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文物外流危机：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研究揭示的挑战

画家谢稚柳（1910—1997）于1942—1943年在敦煌作调查时，听说王圆禄在藏经洞发现之初馈赠他人的卷子中，有一部分落入了某比利时人之手。根据谢稚柳《敦煌石室记》中的记录，王圆禄曾将一批敦煌经卷献给安肃道道台，道台又将其中的一部分转赠给了“嘉峪关税务司比国人某”^[39]。作家郑重于1999年出版的《谢稚柳传》中又说，王圆禄在藏经洞发现之初，先给安肃道道台赠送藏经洞经卷，却遭到蔑视，因此“王道士很沮丧，他把一箱经卷扔在酒泉，只好带着其余经卷，化缘回去。他西行到嘉峪关，向一个外国人去化缘”。《谢稚柳传》中进一步说：“这个外国人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林以镇，娶的也是中国夫人。他见王道士化缘，就送给王道士几两银子。王道士回赠的经卷当然也不少。后来，林以镇辞官回国，取道新疆。经伊犁时，他将这些经卷送给伊犁将军长庚。”^[40]《谢稚柳传》中的这段描述不见于其他文献，应该是与谢稚柳交往30余年的郑重根据晚年谢稚柳的未刊笔记或口述写成的。

所谓的“嘉峪关税务司比国人某”，或者是郑重称之为“林以镇”的比利时人，实际上即长期在肃州嘉峪关税务司任职的比利时籍人保罗·斯普林格尔特（Paul Springaert，1842—1906），汉名“林辅臣”，号“子美”，俗称“林大人”。林辅臣于1865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华传教，1868—1872年跟随德国地理学家费尔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漫游中国。1881—1896年，林辅臣应李鸿章之奏派，在甘肃肃州任嘉峪关税务司兼牛痘局总办，后常住兰州等地，1906年在西安去世（图52）。假如谢稚柳的调查结果属实，那么这位“林大人”斯普林格尔特，应该在1906年去世以前获得过藏经洞经卷，也算是最早获取藏经洞文物的外国人。但种种迹象表明，斯普林格尔特是个俗洋人，对于文物收藏之类的事情漠不关心。他虽然最早获得了藏经洞文物，但并没有把这些东西带到比利时或其他外国去，因为国外至今也没有发现有关“斯普林格尔特搜集品”之类的报道。合理的解释是，正如谢稚柳在《敦煌石室记》中所记录的那样，斯普林格尔特在西行回国途中，将他的敦煌卷子随手转送给了新疆官员。谢稚柳提到的“长庚将军”，即1890年至1901年、1905年至1909年两度出任伊犁将军的长庚。谢稚柳提到的“道台潘某”，所指不详，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指1902年至1905年任迪化府知府、1906年至1909年任阿克苏道道台的潘震（1850—1925），第二种可能是指1897年后多次担任新疆镇迪道道台兼新疆按察使的潘效苏（1839—？）。但潘震于1906年才升为道厅级，而潘效苏于1902年至1905年间已任新疆巡抚，这两人都与“潘道台”的记录有点出入。

图52　林辅臣（中坐者）于1902年过60大寿时与华妻及子女合影

1906年，叶昌炽还曾给日本人寄赠过敦煌碑铭拓片。日本版本学家岛田翰（1877—1915）于1905年在日本用汉文出版了他的名著《古文旧书考》凡4册^[41]。随后，岛田翰托请他的朋友、日本驻江苏江宁府（南京）总领事白须直一打听到叶昌炽的任职地，然后给叶昌炽邮赠了该书，并附寄此前出版的《宋本〈寒山诗〉 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叶昌炽看到岛田翰的书后，惊诧不已，他在1906年3月22日日记中说：“不佞幼耽此学，三十年来，师友雕落殆尽。自谓寂寞草元，将成绝学。闭门造车，出门亦不期合辙。不意海外岛国，乃有斯人。此种旧学，即我中国亦在怀葛以前，如岛田君者，真旧到家矣。人谓日本尽变旧法，本不敢言，我今乃愈不信矣。”^[42]岛田翰小叶昌炽28岁，而叶昌炽对岛田翰的学问，竟如此器重。

叶昌炽收到岛田翰的书后，想要回赠岛田翰一些礼物，于是决定通过白须直一，给岛田翰赠寄自己的著作《藏书纪事诗》，以及4种敦煌莫高窟石碑拓片。^[43]叶昌炽1906年3月25日日记中记录道：“复吾乡日本领事白须直一，缄附去谢岛田君函。赠以拙著《藏书纪事诗》一部、莫高窟唐碑四种，聊当报琼。岛田君，但知其名翰，未知其字也。”^[44]叶昌炽寄赠岛田翰的敦煌“莫高窟唐碑四种”内容不详，有可能包括藏经洞出《大中碑》的拓片。这些东西虽不能说是我们谈论的藏经洞文物，但毕竟还是“敦煌学”的资料。岛田翰应该是首先接触敦煌莫高窟碑拓文物的日本汉学家，但他后来因事入狱，1915年死于狱中，属于英年早逝，没有对日本的“敦煌学”起到太大的作用。

图53　作者在奥布鲁切夫碑像前

学术界一度认为，俄国（苏联）地质学家弗拉季米尔·阿法纳斯耶维奇·奥布鲁切夫（Влaдимир Афaнaсьевич Обручев，1863—1956）系第一个获取藏经洞文物的人（图53）。奥布鲁切夫年近九旬时，于1951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一部名为《在中央亚细亚的森林》的著作^[45]。因为这本书涉及敦煌莫高窟，所以出版后影响很大，1959年在日本东京出版了该书的日文节译本《沙漠之谜——探索中央亚细亚的边地》^[46]，1961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库库什金：一位地理学家讲述的故事》^[47]。奥布鲁切夫在书中介绍说，他于1905年5月在楚古查（塔城）遇到一个名叫库库什金的老商人。这老商人出生在阿勒泰，是俄罗斯族和土尔扈特人的混血儿。奥布鲁切夫说自己后来得到了库库什金写的手记，经过整理后出版成该书。

根据奥布鲁切夫整理的库库什金手记，在时间不明确的某年冬天，库库什金在楚古查的自家商店里，遇到一位来自敦煌的中国商人。库库什金从这位中国商人那里，听说了有关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的事情。那里的喇嘛僧因为贫穷的缘故，想要将塑像和古代文书之类的文物出售。这位中国商人也买到了一些佛教典籍，据说正打算带着它们前往巴黎。库库什金听到这个消息后，赶紧备齐各种交易商品，于次年的10月份组织商队前往敦煌，在敦煌逗留了三周时间，其中的一周时间住在莫高窟进行调查活动，还临摹了一些壁画和塑像。在莫高窟逗留期间，库库什金与喇嘛中间的长老进行了接触。书中记录这位长老是一个叫“和尚”的喇嘛僧，“和尚”显然并不是人名。长老“和尚”领着库库什金看了保存古代文书的地方（藏经洞）。经过交涉后，库库什金用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一些商品，譬如喇嘛僧做衣服用的纺织品，佛教礼拜用的线香、灯油、铜碗等，换取了一批古代文物。这批文物包括汉语、蒙古语、藏语、梵语、突厥语（其中有回鹘语写本）以及其他中亚诸语言写本，还有绢画、现代小佛像等等。随后，库库什金通过俄国驻楚古查领事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索科夫（Сергей Вaсильевич Соков），将这些写本寄送到圣彼得堡的俄国科学院。经过鉴定，其中的一部分是伪造的赝品，而其他部分也都是些没有什么历史价值的东西。

正是由于奥布鲁切夫这本书的问世，学术界很多人认为，该书中的主人公库库什金，才是最早获得敦煌藏经洞文物的人，而斯坦因并不是第一个获取藏经洞文物的外国人。甚至有人认为，该书是奥布鲁切夫的自传体游记或回忆录，库库什金即奥布鲁切夫的化身。因此，奥布鲁切夫应该是第一个获取藏经洞文物的人。奥布鲁切夫确实是一位中亚考察家，曾于1886—1888年、1892—1894年、1894—1895年、1905年、1906年、1909年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过多次“中亚考察”。在1894—1895年的考察中，奥布鲁切夫曾漫游了甘肃，考察过河西走廊。由于这种背景，奥布鲁切夫关于库库什金获取藏经洞文物的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实际上，奥布鲁切夫本人并没有访问过敦煌。他所谓的库库什金手记，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子虚乌有。今天可以肯定，奥布鲁切夫关于库库什金的这部书，是根据他自己漫长探险生涯中的所见所闻，尤其是1905年和1906年在中国新疆塔城及准噶尔盆地进行两次考察的经历，杜撰拼凑出来的一部书，属于小说类。这部书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添油加醋地混入他自己想象和虚构的成分，又参考了普尔热瓦尔斯基、克雷特奈尔、斯坦因等人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出版物。奥布鲁切夫一生中除了撰写多部考察游记和大量科学论著外，也撰写了许多科幻小说和惊险小说，出版这么一本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小说，也不足为奇。

【注释】

[1]Kreitner Gusztav，Gróf Széchenyi Béla keleti utazása，Budapest，1882，p.688.

[2]Kreitner Gusztav，Gróf Széchenyi Béla keleti utazása，pp.672-688.

[3]Kreitner Gusztav，Gróf Széchenyi Béla keleti utazása，p.687.

[4]Lóczi Lóczy Lajos，A Khinai Birodalom，p.462.

[5]St.George R.Littledale，‘A Journey Across Central Asia’，Geographical Journal （GJ），Vol.3，No.6，June 1894，p.458.

[6]St.George R.Littledale，‘A Journey Across Central Asia’，GJ，Vol.3， No.6，June 1894，p.459.

[7]St.George R.Littledale，‘A Journey Across Central Asia’，GJ，Vol.3， No.6，June 1894，p.460.

[8]Charles-Eudes Bonin，‘Voyage de Pekin au Turkestan russe par la Mongolie，le Kou kou-nor，le Lob-nor et la Dzoungarie’，La Geographie：Bulletin de la Societe de Geographie，II，15 fevrier 1900，pp.115-122； III，15 mars 1901，pp.170-180.

[9]Charles-Eudes Bonin，‘Les Grottes des Mille Bouddhas’，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nnée -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Comptes-rendus），45e année，N.2，1901，‘Communications’，pp.209-217.

[10]Charles -Eudes Bonin，‘Les Grottes des Mille Bouddhas’，Comptes -rendus，45e année，N.2，1901，‘Communications’，p.217.

[11] Chavannes，‘Dix I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l’Asie centrale d’apres les estampages de M.Ch.-E.Bonin’，Extrait des Memoires presentes par divers savants a l’Academie de Inscription et Belles-lettres，Ire serie，tome xi，IIe partie，Paris：Imprinerie Nationale，1902.

[12]郭璘《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吕钟修纂，敦煌市人民政府文献领导小组整理《重修敦煌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562页。

[13]照片见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4页。

[14]赵明玉、方至福《王法真墓志》，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569页。

[15]《王法真墓志》，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569页。

[16]张大千《张大千居士遗著漠高窟记》（《漠高窟记》），台北：中研院，1985年4月，上册，第327页。

[17]谢稚柳《敦煌石室记》，《鉴余杂稿》，上海：上海美术出版社，1996年12月，第3页。

[18]《王法真墓志》，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569页。

[19]《王法真墓志》，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569页。

[20]敦璘《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562页。

[21]《王法真墓志》，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569页。

[22]照片见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第4页。

[23]《千佛洞古佛经发现记》，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40页。

[24]叶昌炽1903年12月30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10月，第7册，第4285页。

[25]王冀青《敦煌文物早期收藏者张元潹事迹考》，《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1期，第75—87页。

[26]参见王冀青《关于敦煌写本廷栋收藏品》，《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2期，第1—9页。

[27]叶昌炽1903年12月30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4284页。

[28]叶昌炽1903年12月30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4284—4285页。

[29]关于敦煌县采买粮问题，参见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第60—76页。

[30]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599页。

[31]叶昌炽1904年3月30日（光绪三十年二月十四日）日记，《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4345页。

[32]《唐画大士像》，上海广仓学窘丛书《艺术丛编》，第3册。

[33]叶昌炽1905年1月12日（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七日）日记，《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4671页。

[34]叶昌炽1905年9月26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日记，《缘督庐日记》，第8册，第5013—5014页。

[35]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第646页。

[36]转引自马大正《新疆地方志与新疆乡土志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新疆乡土志稿》，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3月，第770页。

[37]转引自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吴越王氏写印，1909年10—11月，第1页。

[38]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上海：文明书局，1909年，卷一，第1页。

[39]谢稚柳《敦煌石室记》，第3页。

[40]郑重《谢稚柳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11月，第92页。

[41]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四卷，東京：民友社，1905年3月。

[42]叶昌炽1906年3月22日（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日记，《缘督庐日记》，第8册，第5167—5168页。

[43]叶昌炽1906年3月25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一日）日记，《缘督庐日记》，第8册，第5169页。

[44]叶昌炽1906年3月25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一日）日记，《缘督庐日记》，第8册，第5169页。

[45]В.А.Обручев，В Дебря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Москвa，1951.

[46]才ブルチエフ著，川岸貞一郎訳『砂ばくの謎——中央アジアの僻地を探る』，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59年。

[47]V.A.Obruchev，Vera Bowen（tr.），Kukushkin，A Geographer’s Tales，London，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