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勤俭节约的楷模

1958年，中央号召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参加义务劳动，修建十三陵水库。由于各级领导干部带头，群众热情高，干劲大，仅用了5个月的时间，十三陵水库就建成了。

周恩来曾先后四次到十三陵水库劳动，1958年6月的一天，是他第四次来到这里参加劳动。周恩来到水库劳动，只带了一名卫生员，再没有任何随行人员。出发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建议带一名医生同行，以便照顾他的身体，可是，周恩来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到了工地，一点也不能特殊。参加水库建设的，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干部，他们就不生病？再说经过劳动，我的身体会更好，即使有点毛病也应该和大家一样，请工地的医生看就是了！”他还嘱咐身边的卫生员说，到了工地，一切都要按那里的规矩办，不能搞特殊。

到了工地，大家先席地而坐。工地指挥部的同志来给大家分配任务，宣布劳动中应注意的事项。这位同志一看，面前席地而坐的队伍中有周恩来总理，还有一位职务很高的领导干部，不免有点紧张，忙说：“我们欢迎总理和各位首长来工地参加劳动……”周恩来就站起来了。他爽朗地笑着，亲切地说：“今天这里没有总理和首长的职务，咱们大家是普通劳动者嘛！如果说首长，你才是这里的首长，你怎么指挥，我们大家就怎么干。”周恩来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工地指挥部同志的紧张心情一下打消了。

周恩来在水库工地上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他住的是一间简陋的低矮平房。屋里，窄窄的两条长凳，架着的一个床板上面铺着很普通的旧布被褥；窗前放着一张三屉桌，还有两张硬木椅子，油漆都已脱落。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在工地期间，周恩来一直住在这里。他和大家一样，每天劳动八小时，从不迟到早退。劳动中间，午饭就在工地吃。领到饭后，他边吃边和别人谈笑，吃得十分香甜。

收工回来，周恩来和大家一样，在一个大食堂里吃大锅饭菜，在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大澡堂里洗澡，一点也不特殊。唯一“特殊”的是，每天大家都休息了，他那间房子的窗户还透出灯光。他坐在硬木椅上，伏在桌前，读书、看材料。卫生员一次次劝他休息，他总是笑着说：“在家里事多，到这里主要是劳动，应该尽量挤时间，多学习一点，多看点东西。”

在工地上，周恩来不把自己看作总理，而是看作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劳动中，他不要任何人给他特殊照顾。有一次劳动，是传运石头，周恩来站在中间，大家排成一个长长的队伍，很快传递起来了。一会儿是大石头，一会儿是小石头。传着传着，大家开起玩笑来，把大石头称“大西瓜”，把小石头称“小香瓜”。大家的劳动热情很高，一会儿工夫，就运了一大堆，堆得像一座小山。

那年夏天，天气似乎比往年热，每天都是烈日当空，骄阳似火，大大小小的石头晒得烫手。但大家都不怕，兴致勃勃地传运石头。一个小伙子排在周恩来前面，他拿了一块大石头传了过去，说道：“快接住，这是一个大西瓜。”周恩来接得慢了些，小伙子眉头一皱喊道：“嗨，快一点，利索些。”周恩来赶快跨前一步，用那只受过伤的手迅速接过石头来往下传。小伙子瞥了一眼，惊道：“哎呀，是总理。”接着，小伙子又拿一块大石头，忙说：“这石头太大，你别接。”周恩来笑着说：“你别喊，快给我。”小伙子抱着石头就是不放，说：“不行，总理，你胳膊受过伤，怎么能干这么重的活？”周恩来说：“不要紧，早好了！”小伙子说：“就不行，这是年轻人干的。”说完，他抱着石头，要绕过周恩来传下去。周恩来赶快抢上去，说：“咱们都是来劳动的。干起活来都应该一样。”小伙子抱着石头就是不放。

在抢石头时，周恩来的右手被石头划伤了。小伙子看见有血，大吃一惊：“哎呀！总理，你的手划破了，都流血了。”周恩来低声对他说：“不要声张，快干活，你看，石头又传过来了。”卫生员看到后说：“总理，你的手出血了，别传了，赶紧去找工地医生包一下吧。”周恩来一面不停手地传着石头，一面轻声地说：“不碍事，轻伤不下火线嘛。”卫生员看他不愿去包扎，便找来一双手套，要周恩来戴上。周恩来一摆手说：“不要，戴上干活就不方便了。”卫生员说：“那我还是去找医生吧。”说着就要走，周恩来一把拉住说：“你不能去。你一去，传送带就要停摆了。”大家只好向周恩来传石头，“来一个小香瓜呀”，“又来一个小香瓜呀”……接了一会儿“小香瓜”，周恩来发现不对劲：“咦，怎么尽是小香瓜，不来大西瓜呢？”他知道这是大家在照顾他，于是接一个“小香瓜”在手里掂量了一下，风趣地对前面的同志说：“哎，这么热的天气，还是大西瓜解渴呵，给前面的人说说，还是要大西瓜好。”他的话把大家逗笑了。

另外一天的劳动是用独轮小车运石头。卫生员和周恩来领来一辆小推车，然后去装了一车石头，卫生员在后边推车，周恩来拽住车前头的拉绳在前面拉。拉了几趟后，周恩来对卫生员说：“你推得不错嘛。来，我也试一下。”卫生员说：“我小时候在河北家乡就推过这种车。总理，你是南方人，常用肩挑背扛吧，你没推过这种车，恐怕它会欺生的。”周恩来说：“没关系，什么活都干干嘛。”说着，他把拉绳塞到卫生员手里，走过去自己驾起了小独轮车，歪歪扭扭地往前走起来，由于他没有推过这种车，加上一只胳膊受过伤，难以掌握平衡，所以小车不听使唤，没走多远就几乎翻倒。卫生员赶快将车扶好，才将一车石料运到料场。

这时，周恩来放声大笑着说：“还是你说得对，这种小车真是欺生。看来我这个车把式是不行的，还是你来推，我来拉吧。”

车回到装料处，又装满了一车运行起来，周恩来拽着拉绳走在前面。就这样，拉了一车又一车，周恩来的头上满是汗珠，衬衣也被汗水湿透了。他将上衣的扣子解开，还不时地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脸。卫生员看他太累了，便劝他休息一会儿再干。周恩来说：“你看，大家还在干嘛，咱们怎能停下来休息。”卫生员说：“总理，你怎能同那些年青同志相比呢，你都65岁了，还是休息一下吧！”周恩来用毛巾擦了一下头上的汗水，望着工地上的情景说：“汛期快到了，工地上的工具还比较落后，要保证工程进度，就必须抓紧干。作为总理，我应该多拉几车。”说着，他又拉过绳子对卫生员说：“继续装车，快推吧。”车轮又滚动起来。

周恩来一贯严于律己，克己奉公。讲艰苦奋斗，勤劳俭朴，他总是先从自己做起。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曾为身边工作人员未经请示维修西花厅发脾气。

建国后，周恩来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居住。那是一座老式的旧平房，光线很暗，地是大块方砖铺成的，夏天很潮湿，冬天很凉；柱子上的油漆已经脱落；厨房又在屋后的小平房里，做好饭送到吃饭的地方要绕过一条露天的窄小胡同，到冬天，饭菜送过来时已凉了。无论是办公、居住条件都比较差。特别是周恩来有时膝疼，这和他长年累月在砖地上办公有很大关系。看到这种情况，身边工作人员心里很不安。有关部门几次提出要给周恩来修房，却遭拒绝，他常说，这个居住条件比延安的窑洞强多了。

周恩来的秘书也为维修房子的事着急，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说。正巧，1959年初，周恩来到外地视察，时间近两个月，邓颖超也不在北京，秘书感到这是个好机会，于是决定把房子维修一下。这次维修，本是略加改善，并没有大动，只是在原来的砖地上铺了地板，从厨房到饭厅修了个带篷的通道，另外为了改善室内光线，把顶灯改了一下，窗帘换成白色的。后来看到走廊立柱的油漆全掉了，太破旧，索性刷了一下油漆。经过这次简单的维修，房屋确实显得焕然一新了，但是由此招来了麻烦。

二月份，周恩来从外地回到北京，一进门就愣住了。他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房子谁叫你们修的？”他发脾气了。如果光是发脾气倒也好，这回动了感情，拔腿就走，临时住到钓鱼台了，不同意回来住。他要求说：“你们把室内原来的东西给我换回来。”秘书们一看周总理真生气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原来的旧窗帘和其他旧东西又换了回来，周恩来才回来居住了。

这次“修房子事件”，是秘书一手负责的，周恩来出差在外地并不知情。即使这样，他还三次在国务院会议上作自我批评，他对几位副总理和部长说：“借此机会我得做自我批评，修了房子。你们可以到西花厅去看看，修的标准太高了，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这个错误。”

周恩来严格遵循“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在考虑和处理问题时，处处厉行节约，事事精打细算。建国初期，我们国家的经济相当困难，但是需要建设的项目工作多，对于不该建的项目，周恩来坚决反对，不予批准。对于应该建的项目，他都表示同意，但要求节约。1956年，筹建广播大楼时，周恩来亲自审查模型。他看得十分认真，细致。凡是广播、电视工作必需的建筑部分，他都表示同意，不实用的或可有可无的建筑部分，就坚决砍掉。1959年广播大楼落成后，周恩来作了全面视察。他语重心长地说：“广播大楼建成了，比起延安的窑洞条件好多了，一定要用延安精神做好工作。”

建国初期，对于必须进口的军事装备和物资，周恩来都要亲自审查有关的进口计划或事项，一些重要订货还要按品名逐项批注。他一再指示解放军总后勤部：“要严格审查，尽可能少订，能造者一定要自己造。”有一次，总后勤部要求从国外订购一万辆自行车，周恩来没有同意。他在报告上批示：“津沪均出产自行车，何以必须外购。”

对于一些必需的经费和物资，周恩来在审查有关计划、文件的同时，也都要求精打细算，尽量节省。1952年6月，他在批准总后勤部关于筹购一批防疫药品的报告时指示：“一、控制药品器材的种类和数目，疫苗如保存过多易失时效，如分配过多，则转成浪费，消毒药品则应减少数量，二、其他经费亦尽量节省。”1953年初，总后勤部请示为给沿海边防部队修建营房追加一笔预算，周恩来批示同意，同时要求：“将单价再行核算一下，力求节省。”把追加数目控制在总预算之内，并交代：“如不可能，则须提请中央决定。”

周恩来还重视收旧利废工作。早在1952年，他就亲自布置总后勤部和有关军区后勤部组成专门小组清理和利用库存物资，充分挖掘潜力，消除积压浪费，保证抗美援朝的需要。1953年他还要求志愿军在前线收旧利废。他说：“在朝鲜战场上，可能有遗弃的军械辎重及铁路运输工具等项废品，应由各有关部门，组织回收利用。”

在外事工作中，周恩来始终坚持“勤俭办外交”的方针。他多次说：“友好重在精神，不在物质，尤其不在排场。”他要求：“会见外宾的会客室，要布置得朴素大方，什么鲜花、糖果之类都不要。”宴请外宾，也贯彻“四菜一汤”的原则，他常指示：“一切招待必须是国货，必须节约朴素，切忌铺张浪费，有失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于宴会中用的菜、水果、饮料的数量，他都有具体指示：“水果，以少为好，不要多”，“菜，数量亦不宜多”，“饮料，汽水亦需国产”，“酒不要多。”在实际执行中，周恩来都是严格按照朴素节约的原则的。

有一次，一批外宾到农村参观，接待单位从北京带去高级餐具，从大城市订做饭菜至农村去设宴招待外宾。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这种做法。他指示，这种宴请，应用当地的土特产，按当地习俗，就地做农村风味的饭菜招待。事实证明，这样规定的效果非常好。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山西大同参观访问。在外宾到达之前，邓颖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专程从北京到大同检查接待的准备工作。在谈到欢迎宴会的准备时，邓颖超嘱咐说：“要搞得有点地方特色。”顺便并说了一句，周恩来很喜欢吃高粱米。高粱米是大同地区人民几乎每天都吃的家常食物。宴会上，周恩来和客人高兴地吃了煮玉米、高粱米粥和土豆片。

周恩来对待工作处处厉行节约，对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他吃饭从不浪费一个米饭粒，有时不注意掉在了桌上，就用筷子一粒粒夹起来，放在嘴里吃掉。他吃饭还有个习惯，就是盘子里剩的菜汤要用开水冲一冲喝掉。吃剩下的菜，要服务员留下，下顿饭再给他吃。

有一次，中央首长在某地开会，吃饭时周恩来由于右手不方便，掉了几个饭粒，立即夹起来吃掉了，服务员们见了感动得掉了泪。他们想到自己平时大手大脚的浪费行为，很惭愧，决心向周恩来学习。休息时，大家挖野菜，煮了一锅忆苦菜汤。周恩来知道后，高兴地说：“好啊！让我们也尝尝嘛。”大家都不愿让周恩来吃野菜，可是周恩来非要吃不可，只好端上一盆来。野菜一上桌周恩来第一个上去盛了满满的一碗。陈毅副总理怕他吃多了，便从他碗里拨走一半，周恩来认真地说：“盆里还有，你怎么要我的？”陈毅说：“我帮你吃点嘛！”周恩来说：“那哪儿行！”说着，又盛了一勺，碗里的野菜又满了。饭后，他高兴地说：“这顿饭吃得好哇。”

还有一次，周恩来在天津的一个招待所吃早点，喝了一小碗豆浆，吃了半套煎饼果子，还剩下一半。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对服务员说：“请你把我早上剩下的那半套煎饼果子拿给我吃。”服务员告诉他说：“早已处理了。”周恩来听后，态度和蔼地批评了这种做法，教育服务员要注意节约，不要浪费。他还对服务员说：“给我沏的茶不要喝一次就倒掉，一天换一次茶叶就行了。”1960年，周恩来陪同柬埔寨贵宾到南京参观。在会客厅会见外宾时，服务员为每个人都泡了一杯茶。会见结束后，周恩来微笑着对服务员说：“我这杯茶还没有喝完，不能浪费掉，我要把它带到餐厅去。”1973年10月，他在河南洛阳市洛阳宾馆休息时，护士请他按时吃药时，不慎把药片掉在地上。护士说：“不要了。再换一片算了”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把药片找出来，用手绢擦了擦，吃了下去。周恩来珍惜的不只是一片药，他是时时刻刻在坚持党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

在西花厅，周恩来给工作人员规定了随手关电灯的制度。他外出时也不例外。有一次到北京饭店开会，因为天色已晚，警卫战士开了门外的灯，周恩来看见说：“不要开了，注意节约。”说完，随手就把灯关掉了。他在飞机上从不使用一个清洁袋，总是到厕所去吐痰。当乘务员劝他吐在清洁袋里时，他说：“我还没有老到走不动的程度，清洁袋留着下次还可以用。”有一次到延安视察时，周恩来正在吃西瓜，看见漂亮的地毯上滴了几滴西瓜水，就连忙蹲下，掏出自己的手绢把水渍擦干净。他告诉周围的同志：“这西瓜水落在地毯上，如不及时擦掉，以后就不容易擦干净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他们积蓄下来的钱，一部分用来帮助身边家庭困难的工作人员，一部分交了党费。他们一心为公，处处为别人，很少考虑自己。周恩来的一套睡衣、睡裤，穿破了就补，再破再补，白底蓝格的绒布慢慢磨成了无绒无格的白布了。夏天，每逢周恩来彻夜工作到晨曦初露，凉意扑来时，就披着这件睡衣，继续工作。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提出要给他添置新衣，他总是和颜悦色地说：“旧的还可以穿嘛！”并教育工作人员：“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他的一件衬衣，已经很破旧了，换一换领子，袖口，仍穿着到外地视察，接待外宾。

周恩来常说：“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别人看见没关系，照样可以接待外宾。”1957年，周恩来在北京人民服装厂红都门市部做过一件呢料中山服。这件衣服他一直穿了六七年，先后两次翻旧改新，每次反复修补，连衣服里襟都被剪下来换做了领子，袖子上的补丁越打越大，竟占了整个袖子的三分之一，实在应该再做件衣服了。

为此，服装厂的师傅精选了衣料样子，请周恩来选择。周恩来没有选，却拿出来一件几十年前的旧式西服，要求把它改成中山服。工人师傅怀着崇敬的心情，精心改制。在改制过程中，总共拼接了20多处，仅一个小衣兜就拼了四小块。衣服改好后，周恩来十分欣赏，夸奖师傅们手艺高超。后来周恩来经常穿着这件衣服外出视察和接见外宾。一次在沈阳接见外宾时，周恩来幽默地说：“今天该穿那套‘礼服’啦。”“礼服”拿出来后，宾馆一位工作人员看到上衣后腰上有一处是刮破后又用线织补上的，不由感动地说：“总理，你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周恩来笑着说：“这就蛮好啦。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不要紧，别人看见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

周恩来戴的帽子，破了也舍不得扔掉，而要找人想方设法修补好。有一次，在周恩来出国访问的飞行途中，飞机的机械长看到一顶很旧的米黄色凉帽挂在周恩来的客舱门口。他感到不大好看，想把它放到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去。拿下帽子一看，里面写有一个“周”字。他愣住了，心想：这难道是周总理戴的帽子？正在这时，周恩来的秘书告诉他：“这正是周恩来戴了多年的凉帽。”

周恩来穿的鞋，夏天是一双黄颜色的皮凉鞋，春、秋、冬总是一双黑布鞋。这两双鞋穿了20多年，鞋底和鞋带修补、换过多次，由于没有多余的皮鞋可换，工作人员给他换鞋垫，都是利用他睡觉的时间。周恩来穿的袜子，都是织补了又织补。他有一个补袜板，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用的。从西柏坡带到北京，一直留着补袜子用。

周恩来处处厉行节约的作风，在他的办公室里也可以体现出来。他的办公室陈设十分简陋，只有写字台，小会议桌各一个，以及几把椅子，连沙发都没有。还是在他生病后，毛泽东关心他的健康，送来一个特制的单人沙发。

周恩来也不允许随意给他购置办公用品。由于他工作十分繁忙，白天忙碌一天后，晚上要接着办公，批阅文件。工作人员感到室内的吊灯太高，光线不好，怕影响周恩来的视力，想给他买个台灯。由于工作确实需要，周恩来同意搞一个。工作人员见他同意了，便提议用宾馆的那一套。但周恩来坚决反对，他说：“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不要麻烦宾馆，我不要。我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看。”还说，“我们有工人，可以自己制作嘛。”于是，他请中南海的工人用铁管子，白铁皮制造了两个落地台灯。他使用的笔筒，一个实际上是价钱最便宜的玻璃杯；另一个是乳白色的山水玻璃笔筒，已经摔破了，又用胶布贴上继续使用。

周恩来家里没有专门的餐厅。他用餐常在办公室内，会议桌的一头就是餐桌。餐具中有几个普通的白色蓝边搪瓷碗，用了20多年，碗边已经掉了瓷，盛汤的用具是个普通的陶罐。

周恩来就是这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为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发扬党的勤劳节俭的优良作风作了表率，不愧是人民的好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