（Sir Aurel Stein，‘Entries made for National Service，Central Register，April 9，1939’），斯坦因手稿。

[12]905年10月21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外务部致新疆省政府咨文，转引自1908年1月28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沙雅县知县张绍伯致于阗县知县安允升移文，斯坦因手稿第341号。

[13]关于斯坦因虚高官衔的作用，参见王冀青《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简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第69—76页；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简析》，《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第21—30页。

[14]关于蒋孝琬的来历，参见任曜新、王冀青《蒋孝琬生年考证》，《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第74—79页。

[15]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p.115.

[16]《蒋孝琬履历册》，斯坦因手稿第341号。

[17]王冀青《不能被忘却的蒋师爷》，《华声视点》2002年第10期，第46—49页。

[18]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p.133.

[19]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Vol.II，pp.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