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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移民祖源研究:《大迁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记忆

【摘要】:作为移民事件的研究长期以来,对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背景、过程、分布和影响的探讨,是传统移民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之下,学界对于同类祖源现象的研究,也作为移民传说,置于思想史的范畴予以展开。

(1)作为移民事件的研究

长期以来,对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背景、过程、分布和影响的探讨,是传统移民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移民的原因、经过、路线、规模、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上。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之下,国内学界对于同类祖源现象的研究,也大致作为移民事件,置于移民史的范畴予以展开。

例如,在“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上,以民国初年洪洞士绅景大启、刘子林等创修遗址和编撰志书为发端,中经20世纪80年代盛世修志背景下洪洞县志办对移民资料的大量调查和征集,到90年代以来被学者视为“历史之谜”加以研究。近年来的许多著作,如曹树基的《中国移民史》第5卷、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日本学者牧野巽的《中国移民传说》等,对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都有所涉及。总体来讲,这些研究几乎都是把民间流传的“祖先是明初从山西洪洞来的”说法作为研究的一个既定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移民的原因并试图复原明初山西向外移民的时间、次数、路线等。这些内容也大致反映了传统移民史研究的主要取向。[7]

在“南雄珠玑巷”移民问题上,陈乐素针对传说的真实性做了很全面的论证,认为这些并非历史事实,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陈乐素指出,此说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是,北宋末期,金军南下,占领中原,攻陷汴京,宋高宗南渡。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流寓于太湖流域一带,一部分随隆祐太后至赣南。在这次动乱中,很多士民南渡大庾岭,寄寓南雄,经过一段时间,又从南雄南迁,流寓于珠江流域一带。到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入侵,攻陷南雄、韶州,南雄居民再次南迁。不过,陈乐素也注意到族谱的记载,是把北宋末和南宋末两次动乱产生的移民事件混为一谈了。[8]

在“宁化石壁村”移民问题上,罗香林早在民国年间,即针对客家族谱所载其先民来源于宁化石壁村的现象做了全面的考证,指出石壁移民与唐末黄巢之乱有密切关系。因为黄巢曾率众陷江西虔、吉、饶、信等州,“有以使客家先民不得不东向迁避故也……是宁化与客家上世移居之关系,又不仅在唐末为然也”[9]

在“江西瓦屑坝”移民问题上,曹树基、葛剑雄根据民国《宿松县志》有关氏族迁入的记载,结合史实推测,指出瓦屑坝与明初移民有关。[10]鉴于湖南及江西等地族谱中记载的移民史实,不仅可与《明太祖实录》或《明成祖实录》中记载的移民史实相对应,而且可与明代初年的典章制度相对应,因此,曹树基又将南方地区的明初移民视为中央政府精心组织与规划的大移民,进而得出结论称:“瓦屑坝”移民是历史之真实,不是传说,更不是虚构。[11]

(2)作为移民传说的研究

20世纪后期以来,借鉴后现代史学、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学者开始摆脱传统移民史研究的取向,尝试从一些新颖的角度、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从关注“人口迁移”这个动态的客观过程,到关注“移民”这一主体生命本身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过程。这种研究突破了“史实考证”的传统取向,更多通过考察移民传说的形成地域、形成背景、形成时间、形成过程及其传承,将移民传说与历史的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进行解读。其解释的角度主要涉及族群关系及认同、社会分层与国家体制、边缘与主流和正统的互动等方面。

在这样的研究取向之下,学界对于同类祖源现象的研究,也作为移民传说,置于思想史的范畴予以展开。例如,在珠玑巷传说的解读上,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解读,认为珠玑巷传说与民族意识有关系。梁启超最早认为,这个传说的特征大致就是证明了珠江三角洲人的祖先是为“华夏与摆夷混血,殆无疑义”[12]。日本学者牧野巽也从汉化这一视角来探讨珠玑巷传说,认为宋代从南雄方面而来的方言相异的若干移民,向珠江三角洲移动,定居于逐渐汉化了的傣族土人之中,以致这个传说在周围的土人中得到广泛传播,南雄传说可以为“土人”的汉化作出某些贡献。[13]第二阶段的解读,认为珠玑巷传说与明代广东土著有关系。如谭棣华认为珠玑巷传说与明朝实施的里甲制有关系,在土著民族和北方移民相融合的过程中,珠玑巷传说发挥了隐没各姓本来身份的作用,和籍贯没有关系。[14]科大卫认为,此说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宗族肇基的传说,它强调的是祖先定居的历史,这个故事的结构显示了定居的历史与户籍登记的关系。[15]刘志伟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许多本地人迁徙的历史传说是值得质疑的”,这些自称是宋代经南雄“珠玑巷”南下的汉人,其实是当地的土著居民,甚至有上岸的水上“蛋民”。他们通过修筑祠堂、编纂族谱、伪造族源,将自己贴上汉人的标记,不过是为了在珠江口沙田的争夺中获得有利地位的一种策略。[16]第三阶段的解读,认为与南宋勤王抗元有关系。曾祥委通过研究发现,珠玑巷迁徙故事作为珠江三角洲宗族的集体记忆,反映的是原广州府勤王义民应对入元以后编户齐民的策略,“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需要隐瞒身份,而地处交通要道,兵家必经之地的珠玑巷,每逢战乱必定一扫而空的珠玑巷,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无可稽查的掩护,这就是珠江三角洲广府人来源地集体记忆的秘密”[17]

在大槐树的传说上,以赵世瑜的论文《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他还以民国《获嘉县志》卷八《氏族》中有关“异类逼处,华族衰微”的记述为依据,“想到女真人和蒙古人在淮河以北的生活”,称明代初年的华北有点“像魏晋南北朝那样的一个族群混杂的时代”;“明朝在重新确立汉族正统的过程中,对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采取了鄙夷、甚至压制的态度”。因此,相当多的女真或者蒙古人,就有了“一种寻根的需求”。淮河以北的“大槐树”传说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由此推论出,大槐树传说是明清族群关系紧张状态下,族群认同的一种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清末民初亡国灭种威胁下,地方知识精英建构的一个国族象征。整个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反映了华北社会从金元到民国一种重塑汉族正统性的民间的做法,体现了一种把地域社会历史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浪潮的努力。[18]

在石壁村传说的解读上,牧野巽认为,宁化石壁传说及葛藤坑传说其民间传说故事的色彩浓于历史记载的文本[19],而濑川昌久则强调对传说的意识进行分析,认为:“宁化石壁传说的内容中包含着处于边境上的人们对于自己的自我认定,以及对于自己在中华世界中存在的正统性的认定。”[20]谢重光认为石壁传说曲折反应了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斗争和融合、同化。一元论的民族起源说和中原正统观念在汉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石壁传说是一个有利于团结的文化符号。[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