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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迁民:湖广填四川,揭示战后成都平原的凋敝

【摘要】: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在宋元战争初期,蒙古军曾经攻破成都及其周边的平原州县,造成前所未有的惨烈灾祸。除了战乱导致四川人户的大量死亡和逃散外,战后蒙古军将和豪右之家对人户的匿占,也是造成元初载籍户口减少的重要原因。鉴于长期战乱后的四川州县普遍出现了“地荒民散”“户口凋零”的情况,元朝统一全国后,对州县一级行政建置作大幅度的调整,四川各地都发生了“改州换县”的现象。

宋末元初的成都平原,由于遭受了长达半世纪的战争破坏,早已经不是历史资料上所描绘的那种“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繁盛富足的局面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久经战乱、田土大量荒芜、人口空虚、亟待恢复的凋残之区。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在宋元战争初期,蒙古军曾经攻破成都及其周边的平原州县,造成前所未有的惨烈灾祸。[1]大量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四川社会中那些能够体现上自汉唐五代,下及两宋时代的经济繁荣面貌、生产技术程度和文化昌盛水平的种种成就,在经历这阶段的战争之后大多消失了。经历过这一历史巨变的宋元时代的人,对此感受最深。他们用充满感伤的文字见证并记录下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所遭遇的惨烈灾祸:

金末元初人郝经曾作“哀蜀亡”之诗,诗中有云:

芙蓉城碎朔风急,虓虎磨牙绮罗穴。不识兵戈三百年,叠鼓一声肝胆裂。小臣斗死尚南首,大臣见杀犹望阙。汉家阳九厄再逢,忽焉王气西南绝。孔明庙前老柏死,四贤堂上英灵灭……[2]

宋末丞相文天祥撰文说:

蜀自秦以来,更千余年无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不幸荡析。[3]

元人刘岳中撰文云:

宋南渡,蜀被兵最甚,宋亡又甚。时丝枲织文之富,衣被天下,今不可复识矣,况衣冠礼乐之盛乎![4]

元代理学家赵复为解救在这次战争中被俘的蜀士,作疏募集资金,疏中有云:

锦江秀色都为巴蜀萧条,玉垒浮云尽入峨眉之悲惨。[5]

川西地区原本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但经过蒙古骑兵多次屠戮之后,它却成为全川人口损耗最为严重的地区。据南宋蜀人吴昌裔记载,蒙古军“屠成都,焚眉州(今眉山),蹂践邛(今邛崃)、蜀(今崇州)、彭(今彭州)、汉(今广汉)、简池(今简阳)、永康(今都江堰),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痍满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绝,形神具离,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6]上述府州县,俱为川西平原地区,其人口损耗之严重惨触目惊心。元人虞集也记载:“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7]袁桷也说:“蜀祸之惨,诚不忍言也……(宋将)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8]经过蒙古军初入蜀境的摧残后,“蜀士荐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逃匿”[9]。除了战乱导致四川人户的大量死亡和逃散外,战后蒙古军将和豪右之家对人户的匿占,也是造成元初载籍户口减少的重要原因。

元初四川人口锐减,造成了四川人口史上一大奇特现象,即全川各地“古户”“旧族”“土著”几乎灭绝。虞集对于四川世家大族在战争中的惨重损伤,作了许多回忆和记述。如说:“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来几已尽。”[10]“昔者吾蜀文献之懿,故家大族之盛,自唐历五季至宋……百十年来……其伤残转徙,千百无一二矣。”[11]元儒揭傒斯撰文指出:四川经元“用兵积数十年,乃克有定,土著之姓十亡七八”[12]。这种情况,在后代的地方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可以得到印证。如《名山县志》载:经历元军杀戮之后,人民“死亡转徙,县中古户,几无孑遗”[13],等等。

鉴于长期战乱后的四川州县普遍出现了“地荒民散”“户口凋零”的情况,元朝统一全国后,对州县一级行政建置作大幅度的调整,四川各地都发生了“改州换县”的现象。据《元史·地理志》统计,四川因地荒民少而牵涉或废、或降、或并、或损等变动的州、县数量相当普遍,仅成都路变动州县19个(隆州、仁寿、怀州、金堂、德州、德阳、绵竹、汉州、导江、青城、灌州、崇庆、江原、保宁、威州、简州、阳安、灵泉、平泉),数量之多,居全省之最。其中许多州、县变动的直接原因,都是由于地荒民散引起的。如成都府隆州(今仁寿县),“至元二十年,以此州地荒民散,并为仁寿县”;导江、青城二县,以“户少”省入灌州(今都江堰市);简州平泉县(今简阳县西草池坝),“以地荒,竟废之”[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