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题对于研究价值的创新之处有以下预判：第一，本课题围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主旨，将“麻城孝感乡”问题的学术研究，与关注民生、关注现实、服务社会结合起来，研究成果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有助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握中华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加深我们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大战略意义的认识。当然，本课题也存在某些不足。......
2023-07-31
元初政府的应对举措：大迁民湖广填四川
【摘要】：遭到严重摧残的成都平原不足以抗御蒙古骑兵的冲击，南宋政权不得不作出放弃川西，退守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的决定。为了尽快恢复川西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并将其建设成为支撑元军灭宋战争的后方战略基地，忽必烈采取招来新民，并给予一系列优惠待遇，相应拨给一定的土地、衣服、粮食、耕牛和种子等。从《元史·兵志》得知，分布在全省各地的军屯有20处，共有军屯人户12866人，耕地2238.72顷。
遭到严重摧残的成都平原不足以抗御蒙古骑兵的冲击，南宋政权不得不作出放弃川西，退守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的决定。这样，失去政治、军事支撑的川西地区，便早早地落入蒙古军的统治之下。蒙哥汗七年（1257年）七月，蒙古军进驻成都，将川西地区纳入其防守范围之内。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春，忽必烈即帝位之后，开始正式在成都设立军政机构，并把诏谕和安定四川社会秩序纳入议事日程。元世祖是一位较早接受“汉法”的蒙古族统治者，他改变了前任大汗单纯依靠武力征服、“利财剽杀”的政策，进而接受汉族统治方式，大力提倡发展农桑。为了尽快恢复川西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并将其建设成为支撑元军灭宋战争的后方战略基地，忽必烈采取招来新民，并给予一系列优惠待遇，相应拨给一定的土地、衣服、粮食、耕牛和种子等。[15]
面对川西地区经济残破的严重现实，仅仅依靠新附民仍不能扭转局面。在此背景下，元世祖决定仿效中国古代军事屯田的办法，尝试通过派遣军队集中屯垦的措施，以图走出困境。早在蒙古军进取四川的初期，为解决驻军的粮饷问题，驻守利州（今四川广元）的汪德臣、汪良臣部就在白龙江一线大力发展屯田。[16]但由于当时屯田只是在军事征服中的过渡措施，并未形成固定的制度，因此说不上有大的作为。四川大规模屯田的序幕，只是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才揭开序幕。
1260年，忽必烈即位之初，他就将善于经商理财的回回人赛典赤派往四川，担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事。赛典赤主持秦蜀政务伊始，结合四川地区长期荒芜的实际，即从足食方能足兵的原则出发，提出组织兵屯，招集民屯，才是解决“以资军饷”问题的良策。赛典赤镇抚秦蜀行省长达10年（1264～1273年）之久，大力发展屯田[17]，很快就收到成效。据《元史》记载，赛典赤莅官三年，人户增加了9565户，军士增加了12255人，钞银增加了6225锭，屯田收获了97021石粮食，撙节和买钞增加了331锭。[18]
赛典赤离任之后不久，曾经在白龙江一带发展屯田的蒙古将汪良臣奉命担任四川行中书省事。他来到成都后，“以蜀疮痍之余，极意循抚”[19]，继续坚持赛典赤实施的行之有效的安抚政策，大力在四川境内发展屯田。关于元代四川屯田分布资料，《元文类·屯田》和《元史·兵志》中保存较为详细。尽管这些官方文献所载录的当时全国屯田军民人数和屯田数存在遗漏的情况还需要适当补充[20]，但仍可依据它们勾画出元代四川屯田发展的大体轮廓：
第一，屯田数量和类别。在元代四川行省所辖29处屯田中，分为民屯和军屯两类。其中，民屯9处，军屯20处。
第二，立屯时间。起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迄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在有明确立屯时间的16处军民屯田中，绝大多数立屯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前后。
第三，设屯地域。元代四川军民屯田，多设立于沿江下游和平原膏腴之地。例如，保宁万户府，“于保宁沿江（今嘉陵江）屯种”；叙州万户府，“于叙州宣化县喁口上下（今岷江下游）荒地开耕”；夔路万户府“于成都诸处择膏腴地立屯开耕”；顺庆万户府“于沿江（嘉陵江）下流汉初（今武胜县）等处屯种”[21]；命西川蒙古军“耕遂宁沿江旷土”[22]等。
第四，屯田规模。从《元史·兵志》得知，分布在全省各地的军屯有20处，共有军屯人户12866人，耕地2238.72顷。军屯以人头计，平均每人耕地亩数为18.14亩。而民屯的资料不甚齐全，只有户数而无田土亩数。依据《元史·地理志》《元史·兵志》《元文类·屯田》等官方文献所载，成都路的屯民占编民的1/3至1/4，重庆路的屯民占编民的1/5至1/6，夔州路的屯民占编民近1/4，顺庆路屯民户近编民户2倍，如此民屯规模、数量，在四川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23]
《元史·兵志》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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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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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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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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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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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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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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