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早期流散的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研究成果

实际上，自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初起，藏经洞文物便已经进入了四处流散的进程。当王圆禄等人发现藏经洞后，肯定是自己带领亲信首先翻检宝物，而绝不会立即展示给外人或是去报官的。在藏经洞发现之初，王圆禄曾腾空过藏经洞，目的纯粹是为了寻找宝物。后来，为了将镶嵌在藏经洞西壁上的《大中碑》转移到莫高窟第16窟的甬道里，王圆禄等人又将藏经洞的文物第二次倒腾出来。当时人看重石碑和碑拓，将《大中碑》移出是为了方便拓碑。但毕竟藏经洞不是王圆禄一人发现的，终究纸里包不住火，也没有不透风的墙。莫高窟属于敦煌县管辖，在敦煌这样偏僻的地方，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这样的秘室，消息总有一天会传到25公里外的敦煌县城和敦煌县官府那里去。当王圆禄觉得不得不报官的时候，那他应该是先向敦煌县知县报告。

藏经洞发现时，敦煌县知县是严泽（1847—1900）。严泽于1895年1月22日任敦煌县知县，于1897年5月1日交卸，于1899年7月复任敦煌县知县，1900年12月7日死在任上。有一种传说是，王圆禄曾给严泽送过一批藏经洞经卷，严泽生前“手存二卷”。如果这是真事，那么肯定是发生在1900年下半年严泽死亡前不久的事情。严泽死后，邬绪棣于1901年3月任敦煌县知县，汪宗翰（号栗庵，1845—？）于1902年4月继任敦煌县知县，此后加速了藏经洞文物的外流。

汪宗翰是湖北通山县人，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进士，先在吏部任职，1900年调往甘肃做官，1902年被任命为敦煌县知县。汪宗翰和王圆禄是湖北同乡，两人多了一层关系，比较容易沟通。所以王圆禄很快就将藏经洞发现之事告诉了汪宗翰，并不断给汪宗翰选送藏经洞文物。据吕钟《重修敦煌县志》收录《千佛洞古佛经发现记》一文中提到，藏经洞发现后，王圆禄“即时报知地方官。时县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绅，大致翻阅一过，约数佛经二万余卷。当时人亦不之重也，有携回一、二卷，亦有不携回者。汪令即吩示王道人善为保存。”^[23]既然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绅将两万余卷佛经大致翻阅一过，那他们肯定又将藏经洞文物全部转移出来，这是藏经洞的第三次被腾空。可以肯定的是，1902年汪宗翰来到敦煌以后，藏经洞文物也开始在甘肃官员中间较大规模地流散。汪宗翰1902年对藏经洞文物彻底检查的结果，是他本人获得了一批佛经和绢画。汪宗翰于1902年至1906年任敦煌县知县期间，王圆禄还不断地将一些精美的佛经和绢画送给汪宗翰。

汪宗翰检查藏经洞后，他的上司安西直隶州知州、安肃道道台等官员，以及其他地方的各级官员，也都会闻讯索取，要分得一杯羹。根据晚清甘肃学政、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1849—1917，1902—1906年在任）的1903年12月30日日记，藏经洞发现后，“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恒介眉都统、张又履、张篠珊所得皆不少。”^[24]日记中提到的恒介眉即恒寿（1853—1903），张又履即张庭武（？ —1917），张篠珊即张元潹，他们都是曾在甘肃省做过官的人。这些人搜集敦煌文物的时间，肯定在1903年12月30日叶昌炽记录日记之前。^[25]

敦煌民间还流传着王圆禄给安肃道道台赠送藏经洞经卷的故事。王圆禄在发现藏经洞后不久，曾私载一箱敦煌经卷到肃州，赠献给驻扎在这里的安肃道道台、满洲镶白旗人和尔赓额（1851—？）。和尔赓额自1899年起任安肃道道台，是镇守河西走廊西部的最高官员。和尔赓额虽然字写得很好，但却不懂敦煌经卷的价值，自认为经卷书法不如自己好，于是没有看重王圆禄送来的礼物。王圆禄看到当道者不重视自己的宝贝，颇感丧沮，丢弃经卷，扬长而去。至1905年7月，和尔赓额转赴新疆做官，任镇迪道道台兼新疆按察使。王圆禄送给和尔赓额的经卷，也被他带到新疆，在新疆的官员中间流传。^[26]

敦煌县属安西直隶州管辖，安西直隶州又归安肃道（驻肃州）节制，安肃道由陕甘总督（驻兰州）统领。当敦煌县发现藏经洞的消息披露后，很快就会由敦煌县知县、安西直隶州知州、安肃道道台，层层上报给甘肃布政使或陕甘总督。通过官场网络，河西其他道、府、州、县官员，也就会很快知道藏经洞之事。当时甘肃省会兰州府是西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陕甘总督的驻扎地。在陕甘总督之下，主管甘肃省文教事务的主要官员是甘肃学政。当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到兰州时，陕甘总督是满洲正蓝旗人崧蕃（1837—1905，1901—1905年在任）。在崧蕃之下，甘肃学政是叶昌炽。（图48）叶昌炽是188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科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1902年3月初被任命为甘肃学政。

叶昌炽早在北京的时候，就曾得到过敦煌石碑拓片，对敦煌古物已有兴趣。到甘肃后很快就与比他晚一科的进士同年汪宗翰取得联系，请汪宗翰帮他搜集敦煌碑拓。叶昌炽担任甘肃学政的时间（1902—1906年），几乎与汪宗翰担任敦煌县知县的时间（1902—1906年）相同。也就是在这4年时间里，藏经洞文物流散的速度加快。叶昌炽到达甘肃后不久，于1902年8月17日从肃州给汪宗翰写信一封，请汪宗翰将莫高窟所有石碑的拓片都给他搞一份。到1903年下半年，汪宗翰给叶昌炽寄送了藏经洞出《大中碑》等莫高窟碑铭拓片，顺便也寄送了藏经洞文物，告知叶昌炽有关藏经洞的事情。叶昌炽1903年12月30日日记中，首先记录了汪宗翰为他拓碑的事情：“适汪栗庵大令自敦煌寄至唐元拓本，……栗庵共拓寄《唐索公碑》、其阴《杨公碑》、《李大宾造像》、其阴《乾宁再修功德记》、经洞《大中碑》，皆六分。《元莫高窟造像》四分、《皇庆寺碑》二分，皆前所已收。”^[27]可以推测，《大中碑》在被转移出藏经洞外后，其拓片成为官场互赠碑拓礼物中的新宠。叶昌炽在1903年12月30日日记中记录碑拓的同时，还附带着记录了汪宗翰给他赠送藏经洞写本绘画的事情：“又旧佛像一幅，所绘系水陆道场图，绢色黯黕，丹黄移剥。惟笔墨出于俗工，尚不甚古，极早为明人之笔。又写经四卷，皆《大般涅槃经》。”^[28]叶昌炽在这一天的日记中，第一次提及藏经洞文物的事情。1904年以后，汪宗翰不断地给叶昌炽赠送莫高窟碑铭拓片和藏经洞出土经画。汪宗翰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为了巴结这位能与督抚平起平坐的“学台”大吏和进士同年，二是为了说明辖境内发现了藏经洞。汪宗翰巴结叶昌炽的原因之一，是想让叶昌炽在陕甘总督崧蕃那里替自己说情，把他从边远的敦煌县调回省城兰州。汪宗翰之所以想尽早离开敦煌，是因为从1904年起，敦煌出现了棘手的农民抗税问题，即所谓的“采买粮”问题，使文人气十足的汪宗翰难以应付。

图48　叶昌炽像

清朝初年，敦煌还是无人定居的关外荒凉之地。1726年（雍正四年）至1729年（雍正七年）间，清廷陆续迁甘肃关内56州县的2405户贫苦农民，来当时荒无人烟的沙州卫（敦煌）一带屯田。按照清政府规定，每屯田户授田50亩，应纳赋税2石3斗4合，称为“屯粮”。在屯垦最初几年时间里，由于屯垦户辛勤劳动，官府免征赋税，再加上风调雨顺，庄稼连年丰收，粮食总产量很高，竟然出现粮食价贱、出售困难的情况。从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官府在沙州动用官银采购农户多余之粮，被称作“采买粮”。官府规定，每年每户（每50亩田地）向官府出售粮食京斗4石，官府确定的售价是官价银3600文。此后，当地的赋税形式是“屯采并纳，永为定例”，农民每份地纳屯粮2石3斗4合，另外还要继续出售采买粮4石，仍由官府发给采买粮价3600文。随着时间的推移，户籍、土地等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年的收成情况和粮价也在不断波动。但是官府对于此后粮食丰歉，物价浮动，一概不予考虑，这样就形成了“利归于官，害归于民”的情况。到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廷改沙州卫为敦煌县，当地兵额减少，不需要采粮。但敦煌县政府的知县、儒学、典史各署，因办公用费毫无进款，所以一直没有废止采买粮制度。从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开始，采买粮制度发生了一次变化。民户在需要纳屯粮的50亩之外，再搭种不需要纳粮的20亩地。虽然每户征赋税屯粮仍按50亩计算，收京斗2石3斗4合，但是还必须照旧另纳采粮4石，由官发给采价1440文，比原先的3600文减少了2160文。乾隆以后，连采买粮官价也逐渐被扣。这样，农民的每份地，无形中增加了4石粮的额外负担。到了晚清，农民多次上书清朝各级政府，要求撤销这个不合理的陋规。但官府对于农民的免粮要求，不但不予受理，反而采用强力弹压的措施。^[29]

汪宗翰虽然博学，但不善于处理政事。他于1902年4月调任敦煌县知县后，在任期间（1902—1906年），采买粮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1904年，甘肃布政使司张贴告示宣布，要在全省查禁额外浮收。于是，敦煌县十余户有影响力的富裕农民在张壶铭、张鉴铭兄弟的带领下，联名向敦煌县衙门呈交请愿书，要求免除采买粮。汪宗翰以事关成例为借口，不但拒绝了农民们提出的免除采买粮要求，而且为了惩一儆百，还将其中的3人投入牢狱。抗粮运动的领头人张壶铭等事后发誓，一定要让官府免除采买粮。于是，农民们前往肃州的安肃道衙门呈递诉状，告汪宗翰和敦煌县衙门的状。安肃道道台和尔赓额批示，命令安西直隶州知州何衍庆（1900—1905年在任）查复核办此事。然而，当时官场黑暗，官官相护，老百姓的利益绝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敦煌县的绅民请愿者代表在敦煌县和安西直隶州衙门、安肃道衙门之间往返了三四次，而采买粮最终还是没能获免。^[30]

汪宗翰在这个时候频频给叶昌炽写信送礼，目的无非是想尽早调离敦煌这个是非之地。为了同样的目的，汪宗翰也应给其他“大吏”或上级官员送过藏经洞文物。叶昌炽一般是不愿意帮别人办事的，但他确实在崧蕃那里替汪宗翰说过话。据叶昌炽1904年3月30日日记记录说：“午后，崧帅来话别。以汪栗庵事告之。白头老母，愿生入玉门关，亦人子之至情也。”^[31]汪宗翰在给叶昌炽赠送藏经洞文物时，附函中肯定也向叶昌炽报告藏经洞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这应该也算是敦煌县政府向甘肃省政府报告了这件大事。但是叶昌炽显然把这件事情私人化了，没有当作公事处理。

1904年，甘肃省政府命令汪宗翰盘点藏经洞文物，运往省城兰州。1904年5月，汪宗翰奉命率人来到莫高窟，将藏经洞里的所有写本、绘画品等“检点”一遍。上海广仓学宭丛书《艺术丛编》第3册刊布一幅《唐画大士像》，上有汪宗翰题记如下：“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宋初石室所匿唐画大士像。光绪卅年四月（1904年5月15日至6月13日间）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毕，迎归署中供养。信士燉煌知县汪宗瀚谨记。”^[32]证明汪宗翰利用这次“检点”之机，又顺手牵羊般拿走了一些藏经洞宝物。1904年汪宗翰奉命“检点”藏经洞文物时，肯定又得将藏经洞文物全部转移出来。这是藏经洞的第四次被腾空。既然是“检点”，应该留下记录或目录之类的档案，可惜至今尚未发现这类“检点”结果。按照当时的估算，要将藏经洞文物运往兰州，需要7辆大车装载。因为缺少运输费用，甘肃省政府只好下达了将藏经洞文物就地封存的命令。汪宗翰遂命令王圆禄将藏经洞文物封存在它们的最初存放地点藏经洞，并负责照看它们。于是，王圆禄便在藏经洞的入口处安装了一扇粗糙的木制门，又在门上安装了一把锁，这把锁的钥匙由王圆禄本人亲自保管。

1904年汪宗翰命王圆禄将藏经洞文物封存时，敦煌县农民和汪宗翰之间的矛盾已经白热化，汪宗翰也更加频繁地给叶昌炽等上司赠送藏经洞文物和其他礼物。1905年1月12日，甘肃省政府年终考核时，表扬了7名官员，其中竟有“敦煌县汪宗瀚”。^[33]当然，汪宗翰给叶昌炽的贺礼，也是源源不断。在叶昌炽的关照下，汪宗翰从敦煌调回兰州的计划也在一步步实现。

到1905年春，张壶铭等从敦煌来到省城兰州上控采买粮案。而就在1905年4月，甘肃官场也有了一次大变动，陕甘总督崧蕃调任闽浙总督，陕西巡抚升允（1858—1931）升任陕甘总督（图49）。1905年秋季，敦煌农民拒绝上缴采买粮。1905年中秋节，汪宗翰又给叶昌炽送礼，并请他帮忙在兰州应付敦煌农民上控告状事。叶昌炽1905年9月26日条中记录道：“汪栗庵贺节，附夹单言绅士因采粮上控事。”^[34]这是叶昌炽日记中唯一一次提及采买粮事件。升允新官上任后，看到敦煌县的事态严重，遂于1905年10—11月间委派候补直隶州侯葆文（1855—？）赶往敦煌县实地调查情况。侯葆文赴敦煌调查后，将调查报告呈覆甘肃省政府，甘肃省政府于1906年3月将汪宗翰从敦煌调往省城兰州，另委任云南省保山人黄万春（字竹君）为敦煌县知县（1906—1907年在任）。^[35]

黄万春上任后的当务之急，便是全力解决采买粮危机。到1906年秋天，敦煌农民第二次拒缴采买粮。在这种情况下，黄万春为了息事宁人，决定采取软的一手。1906年8月或9月的某日，黄万春在敦煌县城东门外文昌宫设宴，邀请案内诸人和案外绅耆共计二十余人到场吃饭，以缓和气氛，同时商量续缴采买粮的事情。在赴宴吃饭的人中间，态度激进的涉案诸人和态度温和的案外绅耆之间，在是否应缴纳采买粮这件事上发生了争执，案外绅耆倾向于上缴采买粮。宴会后，数十名拒绝缴粮的农民辱骂、殴打了替官府说话的案外绅耆，并拆毁他们的家院门楼。黄万春看到软的一手不奏效，于是便给上司打报告，认定几个农民挟众抗粮，拟予以逮捕判刑，但被捕者纷纷逃脱。

图48　叶昌炽像

清朝初年，敦煌还是无人定居的关外荒凉之地。1726年（雍正四年）至1729年（雍正七年）间，清廷陆续迁甘肃关内56州县的2405户贫苦农民，来当时荒无人烟的沙州卫（敦煌）一带屯田。按照清政府规定，每屯田户授田50亩，应纳赋税2石3斗4合，称为“屯粮”。在屯垦最初几年时间里，由于屯垦户辛勤劳动，官府免征赋税，再加上风调雨顺，庄稼连年丰收，粮食总产量很高，竟然出现粮食价贱、出售困难的情况。从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官府在沙州动用官银采购农户多余之粮，被称作“采买粮”。官府规定，每年每户（每50亩田地）向官府出售粮食京斗4石，官府确定的售价是官价银3600文。此后，当地的赋税形式是“屯采并纳，永为定例”，农民每份地纳屯粮2石3斗4合，另外还要继续出售采买粮4石，仍由官府发给采买粮价3600文。随着时间的推移，户籍、土地等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年的收成情况和粮价也在不断波动。但是官府对于此后粮食丰歉，物价浮动，一概不予考虑，这样就形成了“利归于官，害归于民”的情况。到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廷改沙州卫为敦煌县，当地兵额减少，不需要采粮。但敦煌县政府的知县、儒学、典史各署，因办公用费毫无进款，所以一直没有废止采买粮制度。从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开始，采买粮制度发生了一次变化。民户在需要纳屯粮的50亩之外，再搭种不需要纳粮的20亩地。虽然每户征赋税屯粮仍按50亩计算，收京斗2石3斗4合，但是还必须照旧另纳采粮4石，由官发给采价1440文，比原先的3600文减少了2160文。乾隆以后，连采买粮官价也逐渐被扣。这样，农民的每份地，无形中增加了4石粮的额外负担。到了晚清，农民多次上书清朝各级政府，要求撤销这个不合理的陋规。但官府对于农民的免粮要求，不但不予受理，反而采用强力弹压的措施。^[29]

汪宗翰虽然博学，但不善于处理政事。他于1902年4月调任敦煌县知县后，在任期间（1902—1906年），采买粮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1904年，甘肃布政使司张贴告示宣布，要在全省查禁额外浮收。于是，敦煌县十余户有影响力的富裕农民在张壶铭、张鉴铭兄弟的带领下，联名向敦煌县衙门呈交请愿书，要求免除采买粮。汪宗翰以事关成例为借口，不但拒绝了农民们提出的免除采买粮要求，而且为了惩一儆百，还将其中的3人投入牢狱。抗粮运动的领头人张壶铭等事后发誓，一定要让官府免除采买粮。于是，农民们前往肃州的安肃道衙门呈递诉状，告汪宗翰和敦煌县衙门的状。安肃道道台和尔赓额批示，命令安西直隶州知州何衍庆（1900—1905年在任）查复核办此事。然而，当时官场黑暗，官官相护，老百姓的利益绝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敦煌县的绅民请愿者代表在敦煌县和安西直隶州衙门、安肃道衙门之间往返了三四次，而采买粮最终还是没能获免。^[30]

汪宗翰在这个时候频频给叶昌炽写信送礼，目的无非是想尽早调离敦煌这个是非之地。为了同样的目的，汪宗翰也应给其他“大吏”或上级官员送过藏经洞文物。叶昌炽一般是不愿意帮别人办事的，但他确实在崧蕃那里替汪宗翰说过话。据叶昌炽1904年3月30日日记记录说：“午后，崧帅来话别。以汪栗庵事告之。白头老母，愿生入玉门关，亦人子之至情也。”^[31]汪宗翰在给叶昌炽赠送藏经洞文物时，附函中肯定也向叶昌炽报告藏经洞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这应该也算是敦煌县政府向甘肃省政府报告了这件大事。但是叶昌炽显然把这件事情私人化了，没有当作公事处理。

1904年，甘肃省政府命令汪宗翰盘点藏经洞文物，运往省城兰州。1904年5月，汪宗翰奉命率人来到莫高窟，将藏经洞里的所有写本、绘画品等“检点”一遍。上海广仓学宭丛书《艺术丛编》第3册刊布一幅《唐画大士像》，上有汪宗翰题记如下：“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宋初石室所匿唐画大士像。光绪卅年四月（1904年5月15日至6月13日间）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毕，迎归署中供养。信士燉煌知县汪宗瀚谨记。”^[32]证明汪宗翰利用这次“检点”之机，又顺手牵羊般拿走了一些藏经洞宝物。1904年汪宗翰奉命“检点”藏经洞文物时，肯定又得将藏经洞文物全部转移出来。这是藏经洞的第四次被腾空。既然是“检点”，应该留下记录或目录之类的档案，可惜至今尚未发现这类“检点”结果。按照当时的估算，要将藏经洞文物运往兰州，需要7辆大车装载。因为缺少运输费用，甘肃省政府只好下达了将藏经洞文物就地封存的命令。汪宗翰遂命令王圆禄将藏经洞文物封存在它们的最初存放地点藏经洞，并负责照看它们。于是，王圆禄便在藏经洞的入口处安装了一扇粗糙的木制门，又在门上安装了一把锁，这把锁的钥匙由王圆禄本人亲自保管。

1904年汪宗翰命王圆禄将藏经洞文物封存时，敦煌县农民和汪宗翰之间的矛盾已经白热化，汪宗翰也更加频繁地给叶昌炽等上司赠送藏经洞文物和其他礼物。1905年1月12日，甘肃省政府年终考核时，表扬了7名官员，其中竟有“敦煌县汪宗瀚”。^[33]当然，汪宗翰给叶昌炽的贺礼，也是源源不断。在叶昌炽的关照下，汪宗翰从敦煌调回兰州的计划也在一步步实现。

到1905年春，张壶铭等从敦煌来到省城兰州上控采买粮案。而就在1905年4月，甘肃官场也有了一次大变动，陕甘总督崧蕃调任闽浙总督，陕西巡抚升允（1858—1931）升任陕甘总督（图49）。1905年秋季，敦煌农民拒绝上缴采买粮。1905年中秋节，汪宗翰又给叶昌炽送礼，并请他帮忙在兰州应付敦煌农民上控告状事。叶昌炽1905年9月26日条中记录道：“汪栗庵贺节，附夹单言绅士因采粮上控事。”^[34]这是叶昌炽日记中唯一一次提及采买粮事件。升允新官上任后，看到敦煌县的事态严重，遂于1905年10—11月间委派候补直隶州侯葆文（1855—？）赶往敦煌县实地调查情况。侯葆文赴敦煌调查后，将调查报告呈覆甘肃省政府，甘肃省政府于1906年3月将汪宗翰从敦煌调往省城兰州，另委任云南省保山人黄万春（字竹君）为敦煌县知县（1906—1907年在任）。^[35]

黄万春上任后的当务之急，便是全力解决采买粮危机。到1906年秋天，敦煌农民第二次拒缴采买粮。在这种情况下，黄万春为了息事宁人，决定采取软的一手。1906年8月或9月的某日，黄万春在敦煌县城东门外文昌宫设宴，邀请案内诸人和案外绅耆共计二十余人到场吃饭，以缓和气氛，同时商量续缴采买粮的事情。在赴宴吃饭的人中间，态度激进的涉案诸人和态度温和的案外绅耆之间，在是否应缴纳采买粮这件事上发生了争执，案外绅耆倾向于上缴采买粮。宴会后，数十名拒绝缴粮的农民辱骂、殴打了替官府说话的案外绅耆，并拆毁他们的家院门楼。黄万春看到软的一手不奏效，于是便给上司打报告，认定几个农民挟众抗粮，拟予以逮捕判刑，但被捕者纷纷逃脱。

图49　升允像

图49　升允像

黄万春到任敦煌县知县后，还于1906年第一次向清中央政府学部报告了敦煌发现藏经洞的事情。清政府于1905年12月6日颁布上谕，批准设立学部，下设五司十二科三局二所，其中有一个“编译图书局”，简称“编书局”。学部编书局的任务之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各州、府、县、厅编纂乡土志。编纂乡土志的目的，是为教书育人、编写小学堂教材时提供素材，按照杨承泽在山东《泰安县乡土志》序中说：“其宗旨以教人爱国为第一要义。欲使其爱国，必令自爱其乡始； 欲使爱其乡，必令自知其乡之历史、地理、山川、人物，而后学问逐渐扩充，以启其知识技能。此乡土志之所由作也。”^[36]在这种背景下，敦煌县知县黄万春也在1906年向学部呈交了一册《敦煌县乡土志》，题署“光绪丙午六月（1906年7月21日至8月19日间），知县黄万春报”。《敦煌县乡土志》中，第一次向中央政府汇报了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县治南四十里千佛洞，光绪庚子孟夏（1900年4月29日至5月27日间），新开沙压佛龛，乃掘得复洞，内藏番汉释典、铜铸佛像、纱绢绘造佛像。侧立碑云：‘大唐大中五年（851年）沙门洪立。’”^[37]

黄万春于1906年向朝廷学部呈交《敦煌县乡土志》前，必定首先要呈交给甘肃省政府，而且又不是孤零零的稿本。可以说，经过汪宗翰、黄万春两任敦煌县知县的宣传，到了1906年前后，甘肃官场上上下下已经对敦煌藏经洞不陌生了。藏经洞文物也成为官场上风靡一时的馈赠物品。在兰州的官员中，获得并收藏藏经洞文物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包括严金清（1837—1909）。严金清曾于1901年给护陕西巡抚端方（1861—1911）当幕僚（图50）。不久，端方调任湖北巡抚，严金清留在西安，后署理陕西按察使。1904年10月，严金清因为牵扯进陕盐官运一案，受到朝廷处分，“交部严议”。1905年4月，陕西巡抚升允调任陕甘总督后，严金清也于1905年11月20日从西安来到兰州，闲居养病。严金清在兰州期间，有机会得到敦煌文物。1906年底，严金清从兰州给已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寄送绢画一幅，即敦煌灵修寺尼戒净供养的《观音菩萨像》（图51）。

黄万春到任敦煌县知县后，还于1906年第一次向清中央政府学部报告了敦煌发现藏经洞的事情。清政府于1905年12月6日颁布上谕，批准设立学部，下设五司十二科三局二所，其中有一个“编译图书局”，简称“编书局”。学部编书局的任务之一，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各州、府、县、厅编纂乡土志。编纂乡土志的目的，是为教书育人、编写小学堂教材时提供素材，按照杨承泽在山东《泰安县乡土志》序中说：“其宗旨以教人爱国为第一要义。欲使其爱国，必令自爱其乡始； 欲使爱其乡，必令自知其乡之历史、地理、山川、人物，而后学问逐渐扩充，以启其知识技能。此乡土志之所由作也。”^[36]在这种背景下，敦煌县知县黄万春也在1906年向学部呈交了一册《敦煌县乡土志》，题署“光绪丙午六月（1906年7月21日至8月19日间），知县黄万春报”。《敦煌县乡土志》中，第一次向中央政府汇报了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县治南四十里千佛洞，光绪庚子孟夏（1900年4月29日至5月27日间），新开沙压佛龛，乃掘得复洞，内藏番汉释典、铜铸佛像、纱绢绘造佛像。侧立碑云：‘大唐大中五年（851年）沙门洪立。’”^[37]

黄万春于1906年向朝廷学部呈交《敦煌县乡土志》前，必定首先要呈交给甘肃省政府，而且又不是孤零零的稿本。可以说，经过汪宗翰、黄万春两任敦煌县知县的宣传，到了1906年前后，甘肃官场上上下下已经对敦煌藏经洞不陌生了。藏经洞文物也成为官场上风靡一时的馈赠物品。在兰州的官员中，获得并收藏藏经洞文物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包括严金清（1837—1909）。严金清曾于1901年给护陕西巡抚端方（1861—1911）当幕僚（图50）。不久，端方调任湖北巡抚，严金清留在西安，后署理陕西按察使。1904年10月，严金清因为牵扯进陕盐官运一案，受到朝廷处分，“交部严议”。1905年4月，陕西巡抚升允调任陕甘总督后，严金清也于1905年11月20日从西安来到兰州，闲居养病。严金清在兰州期间，有机会得到敦煌文物。1906年底，严金清从兰州给已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寄送绢画一幅，即敦煌灵修寺尼戒净供养的《观音菩萨像》（图51）。

图50　端方像

在此前后，另一位晚清收藏家裴景福（1855—1926）也在兰州看到过敦煌藏经洞文物。裴景福从1893年起先后任广东省陆丰县、番禺县、潮阳县、南海县知县。1903年，两广总督岑春煊（1861—1933）上任后，以“天下贪吏莫过于广东，而南海县知事裴某尤为贪吏之首”为名，奏请光绪皇帝将裴景福革职罚款，发配到新疆伊犁充军。^[38]裴景福在从广东充军新疆的途中，于1905年11月12日到达兰州府，此后在兰州居住了3个月时间。在兰州逗留期间，裴景福从友人处打听了藏经洞的情况，并于1906年1月1日在叶昌炽处第一次看到敦煌文物。1906年2月13日，裴景福离开兰州，经河西走廊，于3月27日到达安西。到安西后，裴景福没有去敦煌，而是于3月30日离开安西，朝西北方向，经马莲井、星星峡进入新疆境内，于5月1日至省城迪化。裴景福在兰州时和叶昌炽多次打交道，也听说了敦煌藏经洞发现之事，而且还从叶昌炽那里看到了藏经洞写本和绘画，却没有在途中从安西折往敦煌，去调查一下藏经洞的事情。叶昌炽明知裴景福前往新疆时要途经敦煌一带，却没有建议裴景福去实地调查藏经洞的情况。这都是很可惜的事情，中国学术界又失去了一次报道藏经洞文物真实状况的机会。一年之后，斯坦因便来到敦煌莫高窟了。

图50　端方像

在此前后，另一位晚清收藏家裴景福（1855—1926）也在兰州看到过敦煌藏经洞文物。裴景福从1893年起先后任广东省陆丰县、番禺县、潮阳县、南海县知县。1903年，两广总督岑春煊（1861—1933）上任后，以“天下贪吏莫过于广东，而南海县知事裴某尤为贪吏之首”为名，奏请光绪皇帝将裴景福革职罚款，发配到新疆伊犁充军。^[38]裴景福在从广东充军新疆的途中，于1905年11月12日到达兰州府，此后在兰州居住了3个月时间。在兰州逗留期间，裴景福从友人处打听了藏经洞的情况，并于1906年1月1日在叶昌炽处第一次看到敦煌文物。1906年2月13日，裴景福离开兰州，经河西走廊，于3月27日到达安西。到安西后，裴景福没有去敦煌，而是于3月30日离开安西，朝西北方向，经马莲井、星星峡进入新疆境内，于5月1日至省城迪化。裴景福在兰州时和叶昌炽多次打交道，也听说了敦煌藏经洞发现之事，而且还从叶昌炽那里看到了藏经洞写本和绘画，却没有在途中从安西折往敦煌，去调查一下藏经洞的事情。叶昌炽明知裴景福前往新疆时要途经敦煌一带，却没有建议裴景福去实地调查藏经洞的情况。这都是很可惜的事情，中国学术界又失去了一次报道藏经洞文物真实状况的机会。一年之后，斯坦因便来到敦煌莫高窟了。

图51　严金清寄赠端方的敦煌绢画《观音菩萨像》

叶昌炽本人任甘肃学政期间，足迹遍甘肃，最西到过肃州，曾于1902年8月4日至8月19日、1904年9月28日至10月16日两次在肃州主持考试。可惜，这位“敦煌学的先行者”，没能再往西迈出嘉峪关门一步，也失去了在敦煌实际调查藏经洞的机会。叶昌炽担任的甘肃学政一职，随着1905年清朝政府的政治改革而结束。1906年，清政府废黜科举制，学政改称提学使，叶昌炽被免职，辞官回乡。1906年6月2日，叶昌炽离开兰州。像叶昌炽、裴景福这样的官员，也算得上是晚清不错的学者了，但他们无论如何也跳不出清末堕落的学术圈子，甚至也算是腐朽的官员。指望这样的人去保护藏经洞文物，显然是靠不住的。

图51　严金清寄赠端方的敦煌绢画《观音菩萨像》

叶昌炽本人任甘肃学政期间，足迹遍甘肃，最西到过肃州，曾于1902年8月4日至8月19日、1904年9月28日至10月16日两次在肃州主持考试。可惜，这位“敦煌学的先行者”，没能再往西迈出嘉峪关门一步，也失去了在敦煌实际调查藏经洞的机会。叶昌炽担任的甘肃学政一职，随着1905年清朝政府的政治改革而结束。1906年，清政府废黜科举制，学政改称提学使，叶昌炽被免职，辞官回乡。1906年6月2日，叶昌炽离开兰州。像叶昌炽、裴景福这样的官员，也算得上是晚清不错的学者了，但他们无论如何也跳不出清末堕落的学术圈子，甚至也算是腐朽的官员。指望这样的人去保护藏经洞文物，显然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