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在莫高窟为文物打包装箱过程中，计划装满12只箱子。王家彦到访后不久，林太清也来到千佛洞，其目的有二：一是观察斯坦因的行动，二是暗示或劝说斯坦因最好尽早离开敦煌这个是非之地。林太清首先向斯坦因暗示，敦煌县政府计划以武力镇压农民反抗，等斯坦因一离开就采取军事行动。斯坦因6月9日日记记录说：据林大人估计，敦煌现在的人口是8万人。[58]斯坦因访问敦煌期间，敦煌仍流行白喉。......
2023-07-31
国际中亚探险协会成立，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研究
【摘要】：汉堡大会通过的第14号决议案决定，正式成立“国际中亚探险协会”。“国际中亚探险协会”在上述欧洲各国和美国设委员会，其中由拉德洛夫和鄂登堡组成的俄国委员会又担当整个协会的领导工作，称“俄国中央委员会”，总部设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挂靠在俄国外交部。1903年2月，“俄国中央委员会”的章程获沙皇批准，“国际中亚探险协会”正式开始运作。
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起程之前，西方列强为了协调中亚考察活动、缓解因竞争而带来的不良结果，便有了通过国际组织进行协调的要求。尤其是俄国，为了保持自己在中亚考察方面已有的优势地位，更想通过成立一个国际性组织的手段，来控制国际中亚考察活动。1899年10月，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第12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上，经俄国科学院院士、突厥学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拉德洛夫（Вaсилий Вaсильевич Рaдлов，1837—1918）倡议，拟成立一个“中亚和东亚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俗学探险国际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exploration historique，archéologique，linguistique et ethnograph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de l’Extrême Orient，一般简称“国际中亚探险协会”）。（图59）大会委托拉德洛夫和俄国科学院院士、印度学家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鄂登堡（Серг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1863—1934）在散会后具体负责筹建该国际协会事宜（图60）。
图59 国际中亚探险协会的发起人拉德洛夫（右）
图59 国际中亚探险协会的发起人拉德洛夫（右）
图60 国际中亚探险协会的具体组织者鄂登堡
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的规模在中亚考察史上是空前的，影响巨大，促成了“国际中亚探险协会”的正式成立，从而进一步刺激了西方列强在中亚探险方面的竞争态势。1902年9月，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在德国汉堡召开。斯坦因参加了这次大会，演讲了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成果。汉堡大会的最后一天，即1902年9月10日，经全会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其中第3号决议案中说：“大会还冒昧地表示，希望在条件许可的时候，考古学研究应该从斯坦因博士的特殊经验和他以前的知识中受益。为了印度的利益，应该再委派斯坦因博士进行更多的考察。而他的经验和知识，很可能会使进一步的考察工作变得极为方便。”这样的决议案，目的是为斯坦因计划进行的第二次中亚考察提供舆论支持。汉堡大会通过的第14号决议案决定，正式成立“国际中亚探险协会”。“国际中亚探险协会”的第一届委员共有26人，分属于俄国、法国、英国、德国、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意大利、美国等14个创始会员国，斯坦因是代表英属印度的英国委员。“国际中亚探险协会”在上述欧洲各国和美国设委员会，其中由拉德洛夫和鄂登堡组成的俄国委员会又担当整个协会的领导工作，称“俄国中央委员会”，总部设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挂靠在俄国外交部。1903年2月，“俄国中央委员会”的章程获沙皇批准，“国际中亚探险协会”正式开始运作。但是，从以后的实践中看，该协会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协调各国中亚考察的作用，反而更加刺激了各国在中亚考察中的竞争，各国的委员会完全独立行事，各国的委员们也成为本国中亚考察队的主要组织者。
就在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的起步阶段，在“国际中亚探险协会”紧锣密鼓筹建的过程中，王圆禄于1900年6月22日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从理论上讲，此后任何一支从新疆或内地进入甘肃、并在敦煌逗留的外国考察队，都有可能染指藏经洞文物。但因为当时中亚考察和考古的重点是新疆塔里木盆地，而敦煌远离交通要道，还没有被考察家们看重，所以这种可能性并没有立即成为现实。19世纪最后一个到达莫高窟的外国人保宁，在1899年访问敦煌时并没有获得藏经洞文物，那是因为当时藏经洞还没有被发现。而在此后七八年间，虽然有中国商人或俄国商人途经敦煌时听说过一些有关发现藏经洞的模糊信息，但尚无西方考察队或探险家到过敦煌莫高窟。
第一支有可能接触到藏经洞文物、而最后错过机会的外国考察队，是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未来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组织的第一次中亚考察队（图61）。这支考察队的队员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从1902年起在新疆考察，主要在库车周围的克孜尔千佛洞考察。1903年4月，克孜尔千佛洞一带发生地震，迫使二人前往迪化（乌鲁木齐），再经甘肃等地返回日本。渡边哲信、堀贤雄在东返途中，路过了敦煌附近。但是由于经费紧张等原因，他们并没有访问敦煌及莫高窟。渡边哲信后来对此悔恨不已，他在《话说西域大流沙》一文中专设“没有去敦煌是千古的遗憾事”一节，叹息道：
图60 国际中亚探险协会的具体组织者鄂登堡
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的规模在中亚考察史上是空前的，影响巨大，促成了“国际中亚探险协会”的正式成立，从而进一步刺激了西方列强在中亚探险方面的竞争态势。1902年9月，第13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在德国汉堡召开。斯坦因参加了这次大会，演讲了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成果。汉堡大会的最后一天，即1902年9月10日，经全会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其中第3号决议案中说：“大会还冒昧地表示，希望在条件许可的时候，考古学研究应该从斯坦因博士的特殊经验和他以前的知识中受益。为了印度的利益，应该再委派斯坦因博士进行更多的考察。而他的经验和知识，很可能会使进一步的考察工作变得极为方便。”这样的决议案，目的是为斯坦因计划进行的第二次中亚考察提供舆论支持。汉堡大会通过的第14号决议案决定，正式成立“国际中亚探险协会”。“国际中亚探险协会”的第一届委员共有26人，分属于俄国、法国、英国、德国、荷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意大利、美国等14个创始会员国，斯坦因是代表英属印度的英国委员。“国际中亚探险协会”在上述欧洲各国和美国设委员会，其中由拉德洛夫和鄂登堡组成的俄国委员会又担当整个协会的领导工作，称“俄国中央委员会”，总部设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挂靠在俄国外交部。1903年2月，“俄国中央委员会”的章程获沙皇批准，“国际中亚探险协会”正式开始运作。但是，从以后的实践中看，该协会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协调各国中亚考察的作用，反而更加刺激了各国在中亚考察中的竞争，各国的委员会完全独立行事，各国的委员们也成为本国中亚考察队的主要组织者。
就在斯坦因第一次中亚考察的起步阶段，在“国际中亚探险协会”紧锣密鼓筹建的过程中，王圆禄于1900年6月22日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从理论上讲，此后任何一支从新疆或内地进入甘肃、并在敦煌逗留的外国考察队，都有可能染指藏经洞文物。但因为当时中亚考察和考古的重点是新疆塔里木盆地，而敦煌远离交通要道，还没有被考察家们看重，所以这种可能性并没有立即成为现实。19世纪最后一个到达莫高窟的外国人保宁，在1899年访问敦煌时并没有获得藏经洞文物，那是因为当时藏经洞还没有被发现。而在此后七八年间，虽然有中国商人或俄国商人途经敦煌时听说过一些有关发现藏经洞的模糊信息，但尚无西方考察队或探险家到过敦煌莫高窟。
第一支有可能接触到藏经洞文物、而最后错过机会的外国考察队，是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未来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组织的第一次中亚考察队（图61）。这支考察队的队员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从1902年起在新疆考察，主要在库车周围的克孜尔千佛洞考察。1903年4月，克孜尔千佛洞一带发生地震，迫使二人前往迪化（乌鲁木齐），再经甘肃等地返回日本。渡边哲信、堀贤雄在东返途中，路过了敦煌附近。但是由于经费紧张等原因，他们并没有访问敦煌及莫高窟。渡边哲信后来对此悔恨不已，他在《话说西域大流沙》一文中专设“没有去敦煌是千古的遗憾事”一节，叹息道：
图61 大谷光瑞像
在库车滞留的时间有点过长，对于今后剩余旅程的路费是否够用，心中没有底。由于怀着这样的心态上路，虽然对敦煌千佛洞的壮观早就有所耳闻，也知道《西域水道记》等书中详细记录的东西，在大约一个星期的返程途中，对于途经的敦煌也没敢前去探访。后来的几年里，伯希和和斯坦因都攫取了世界性的功名。而我们自己呢，虽然有首先到达敦煌的机会，但是却失掉了这次机会，这真是千古的遗憾事。[5]
如果日本人在1903年去了莫高窟的话，真有可能成为最早获得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外国人，那么“敦煌学”的历史也就得改写了。
第二支有可能调查藏经洞文物、但最后也没有成行的外国考察队，是第二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由“国际中亚探险协会”德国委员会委员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领导的第一次德国吐鲁番考察结束后，第二次和第三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随之同时组建（图62）。由于格伦威德尔身体欠佳，柏林人种学博物馆印度部的无薪水职员阿尔伯特·冯·勒考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代理第二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队长（图63）。他们约定，1905年格伦威德尔痊愈返回新疆后，接替勒考克的队长职务，第三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自动运作。
图61 大谷光瑞像
在库车滞留的时间有点过长，对于今后剩余旅程的路费是否够用，心中没有底。由于怀着这样的心态上路，虽然对敦煌千佛洞的壮观早就有所耳闻，也知道《西域水道记》等书中详细记录的东西，在大约一个星期的返程途中，对于途经的敦煌也没敢前去探访。后来的几年里，伯希和和斯坦因都攫取了世界性的功名。而我们自己呢，虽然有首先到达敦煌的机会，但是却失掉了这次机会，这真是千古的遗憾事。[5]
如果日本人在1903年去了莫高窟的话，真有可能成为最早获得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外国人，那么“敦煌学”的历史也就得改写了。
第二支有可能调查藏经洞文物、但最后也没有成行的外国考察队，是第二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由“国际中亚探险协会”德国委员会委员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领导的第一次德国吐鲁番考察结束后，第二次和第三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随之同时组建（图62）。由于格伦威德尔身体欠佳，柏林人种学博物馆印度部的无薪水职员阿尔伯特·冯·勒考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代理第二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队长（图63）。他们约定，1905年格伦威德尔痊愈返回新疆后，接替勒考克的队长职务，第三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自动运作。
图62 第一次、第三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队长格伦威德尔
图62 第一次、第三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队长格伦威德尔
图63 第二次、第四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队长勒考克
由勒考克率领的第二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于1903年11月到达吐鲁番，随后在吐鲁番周围进行发掘。1905年8月末，勒考克在哈密避暑时，从过路的俄国商人处听说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于是他决定从哈密前往敦煌调查藏经洞之事。但正在此时，勒考克接到了柏林来电，说格伦威德尔定于1905年10月15日到达喀什噶尔，接替考察队队长一职，命他务必于10月15日前赶到喀什噶尔与格伦威德尔会合。这时的勒考克处境两难。要么他立即返回喀什噶尔，这样就失去了去敦煌调查藏经洞的机会； 要么他就去敦煌，这样就不能与格伦威德尔准时会合，违背了柏林的命令。犹豫再三，勒考克决定以投币方式决定何去何从。投币的结果，导致勒考克放弃了去敦煌的想法。但是当勒考克于1905年10月15日前夕赶回喀什噶尔后，却看不到格伦威德尔的影子。原来，格伦威德尔在俄国境内因行李丢失而耽搁了行程，直到1905年12月5日才到达喀什噶尔。勒考克空等了50天，失掉了第一个攫取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机会。[6]现在一般公认，藏经洞发现之后，第一个到达莫高窟、目睹藏经洞、并将藏经洞文物带出中国的外国考古学家，是1907年来访敦煌的“国际中亚探险协会”英国委员会委员斯坦因。
图63 第二次、第四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队长勒考克
由勒考克率领的第二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于1903年11月到达吐鲁番，随后在吐鲁番周围进行发掘。1905年8月末，勒考克在哈密避暑时，从过路的俄国商人处听说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于是他决定从哈密前往敦煌调查藏经洞之事。但正在此时，勒考克接到了柏林来电，说格伦威德尔定于1905年10月15日到达喀什噶尔，接替考察队队长一职，命他务必于10月15日前赶到喀什噶尔与格伦威德尔会合。这时的勒考克处境两难。要么他立即返回喀什噶尔，这样就失去了去敦煌调查藏经洞的机会； 要么他就去敦煌，这样就不能与格伦威德尔准时会合，违背了柏林的命令。犹豫再三，勒考克决定以投币方式决定何去何从。投币的结果，导致勒考克放弃了去敦煌的想法。但是当勒考克于1905年10月15日前夕赶回喀什噶尔后，却看不到格伦威德尔的影子。原来，格伦威德尔在俄国境内因行李丢失而耽搁了行程，直到1905年12月5日才到达喀什噶尔。勒考克空等了50天，失掉了第一个攫取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机会。[6]现在一般公认，藏经洞发现之后，第一个到达莫高窟、目睹藏经洞、并将藏经洞文物带出中国的外国考古学家，是1907年来访敦煌的“国际中亚探险协会”英国委员会委员斯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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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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