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圆禄发现的藏经洞-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研究

今编莫高窟第17窟，俗称“藏经洞”，位于莫高窟第16窟的甬道北壁，开凿于晚唐，坐北朝南，大致是个方形窟。（图32，图33，图34，图35）大部分学者认为，藏经洞本是晚唐河西都僧统洪（？ —862）的禅窟（图36）。洪圆寂后，这个小洞窟又成为他的影窟（纪念堂）。在11世纪初某个至今尚未确定的时间，因为某种至今尚未辨明的原因，这个小洞窟被当作敦煌寺院贮藏图书、法器的秘室，而秘密地封闭于莫高窟第16窟甬道的北壁之后。封闭者在封闭藏经洞时，先将贮藏物逐渐地填满洞窟，再将入口处用泥砖封堵。泥砖之外，又涂抹上一层灰泥，使藏经洞口与主窟甬道北壁的其他部分平整如一体，从外观上几乎看不出凹凸异样来。最后一道工序，是在整堵墙壁上绘制壁画，意图是使局外人想不到，墙壁之后竟有藏经洞的存在。藏经洞封闭后，封闭者要么守口如瓶，要么死于非命，要么逃往他乡后一去不归。直到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某个时刻，藏经洞才被道士王圆禄等人偶然发现。

今编莫高窟第17窟，俗称“藏经洞”，位于莫高窟第16窟的甬道北壁，开凿于晚唐，坐北朝南，大致是个方形窟。（图32，图33，图34，图35）大部分学者认为，藏经洞本是晚唐河西都僧统洪（？ —862）的禅窟（图36）。洪圆寂后，这个小洞窟又成为他的影窟（纪念堂）。在11世纪初某个至今尚未确定的时间，因为某种至今尚未辨明的原因，这个小洞窟被当作敦煌寺院贮藏图书、法器的秘室，而秘密地封闭于莫高窟第16窟甬道的北壁之后。封闭者在封闭藏经洞时，先将贮藏物逐渐地填满洞窟，再将入口处用泥砖封堵。泥砖之外，又涂抹上一层灰泥，使藏经洞口与主窟甬道北壁的其他部分平整如一体，从外观上几乎看不出凹凸异样来。最后一道工序，是在整堵墙壁上绘制壁画，意图是使局外人想不到，墙壁之后竟有藏经洞的存在。藏经洞封闭后，封闭者要么守口如瓶，要么死于非命，要么逃往他乡后一去不归。直到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的某个时刻，藏经洞才被道士王圆禄等人偶然发现。

图30　最早考释敦煌碑铭的沙畹

图30　最早考释敦煌碑铭的沙畹

图31　沙畹于1902年出版的《中亚汉文十碑考释》书影，这是欧洲第一部研究敦煌莫高窟的专著

图31　沙畹于1902年出版的《中亚汉文十碑考释》书影，这是欧洲第一部研究敦煌莫高窟的专著

图32　从16窟甬道东南角看到的藏经洞口

图32　从16窟甬道东南角看到的藏经洞口

图33　从16窟甬道西南角看到的藏经洞口

图33　从16窟甬道西南角看到的藏经洞口

图34　藏经洞在16号窟中的位置（马世长绘）

图34　藏经洞在16号窟中的位置（马世长绘）

图35　藏经洞的平面图和剖面图（马世长绘）

图35　藏经洞的平面图和剖面图（马世长绘）

图36　晚唐河西都僧统洪

图36　晚唐河西都僧统洪

图37　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禄（斯坦因拍摄于1907年）

王圆禄，在文献中又作王圆箓、王圆录、王元箓、王园禄等，法名“法真”（图37），湖北省麻城人，一说陕西省汉中人。敦煌人郭璘（1865—1930）于1906年撰写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中，提到“鄂省羽流圆禄”^[12]，明示王圆禄是湖北人，这是今天能见到的关于王圆禄籍贯的最早记录（图38）。王圆禄在清末于1911年撰写的《催募经款草丹》中，自称“道末、湖北省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禄”^[13]，更是表述明确（图39）。王圆禄徒子赵明玉、徒孙方至福撰写的《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以下简称《王法真墓志》）中也说：“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禄，湖北麻城县人也。”^[14]（图40）

图37　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禄（斯坦因拍摄于1907年）

王圆禄，在文献中又作王圆箓、王圆录、王元箓、王园禄等，法名“法真”（图37），湖北省麻城人，一说陕西省汉中人。敦煌人郭璘（1865—1930）于1906年撰写的《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中，提到“鄂省羽流圆禄”^[12]，明示王圆禄是湖北人，这是今天能见到的关于王圆禄籍贯的最早记录（图38）。王圆禄在清末于1911年撰写的《催募经款草丹》中，自称“道末、湖北省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禄”^[13]，更是表述明确（图39）。王圆禄徒子赵明玉、徒孙方至福撰写的《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以下简称《王法真墓志》）中也说：“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禄，湖北麻城县人也。”^[14]（图40）

图38　郭璘撰《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关于王圆禄的早期经历，《王法真墓志》中说他“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15]。也就是说，王圆禄早年是因为湖北麻城老家连年闹灾荒，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生的，逃荒期间历尽了千辛万苦。王圆禄在四处漂泊的过程中，应该有一些重要的落脚点，其中可能就包括陕西汉中。估计王圆禄还在汉中逗留过较长的时间，以至于他后来又有“汉中王道人”之称。但不管怎样，王圆禄“逃之四方”的最后归宿，却是甘肃省最西端的肃州（酒泉）。画家张大千（1899—1983）于1941—1943年在敦煌逗留期间，画家谢稚柳（1910—1997）于1942—1943年在敦煌逗留期间，都对此问题作过调查，也给出了答案。张大千在《漠高窟记》中说：“清光绪年间，有湖北人王元箓者，初在肃州巡防军为卒，后出家为道士。”^[16]谢稚柳在《敦煌石室记》中说：“盖自清光绪年间，有湖北人王元箓，初在肃州巡防军为卒，后退伍为道士。”^[17]也就是说，王圆禄到肃州，是因为当兵服役而来的，他于1875年（光绪元年）以后的某年来到肃州，当了一名巡防营的兵勇。王圆禄到肃州当兵，应与左宗棠于1868年率两湖子弟入甘镇压陕甘回民起事、1875年入疆平定阿古柏侵略政权有关。1876年，左宗棠坐镇肃州，指挥湘军入疆作战，于次年收复新疆。1883年新疆建省前后，甘肃、新疆政局还不稳定，肃州一直是扼守两省的军事重镇。王圆禄在1875年时已经20多岁，不排除他当兵到肃州的可能性。

图38　郭璘撰《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

关于王圆禄的早期经历，《王法真墓志》中说他“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15]。也就是说，王圆禄早年是因为湖北麻城老家连年闹灾荒，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生的，逃荒期间历尽了千辛万苦。王圆禄在四处漂泊的过程中，应该有一些重要的落脚点，其中可能就包括陕西汉中。估计王圆禄还在汉中逗留过较长的时间，以至于他后来又有“汉中王道人”之称。但不管怎样，王圆禄“逃之四方”的最后归宿，却是甘肃省最西端的肃州（酒泉）。画家张大千（1899—1983）于1941—1943年在敦煌逗留期间，画家谢稚柳（1910—1997）于1942—1943年在敦煌逗留期间，都对此问题作过调查，也给出了答案。张大千在《漠高窟记》中说：“清光绪年间，有湖北人王元箓者，初在肃州巡防军为卒，后出家为道士。”^[16]谢稚柳在《敦煌石室记》中说：“盖自清光绪年间，有湖北人王元箓，初在肃州巡防军为卒，后退伍为道士。”^[17]也就是说，王圆禄到肃州，是因为当兵服役而来的，他于1875年（光绪元年）以后的某年来到肃州，当了一名巡防营的兵勇。王圆禄到肃州当兵，应与左宗棠于1868年率两湖子弟入甘镇压陕甘回民起事、1875年入疆平定阿古柏侵略政权有关。1876年，左宗棠坐镇肃州，指挥湘军入疆作战，于次年收复新疆。1883年新疆建省前后，甘肃、新疆政局还不稳定，肃州一直是扼守两省的军事重镇。王圆禄在1875年时已经20多岁，不排除他当兵到肃州的可能性。

图39　王圆禄撰《催募经款草丹》

图39　王圆禄撰《催募经款草丹》

图40　道士塔与《王法真墓志》

陕甘回民起事和新疆阿古柏之乱被平息之后，大量内地移民来到肃州，使肃州成为河西走廊西部的道教活动中心。由于肃州是军事重镇，当地道人就有了在驻军兵卒中传播道教的传统，使道教在军队中形成一股潜在势力。王圆禄正是在肃州当兵期间，才皈依道教的。据《王法真墓志》中说：“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炼。”^[18]可知王圆禄有受戒师傅，法号盛道。当然，关于盛道的生平事迹，我们更是一无所知。王圆禄从部队退伍复员后，并没有返回湖北或陕西的老家，而是留在了当地，刚脱下军装，又穿上道袍，就地出家当了道士。后来，复员军人王圆禄又以道士身份继续向西云游，最后于1899年来到敦煌县，定居在莫高窟。《王法真墓志》中叙述说：“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叹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19]

王圆禄来到莫高窟，成为陕甘回民起事后第一个来到莫高窟发展的道士。王圆禄到莫高窟之初，道教传统地盘下寺尚无地面建筑。他人生地不熟，无力踏入上寺、中寺喇嘛僧的地界，只能在莫高窟南区北端的下寺石窟群中找一个洞窟，当作栖息之所。根据后人的调查结果，王圆禄在莫高窟最初居住的地点，是莫高窟第344窟（伯希和编第159窟，张大千编第143窟）。（图41）后来王圆禄又将近邻莫高窟第342窟（伯希和编第157A窟，张大千编第142窟）改造成主要的住室，而将莫高窟第344窟当作做法事的“办公室”。（图42）这两个窟都靠近莫高窟南区北端，这里在道光时就成为下寺道士的地盘。

图40　道士塔与《王法真墓志》

陕甘回民起事和新疆阿古柏之乱被平息之后，大量内地移民来到肃州，使肃州成为河西走廊西部的道教活动中心。由于肃州是军事重镇，当地道人就有了在驻军兵卒中传播道教的传统，使道教在军队中形成一股潜在势力。王圆禄正是在肃州当兵期间，才皈依道教的。据《王法真墓志》中说：“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炼。”^[18]可知王圆禄有受戒师傅，法号盛道。当然，关于盛道的生平事迹，我们更是一无所知。王圆禄从部队退伍复员后，并没有返回湖北或陕西的老家，而是留在了当地，刚脱下军装，又穿上道袍，就地出家当了道士。后来，复员军人王圆禄又以道士身份继续向西云游，最后于1899年来到敦煌县，定居在莫高窟。《王法真墓志》中叙述说：“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叹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19]

王圆禄来到莫高窟，成为陕甘回民起事后第一个来到莫高窟发展的道士。王圆禄到莫高窟之初，道教传统地盘下寺尚无地面建筑。他人生地不熟，无力踏入上寺、中寺喇嘛僧的地界，只能在莫高窟南区北端的下寺石窟群中找一个洞窟，当作栖息之所。根据后人的调查结果，王圆禄在莫高窟最初居住的地点，是莫高窟第344窟（伯希和编第159窟，张大千编第143窟）。（图41）后来王圆禄又将近邻莫高窟第342窟（伯希和编第157A窟，张大千编第142窟）改造成主要的住室，而将莫高窟第344窟当作做法事的“办公室”。（图42）这两个窟都靠近莫高窟南区北端，这里在道光时就成为下寺道士的地盘。

图41　被王圆禄改造成道教祭坛的莫高窟第344窟（伯希和考察队摄于1908年）

图41　被王圆禄改造成道教祭坛的莫高窟第344窟（伯希和考察队摄于1908年）

图42　王圆禄最早居住的两个洞窟（左为莫高窟第342窟，右为莫高窟第344窟）

王圆禄入住莫高窟第342窟后，开始了他艰苦创业的过程。王圆禄首先面临的问题，当然是生存问题。当时无论是佛僧，还是道士，生活来源无非是化缘募捐、收香火钱、超度亡灵做法事等。每年四月初八日浴佛节前后，敦煌县城里的汉族人倾城而出，聚集到莫高窟，一边拜佛许愿，一边开庙会。王圆禄不会放过这一年一度的大好机会，算命、看相、解梦、念咒、观风水，施展了道士们都会两手的那些本事，忙得不亦乐乎。王圆禄和上寺、中寺的喇嘛僧相比，具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那就是他会说汉语，会念道经，因此颇得汉族香客们欢迎。王圆禄是湖北人，聪明勤奋，无所畏惧，又是莫高窟唯一的道士，所以收入颇丰。王圆禄在莫高窟站稳脚跟后，便想要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和工作条件了。很快，他就利用宗教活动的收入，加上他从城里化缘得来的钱，在莫高窟展开了扩大水源、窟前绿化、流沙治理、洞窟整治、塑像翻新等一系列活动。

很快，王圆禄也带起了徒弟，所在的下寺势力逐渐壮大起来，与莫高窟南端上寺、中寺的喇嘛逐渐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上、中、下三寺管辖的范围，无论莫高窟崖面上的石窟，还是寺外的地面，都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界限分明。大致上，以大佛殿（九层楼，莫高窟第96窟）和古汉桥（莫高窟第33窟、第428窟前）划线，大佛殿以南归上寺管辖，大佛殿以北、古汉桥以南归中寺管辖，古汉桥以北归下寺管辖。这样，莫高窟上寺、中寺的喇嘛僧和下寺的道士南北相对，三寺并立，释道共存，井水不犯河水。一般老百姓也是以上寺、中寺、下寺来称呼莫高窟三段石窟崖面和窟前地面的。

由于莫高窟顶便是鸣沙山，几百年间西风不断，将黄沙从窟顶吹下，逐渐将底层的石窟掩埋。在王圆禄来到莫高窟前不久，敦煌县城里一些刚刚从战乱创伤中恢复过来的商绅，看到莫高窟长期遭受人为和自然的双重破坏，倡导敦煌信众集资出力，对莫高窟进行一项大规模的修复工作。1897年，敦煌商人戴奉钰首倡对莫高窟进行大修。这次规模浩大的修复工程，历时9年（1897—1906）。王圆禄来到莫高窟时，正赶上敦煌县民众发起的这次莫高窟大修工程，于是便积极参与进来，承包了莫高窟南区北部属于下寺管辖的一段。《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记录说：“丁酉之岁（1897年），邑从九戴君奉钰倡首续修，聚众善资力，营坚大之工程，左提右挈，其用意为独挚矣！ 始构大雄之殿，继兴大士之宫。畴昔荒刹萧索，不避风雨。今则栋宇峥嵘，观瞻辄资景仰。苟非竭诚补葺，既阅五六年，殊难告厥蒇功。而鄂省羽流圆禄，又能宏乐善之心，不辞劳瘁，不避星霜，旋睹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掩没，因设愿披沙开洞。”^[20]由王圆禄负责清理的石窟，主要是下寺的三层楼。

所谓“三层楼”，原称“三层洞”，是当时人对莫高窟第16窟及其上方的莫高窟第365窟（七佛堂）、莫高窟第366窟的统称（图43，图44，图45，图46）。王圆禄毕竟是道士，所以他在清理修复洞窟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将道教的内容引入一些遭废弃的佛教洞窟里。王圆禄重修三层楼，也是为了把这几个佛教石窟改建成道教太清宫。王圆禄清理三层楼底层流沙的方法，是引宕泉河水冲沙。以水冲沙的方法很快见效，三层楼底层的莫高窟第16窟很快就被清理出来。王圆禄将莫高窟第16窟的前室整修一新，成为自己的新住所。很快，王圆禄就从比较寒酸的莫高窟第342窟，转移到莫高窟第16窟前室来住。随后，王圆禄在三层楼前建造了华丽的窟前木构窟檐，在下层大门上方悬挂“华檀祇林”牌匾。但是王圆禄并没有在莫高窟第16窟长期居住，当藏经洞发现之后，他又搬回莫高窟第342窟。正是在清理三层楼最底层流沙的过程中，或者是在将流沙清理出莫高窟第16窟之后，王圆禄及其手下人意外地在莫高窟第16窟的甬道北壁上发现了藏经洞。

关于王圆禄发现藏经洞的时间、方式、经过等等细节，众说纷纭，共计有近10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即1899年说和1900年说。1899年说的主要依据，是《王法真墓志》。墓志中说：

图42　王圆禄最早居住的两个洞窟（左为莫高窟第342窟，右为莫高窟第344窟）

王圆禄入住莫高窟第342窟后，开始了他艰苦创业的过程。王圆禄首先面临的问题，当然是生存问题。当时无论是佛僧，还是道士，生活来源无非是化缘募捐、收香火钱、超度亡灵做法事等。每年四月初八日浴佛节前后，敦煌县城里的汉族人倾城而出，聚集到莫高窟，一边拜佛许愿，一边开庙会。王圆禄不会放过这一年一度的大好机会，算命、看相、解梦、念咒、观风水，施展了道士们都会两手的那些本事，忙得不亦乐乎。王圆禄和上寺、中寺的喇嘛僧相比，具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那就是他会说汉语，会念道经，因此颇得汉族香客们欢迎。王圆禄是湖北人，聪明勤奋，无所畏惧，又是莫高窟唯一的道士，所以收入颇丰。王圆禄在莫高窟站稳脚跟后，便想要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和工作条件了。很快，他就利用宗教活动的收入，加上他从城里化缘得来的钱，在莫高窟展开了扩大水源、窟前绿化、流沙治理、洞窟整治、塑像翻新等一系列活动。

很快，王圆禄也带起了徒弟，所在的下寺势力逐渐壮大起来，与莫高窟南端上寺、中寺的喇嘛逐渐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上、中、下三寺管辖的范围，无论莫高窟崖面上的石窟，还是寺外的地面，都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界限分明。大致上，以大佛殿（九层楼，莫高窟第96窟）和古汉桥（莫高窟第33窟、第428窟前）划线，大佛殿以南归上寺管辖，大佛殿以北、古汉桥以南归中寺管辖，古汉桥以北归下寺管辖。这样，莫高窟上寺、中寺的喇嘛僧和下寺的道士南北相对，三寺并立，释道共存，井水不犯河水。一般老百姓也是以上寺、中寺、下寺来称呼莫高窟三段石窟崖面和窟前地面的。

由于莫高窟顶便是鸣沙山，几百年间西风不断，将黄沙从窟顶吹下，逐渐将底层的石窟掩埋。在王圆禄来到莫高窟前不久，敦煌县城里一些刚刚从战乱创伤中恢复过来的商绅，看到莫高窟长期遭受人为和自然的双重破坏，倡导敦煌信众集资出力，对莫高窟进行一项大规模的修复工作。1897年，敦煌商人戴奉钰首倡对莫高窟进行大修。这次规模浩大的修复工程，历时9年（1897—1906）。王圆禄来到莫高窟时，正赶上敦煌县民众发起的这次莫高窟大修工程，于是便积极参与进来，承包了莫高窟南区北部属于下寺管辖的一段。《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记录说：“丁酉之岁（1897年），邑从九戴君奉钰倡首续修，聚众善资力，营坚大之工程，左提右挈，其用意为独挚矣！ 始构大雄之殿，继兴大士之宫。畴昔荒刹萧索，不避风雨。今则栋宇峥嵘，观瞻辄资景仰。苟非竭诚补葺，既阅五六年，殊难告厥蒇功。而鄂省羽流圆禄，又能宏乐善之心，不辞劳瘁，不避星霜，旋睹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掩没，因设愿披沙开洞。”^[20]由王圆禄负责清理的石窟，主要是下寺的三层楼。

所谓“三层楼”，原称“三层洞”，是当时人对莫高窟第16窟及其上方的莫高窟第365窟（七佛堂）、莫高窟第366窟的统称（图43，图44，图45，图46）。王圆禄毕竟是道士，所以他在清理修复洞窟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将道教的内容引入一些遭废弃的佛教洞窟里。王圆禄重修三层楼，也是为了把这几个佛教石窟改建成道教太清宫。王圆禄清理三层楼底层流沙的方法，是引宕泉河水冲沙。以水冲沙的方法很快见效，三层楼底层的莫高窟第16窟很快就被清理出来。王圆禄将莫高窟第16窟的前室整修一新，成为自己的新住所。很快，王圆禄就从比较寒酸的莫高窟第342窟，转移到莫高窟第16窟前室来住。随后，王圆禄在三层楼前建造了华丽的窟前木构窟檐，在下层大门上方悬挂“华檀祇林”牌匾。但是王圆禄并没有在莫高窟第16窟长期居住，当藏经洞发现之后，他又搬回莫高窟第342窟。正是在清理三层楼最底层流沙的过程中，或者是在将流沙清理出莫高窟第16窟之后，王圆禄及其手下人意外地在莫高窟第16窟的甬道北壁上发现了藏经洞。

关于王圆禄发现藏经洞的时间、方式、经过等等细节，众说纷纭，共计有近10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即1899年说和1900年说。1899年说的主要依据，是《王法真墓志》。墓志中说：

图43　三层楼正面（摄于1914年）

（王圆禄）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极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列（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1899年7月2日）事也。^[21]

图43　三层楼正面（摄于1914年）

（王圆禄）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极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列（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1899年7月2日）事也。^[21]

图44　三层楼侧面（摄于1914年）

图44　三层楼侧面（摄于1914年）

图45　三层楼绘图（绘于1914年）

图45　三层楼绘图（绘于1914年）

图46　三层楼近影

《王法真墓志》是王圆禄的徒子赵明玉和徒孙方至福撰写的，他们都是王圆禄最亲近的人，肯定亲耳从师傅那里听说过藏经洞发现之事，所以他们的提法有很重的分量。1900年说的主要依据，是王圆禄于1911年撰写的《催募经款草丹》，其中说：

兹有甘肃省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光绪）贰拾陆年五月贰拾陆日（1900年6月22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数万卷，上注繙绎，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22]

文中为了神化发现经过，强调说“忽有天炮响震”（最多可以理解为夏季清晨雷电交加），“忽然山裂一缝”（最多可以理解为局部塌方）。但是王圆禄“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所，内有石碑一个，……内藏古经数万卷”的描述，应该还是客观的。

图46　三层楼近影

《王法真墓志》是王圆禄的徒子赵明玉和徒孙方至福撰写的，他们都是王圆禄最亲近的人，肯定亲耳从师傅那里听说过藏经洞发现之事，所以他们的提法有很重的分量。1900年说的主要依据，是王圆禄于1911年撰写的《催募经款草丹》，其中说：

兹有甘肃省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光绪）贰拾陆年五月贰拾陆日（1900年6月22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数万卷，上注繙绎，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22]

文中为了神化发现经过，强调说“忽有天炮响震”（最多可以理解为夏季清晨雷电交加），“忽然山裂一缝”（最多可以理解为局部塌方）。但是王圆禄“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所，内有石碑一个，……内藏古经数万卷”的描述，应该还是客观的。

1899年说存在着一条无法回避、极为不利的反证。保宁于1899年9月在莫高窟考古，走进他能进入的所有洞窟，却未见过藏经洞。他刻意搜求文物，却未获一件藏经洞出土写本或绘画品。他将4件莫高窟碑铭拓片带回法国巴黎，却不包括藏经洞新出《洪悟真告身碑》（《大中碑》）。他撰写了考察报告《千佛洞》等，专门讨论他在莫高窟的所见所闻，却未提及藏经洞。假如藏经洞发现于1899年的话，很难逃过保宁的注意。这些都证明，藏经洞的发现，不会是1899年的事情。这样，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6月22日的说法，几乎成为定论。

藏经洞的发现，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王圆禄发现藏经洞的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真是“天炮震响”的山崩地裂之日。在中国的东部，因慈禧太后前一天刚颁布了向西方列强宣战的上谕，英国海军上将爱德华·西摩尔（Edward Seymour，1840—1929）正率领英、美、俄、法、德、意、奥、日八国联军两千多人，在攻陷大沽炮台后，手持着先进的洋枪洋炮，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图47）。在中国的西部，斯坦因凭借着自己的先进科学知识，已踏上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之路，正在刚被英国侵占的清朝藩属国罕萨调查清朝文书，马上就要进入新疆考古。藏经洞在这样一个动乱时代，在这样一个偏远地区，由王圆禄这样一个无知小人偶然发现，实在是中国文化之大不幸。藏经洞文物发现后，等待藏经洞宝藏的结局只有一个：四处流散。藏经洞文物的流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不幸，也是中国近代历史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1899年说存在着一条无法回避、极为不利的反证。保宁于1899年9月在莫高窟考古，走进他能进入的所有洞窟，却未见过藏经洞。他刻意搜求文物，却未获一件藏经洞出土写本或绘画品。他将4件莫高窟碑铭拓片带回法国巴黎，却不包括藏经洞新出《洪悟真告身碑》（《大中碑》）。他撰写了考察报告《千佛洞》等，专门讨论他在莫高窟的所见所闻，却未提及藏经洞。假如藏经洞发现于1899年的话，很难逃过保宁的注意。这些都证明，藏经洞的发现，不会是1899年的事情。这样，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6月22日的说法，几乎成为定论。

藏经洞的发现，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王圆禄发现藏经洞的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真是“天炮震响”的山崩地裂之日。在中国的东部，因慈禧太后前一天刚颁布了向西方列强宣战的上谕，英国海军上将爱德华·西摩尔（Edward Seymour，1840—1929）正率领英、美、俄、法、德、意、奥、日八国联军两千多人，在攻陷大沽炮台后，手持着先进的洋枪洋炮，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图47）。在中国的西部，斯坦因凭借着自己的先进科学知识，已踏上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之路，正在刚被英国侵占的清朝藩属国罕萨调查清朝文书，马上就要进入新疆考古。藏经洞在这样一个动乱时代，在这样一个偏远地区，由王圆禄这样一个无知小人偶然发现，实在是中国文化之大不幸。藏经洞文物发现后，等待藏经洞宝藏的结局只有一个：四处流散。藏经洞文物的流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不幸，也是中国近代历史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图47　藏经洞发现之日正率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英国将军西摩尔

图47　藏经洞发现之日正率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英国将军西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