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在莫高窟为文物打包装箱过程中，计划装满12只箱子。王家彦到访后不久，林太清也来到千佛洞，其目的有二：一是观察斯坦因的行动，二是暗示或劝说斯坦因最好尽早离开敦煌这个是非之地。林太清首先向斯坦因暗示，敦煌县政府计划以武力镇压农民反抗，等斯坦因一离开就采取军事行动。斯坦因6月9日日记记录说：据林大人估计，敦煌现在的人口是8万人。[58]斯坦因访问敦煌期间，敦煌仍流行白喉。......
2023-07-31
19世纪末欧洲人在敦煌的考古活动：斯坦因敦煌考古档案研究
【摘要】：1886年4月29日，卡瑞一行离开罗布淖尔，进入青海考察，并于当年7月访问甘肃省敦煌县，成为近代到访敦煌的第三批欧洲人，也是第一批英国人。卡瑞一行虽没有探访莫高窟，但还是调查了沙州卫故城等敦煌古迹。李透代尔夫妇离开库车后，经库尔勒，于1893年5月28日到达罗布淖尔一带。他们在从罗布淖尔前往甘肃省敦煌县的途中，对沿途的汉代长城遗址进行了观察。
图16 1879年5月的敦煌莫高窟，近代最早的莫高窟图像（克雷特奈尔绘）
图17 普尔热瓦尔斯基像
施切尼一行离开敦煌一个多月后，俄国探险家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Николaй Михaйлович Пржевaльский，1839—1888）领导的第三次中亚考察队也于1879年6月中旬到达敦煌（图17），参观了莫高窟，成为近代第二批探访莫高窟的欧洲人。（图18，图19）令普氏考察队在莫高窟仰天惊叹的古物，仍然是今编莫高窟96窟“北大像”和130窟“南大像”。普氏考察队为“南大像”绘制了一幅素描图（图20），通过比例夸张等手段，加深了“南大像”的雄伟感。6月21日，普氏考察队离开敦煌，然后经祁连山脉去青海、西藏、蒙古考察，于1880年10月29日到恰克图，1881年1月7日结束考察。
图18 1879年6月的敦煌绿洲（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队绘）
图19 1879年6月的敦煌鸣沙山（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队绘）
图20 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队绘制的莫高窟130窟“南大像”（左）与今日看到的“南大像”（右）
1885年，英属印度孟买民政局（Bombay Civil Service）官员亚瑟·道格拉斯·卡瑞（Arthur Douglas Carey）和常居中国新疆叶尔羌的苏格兰商人安德鲁·达格列什（Andrew Daglesh，？ —1888）计划前往新疆、甘肃考察。1885年8月，卡瑞考察队离开列城，经西藏西部，于10月10日到达新疆于阗县的普鲁，再顺克里雅河走到于阗县城克里雅。卡瑞考察队在克里雅逗留数日，又去了和阗直隶州。卡瑞一行于1885年10月16日离开和阗，沿和阗河向北到达塔里木河畔后，先后考察了沙雅、库车、焉耆、库尔勒，最后于1886年2月到达罗布淖尔。1886年4月29日，卡瑞一行离开罗布淖尔，进入青海考察，并于当年7月访问甘肃省敦煌县，成为近代到访敦煌的第三批欧洲人，也是第一批英国人。卡瑞一行虽没有探访莫高窟，但还是调查了沙州卫故城等敦煌古迹。卡瑞考察队离开敦煌后，经安西返回新疆，先后考察北疆、南疆后，于1887年4月5日越过喀喇昆仑山口，返回英属列城。
1893年1月31日，英国博物学家、旅行家圣乔治·李透代尔（St.George Littledale，1851—1931）及其夫人特丽莎·哈里斯·李透代尔（Teresa Harris Littledale，1839—1928）离开英格兰，取道俄属中亚前往中国西北考察。（图21）他们于3月22日到达喀什噶尔，然后在库车一带考察。李透代尔夫妇离开库车后，经库尔勒，于1893年5月28日到达罗布淖尔一带。他们在从罗布淖尔前往甘肃省敦煌县的途中，对沿途的汉代长城遗址进行了观察。关于敦煌以西的长城遗址，李透代尔在游记中记录说：
图21 近代最早考察敦煌以西长城遗址的李透代尔夫妇
到达沙州（敦煌）的前一天（7月1日），我们走过的道路当中，有7—8英里的路程，是沿着一条堤埂行进的。这条堤埂高4—5英尺，宽10码左右。在我们分叉离去的地方，这条堤埂仍然向前延续，一眼望不到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的长城竟延伸到了沙州以外。但是，这条堤埂肯定与我们后来看到的长城部分极为相似。如果它不是长城的话，那我就一点也说不上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啦。[5]
可以断定，李透代尔夫妇是近代最早确定敦煌以西存在有长城遗址的欧洲人。（图22）
图22 敦煌以西的长城遗址
1893年7月2日，李透代尔夫妇到达敦煌县城。李透代尔夫人肯定是近代第一个踏足敦煌的女“洋鬼子”，因此很快就引起民众的围观。李透代尔本人记录说：“很快，我们的营帐四周就围上了一群中国人。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情，是观看李透代尔夫人，他们对此感到很惊奇。”[6]李透代尔夫妇于7月6日离开敦煌县城，顺路参观了莫高窟，注意力又被“北大像”和“南大像”所吸引。李透代尔记录说：
（1893年）7月6日，我们离开了沙州，无怨又无悔。这一天极热，帐篷内的气温高达（华氏）104—106度。我们走了几英里后，离开了绿洲。穿过一片沙漠后，到达了另一片有水草的河谷。河谷的北侧是由砂砾岩构成的，岩面上开凿了数目庞大的佛教石窟，绵延了将近半英里长。石窟分三、四排排列着，与（库车的）明屋极为相似。有两座大佛像值得注意，其中一佛像的脚部如果不算脚指头的话也有16英尺长。我用侧角倾斜仪测量了这两座佛像，结果显示它们至少高达80英尺。它们是从岩石上刻出来的，在有缺陷或裂损的地方用泥补上。这两座佛像中间的每一座都有自己的石窟，高高的山岩上凿着洞，以便采光。较高的一座佛像直达山岩的最顶端，在佛像的头顶上有一个建筑物遗存，好像是一座庙，显然是为了保护佛像免遭气候的影响而建造的。[7]
李透代尔夫妇是近代到访敦煌的第四批欧洲人，也是第二批英国人。他们离开莫高窟后，向南越过祁连山脉，然后考察青海、甘肃、内蒙古，于1893年9月27日到达北京，结束考察。
藏经洞发现前，于19世纪末最后一批探访敦煌莫高窟的欧洲人，是法国探险家夏尔-厄德·保宁（Charles-Eudes Bonin，1865—1929）。（图23）保宁于1889年被派往法属印度支那政府工作，随后多次奉命考察安南（今越南）。1893年，保宁被任命为法属印度支那副驻扎官，长期驻扎老挝。为了搜集中国文物，法国最高科学机构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的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Académiedes Inscriptionset Belles-lettres）于1898年做出决定，利用附设于该科学院的“嘉尔业基金”（Foundation Garnier），资助保宁再进行一次从东向西横穿中国的考察，以考古学为主要目的。保宁于1898年4月离开河内，首先进入中国西南考察，于1899年2月到达上海，于4月到达北京。4月底，保宁从北京出发，经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宁夏府（今银川），考察了河西走廊、祁连山脉、青海塔尔寺周围地区，然后再越祁连山，经河西走廊西行，于1899年9月到达敦煌县。（图24）保宁在敦煌逗留期间，专程前往莫高窟（千佛洞），仔细调查了各窟的壁画和泥塑，分类进行了研究。他在莫高窟期间，还为4块古碑制作了拓片，即776年的《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记》（图25）、894年的《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图26）、1348年的《六字真言碣》（图27）和1351年的《重修皇庆寺记》（图28）。保宁是最早到达敦煌莫高窟的法国人，也是最早以考古学调查为目的而探访莫高窟的欧洲人，在国际“敦煌学”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图23 19世纪最后一位到访敦煌莫高窟的欧洲人保宁
图24 考察途中的保宁（中立者）
保宁离开敦煌后，向西进入新疆考察，1900年3月取道俄国返回法国。保宁返回法国后，于1901年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文章。第一篇题为《从北京经由蒙古、库库诺尔、罗布淖尔和准噶尔地区至俄属中亚的旅行记》，分两部分连载于法国《地理学：地理学会纪要》上。[8]第二篇题为《千佛洞》，发表于法兰西研究院《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年度会议纪要》第45年（1901年卷）第2号上（图29）。[9]《千佛洞》是欧洲第一篇专题研究敦煌莫高窟的文章。保宁在文章的末尾感慨道：
图25 保宁拓制的776年《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记》
图26 保宁拓制的894年《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
图27 保宁拓制的1348年《六字真言碣》
图28 保宁拓制的1351年《重修皇庆寺记》
我希望，在下一次进行的探险过程中，能给我提供一个机会，让我得以对这篇粗略的研究成果加以完善，并对有关这个千佛洞的主要问题进行阐释。今天，我只是要提请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去关注这个千佛洞。因为难以到达的缘故，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处遗址。在佛教从印度向中国传播的历史上，这处遗址很可能是极为古老的、极为重要的一站。[10]
图29 保宁于1901年发表的《千佛洞》一文首页，这是欧洲第一篇研究敦煌莫高窟的专题论文
至于保宁从敦煌莫高窟带回的4方碑拓，与保宁所获其他碑拓一起，后经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
Chavannes，1865—1918）考释（图30），撰成《根据夏-厄·保宁先生带回的拓片对十件中亚碑铭进行的考释》（《中亚汉文十碑考释》），作为《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诸学者论文集》第1辑第11卷第2分卷的摘要抽印本，于1902年由巴黎的国家印刷局印行。[11]这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涉及“敦煌学”的专著。（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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