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勤劳自由富于革命传统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这句话当然不是说，其他民族就不刻苦，不勤劳，而是强调勤劳精神之宝贵，是民族兴亡之所系，也是革命精神的源泉和出发点。中华民族能够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是靠几千年来创造了举世公认、足以自豪的辉煌的古代文明和中世纪文明赢得这种荣誉的。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使中华民族长期享誉全球。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这句话当然不是说，其他民族就不刻苦，不勤劳，而是强调勤劳精神之宝贵，是民族兴亡之所系，也是革命精神的源泉和出发点。

中华民族能够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是靠几千年来创造了举世公认、足以自豪的辉煌的古代文明和中世纪文明赢得这种荣誉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远古诸文化中成为唯一持续发展至今的文化，也应该能够通过历史研究来加以说明和认识。

解放以来的考古成果表明：中国远古居民的村落点大都分布在大河支流的小河附近或小河交汇之间的盆地、丘陵上，而不是傍依大河。我国学者指出：这种考古成就否定了西方学者以埃及、巴比伦等古代文明起源于大河为依据，推断远古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因水患而需治水，因治水而需控制人力资源，由此形成东方专制国家的说法。这当然不是否定中国远古文明后来也向大河流发展以及反映在大禹治水等古代传说中征服水患的宏伟业绩。然而，如果考古发现中的上述地理特点能够成立，则中国远古文明的起源就与埃及、巴比伦、印度有所不同。埃及、巴比伦、印度的远古农业文明是利用大河——尼罗河、两河流域、恒河定期泛滥留下的沃土，播种收获。中国远古居民既无大河泛滥的沃土可利用，就必须勤于耕耘劳作，留心天时雨量，以致注意使用符号记录等等。这就是说，中华民族在发展至大河流域以前，已经积累了某种精细耕作的经验。这种特点，也许与中华民族能够创造出较高的农业文明有关联吧？

1973年发掘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已经炭化的稻谷，据测定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足以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对水稻进行人工栽培的国家。甲骨文已有“耒”、“耕耤”、“黍”等很多农具、农耕、农作物用语。《易系辞》中也有“研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等语，足以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水平。据研究，现今世界上人工栽培的农作物共约1200多种，其中约有200多种发源于中国。公元前二世纪成书的《尔雅》已记载了1000多种动植物名称、600多种动植物的性状，并且作了初步分类。公元前一世纪（西汉后期）的《氾胜之书》（已失传）系统总结了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经验，写及“穗选”（田间选种）、“溲种”（以肥料、农药对良种进行处理）等技术。汉代农田亩产量已相当高，在此之后一个时期未被超过。公元六世纪出现了完整的农书——《齐民要术》，表明我国当时北方已有一套完整的旱田耕作制度，其中如绿肥轮作，欧洲18世纪才开始推行。

中国劳动人民在古代就懂得采桑养蚕，植桑养蚕，以后又掌握了缫丝织绸技术。这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使中华民族长期享誉全球。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绢片、丝带，证明远在公元前3000年时，中华民族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养蚕业和丝织业。周朝时期（公元前11～前5世纪），丝绸已成为统治阶级衣着的主要原料。世界上所有养蚕国家的蚕种和养蚕技术，都是直接、间接从我国传出的。据说公元前11世纪即传至朝鲜。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时期）传至欧洲，由此开辟了沟通东西文化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震动了欧洲，以致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seres，“产丝之国”）。罗马的恺撒大帝（公元前100～前44年）穿了一件中国丝袍看戏，轰动了整个剧场。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丝织品，薄如蝉翼，其工艺之精美，至今令人惊叹。

我国又是产茶大国，世界上的产茶国家都直接或间接从我国引种过茶树或茶籽。

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我国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独立的手工业，虽然晚于古巴比伦等国（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入红铜时代，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但我国青铜冶炼技术发展很快。商代（公元前16～前11世纪）青铜器的冶炼铸造技术已相当高超。1939年出土的商代晚期文物司母戊青铜鼎，高达133厘米，重达875公斤，是罕见的艺术珍品。战国时代成书的《考工记》中记载了六种不同的青铜（铜与锡合金）的配方，指明各有不同的硬度和韧性，分别适于制造钟、鼎、斧铖、戈戟、刀剑、箭、铜镜。

我国还是世界上最早生产铸铁的国家之一。炼铁技术最早出现在西亚地区（公元前2000年）。我国发明炼铁术虽然不是最早，却后来居上。春秋战国时期已懂得使用人力鼓风以提高炉温，冶炼出可以浇铸的铁水，铸造铁鼎。汉代发展为畜力鼓风，水力鼓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用煤炼铁。唐宋时期，铁产量每年超过1000万斤，铁器曾经成为我国出口的主要货物。先进的冶炼技术是我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欧洲11世纪开始知道使用水力鼓风炉，14世纪才得以推广）。

中国又被称作“陶瓷之国”。英文“china”一词与“瓷”是一个意思。从出土文物来看，早在公元三世纪（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我国已出现用高温（120℃左右）熔烧而成的青瓷。魏晋典籍中出现了“瓷”这个词。唐代景德镇的瓷器被誉为“假玉”。五代后周“柴窑”所产青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有“片柴值千金”之美称。此后，瓷器、丝绸与铁器并列，成为我国对外出口的三大瑰宝。制瓷技术11世纪传至朝鲜，12世纪传至波斯、阿拉伯，15世纪传至意大利。欧洲人大量制造出真正的瓷器则是18世纪初期的事。

12世纪以前，欧洲人书写文字一直使用羊皮和埃及生产的天然纸草，很少有人识字。我国商代以甲骨刻字，春秋战国至秦代使用木简，汉初用绵帛、蚕纸（絮纸），均难以普及。公元前1世纪，民间发明以大麻纤维制纸（西汉灞桥纸，1957年发现）。正是由于民间有了造纸的经验，东汉蔡伦（？～公元121年，尚书令，主管宫廷手工作坊）组织人力物力，大批造纸。造纸技术开始在全国推广。公元2世纪起，造纸技术从中国传出，先传至朝鲜、越南，7世纪传至日本，8世纪传至阿拉伯。公元751年起阿拉伯人在撒马尔汗设立造纸厂，其技术来自被俘的中国造纸工人（唐时曾与阿拉伯帝国有过军事交锋）。纸成了撒马尔汗的出口商品，垄断欧洲市场长达400年。直到公元1212年，欧洲人才有自己的造纸厂。

纸与墨是印刷术的前提。由于纸墨普及，加上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国率先发明了印刷术。与造纸、指南针、火药合称“四大发明”，在公元13～14世纪四大发明传入欧洲。马克思称赞这四大发明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又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公元7～8世纪，我国民间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公元1041～1048年间，宋代平民毕昇发明了泥制活字印刷术。公元13世纪（元代），五桢（公元1271～1368年）加以改进，用木活字印书。活字印刷术迅速发展，传至朝鲜后使用铸字模（公元1241年）、铅活字（公元1243年）、铜活字（公元1436年），16世纪传至日本。公元13世纪，伊朗掌握了我国雕版印刷术。约在14世纪，与造纸技术的普及约略同时，欧洲也出现了雕版印刷物，其原料与我国类似。公元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腾堡受我国的印刷术的影响后，发明了铅活字印刷，较毕昇的发明晚约400年。由于欧洲文字简单，印刷术迅速与文艺复兴运动相结合，在冲击封建思想体系、建立近代科学和近代学校中成为不可缺少的得力工具。

唐代炼丹家已经掌握了火药的初步配方。宋代把火药用于军事，大量制造火药武器。元朝与阿拉伯作战，火药武器传入阿拉伯。13～14世纪，由于十字军东征，火药传至西欧，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欧洲人制造出近代的枪械子弹来，以近代军队代替了封建领主制的骑士。

公元前3世纪初（战国末期），我国已知用天然磁石磨成“磁勺”来指示南北，（称作“司南”，磁勺在圆盘内自由的滑动，勺柄常指南）。北宋时代以磁石磨针，发明了人工磁化的“指南针”。沈括（公元1031～1095年）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多种磁针装置的方法，并指出“磁偏角”的存在（磁针不完全指南），较欧洲人发现磁偏角早400年。

公元11世纪，指南针已用于航海，发展为罗盘。有了火药和指南针，海上船只便如虎添翼。14世纪左右传入欧洲以后，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诸国，本来相对落后，由于形成了民族国家，统治者锐意进取，鼓励航海殖民，进而争夺海上霸权。西欧船队迅速腾飞，演出了“发现新大陆”、“开辟新航线”等一幕幕雄伟的历史壮剧，大片开拓殖民地，大量掠夺黄金和奴隶，引进商业革命。西欧资产阶级由此兴起并开始征服全球，新财富的动力加上征服全球的欲望，推动了天文、地理、力学、光学、磁学、数学、钟表等近代科学技术的全新发展，欧洲近代唯物论勃然兴起。

中华儿女在勇于开拓、征服海洋方面也表现了艰苦卓绝的勤劳精神。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造船业已颇具规模。公元前219年，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率队渡海，据说曾到达日本，至今仍为中日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广为发现的汉初造船场已设有舰台和滑道，所造船只可载重五六十吨。那时的中国人，已经知道在船尾安置方向舵（较西方早约400年），在船身设置水密隔舱（西方18世纪才懂得）。张骞（公元前？～前114年）、班超（公元32～102年）、甘英以及许多无名使者、商人，历尽艰险，穿西域、越葱岭，开辟陆上东西交通路线，到达过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公元3世纪，中华民族开始向海洋进军。中国海船于公元350年左右到达槟榔屿（今菲律宾），四世纪末到达锡兰（今斯里兰卡），五世纪可能到达今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口并访问了亚丁。唐代进一步发展海上交通，以广州为基地开展海上贸易。中国的大海船经常出入东南亚和印度洋，据说曾到达波斯湾。广州的波斯商人最多时达几万人，外国使者、学者、商人会集长安。鉴真大师等几度渡海，终于到达日本，中日两国人民至今怀念。宋代海上贸易和航海技术更加提高。明州（宁波）、温州两地每年造船达600艘。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排水量达400吨。超过200年后（1451年）哥伦布远航美洲的船队最大排水量者250吨，其时，来华通商者50余国，中国商民足迹遍及20余国。

此后我国航海贸易日益发展，至15世纪（明代初期）达到高峰。当时世界已经形成四大航海贸易区（北海、地中海、印度洋、西太平洋）。我国执掌西太平洋海上贸易之牛耳。南洋各要地（如东爪哇的杠板，菲律宾的马尼拉，苏门答腊的旧港）相继出现中华街，中国商民结盟立的，推举首领，类似欧洲的商馆同盟或自治港市。有的参与当地行政港务，甚至被委派为外交贸易使节。

公元1405～1433年间，明王朝派郑和（1371～1435年）七下南洋，远至东非，其舰队规模之大（总计约200艘，乘员近三万），船体构造之精（最大者长147米，九桅十二帆），航海技术之娴熟，在当时世界无与伦比，亦非七八十年后“发现新大陆”“开辟新航线”的西欧船队所能望其项背。我国民间海上贸易集团，例如16世纪中叶被明王朝视为“海盗”（甚至视为“倭寇”）的王直集团，以日本平户为根据地，号称“徽五”，连舰数百，拥众十万，日本九州“三十六岛之夷俱从指挥”，“一二新发番船，俱请王直旗号，方敢行使”，不仅货销西洋，而且为民驱盗，卫国捍边。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进之时，这类中华儿女，驰骋海疆，开发海洋，可谓为中华民族构成海上万里长城和国际屏障。明清之际的郑氏集团（郑芝龙、郑成功）更是把荷兰殖民主义者赶出台湾，收回明清统治者坐视荷兰殖民者霸占达39年之久的宝岛。

几千年来，辉煌的文明，卓越的成果，伟大的壮举，无一不是来自勤劳，而且，主要来自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世代积累。少数卓越人物，得以名垂史册，或以其组织才能，或以其善于总结，无不以劳动人民之世代勤劳为基础。矫健如龙的万里长城，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战国时修成的都江堰，历经千年风雨仍然屹立的山西应县宋代木塔（公元1056年建），首创“敬肩拱”的赵州桥（公元605～608年建，全长50多米），瑰丽多姿的敦煌壁画和云冈石佛，以扁鹊、华佗、李时珍、张衡、祖冲之等人为代表的祖国医学和药学、天文历算、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卓越成就等等都证明：中华民族是勤劳的民族。李约瑟博士在其名著中列表指出，中国至少有26项重大发明在历史上领先于西方，其中半数以上领先1000～1400年。我们的祖先是伟大的祖先，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中华民族：勤劳 自由 富于革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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