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研究：第十三届中韩学术大会成果

2023-07-3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慈善研究进入高速发展期，慈善相关研究成果众多，涉及面广泛。这一时期的慈善研究发文量相对比较平稳，2015年出现发文量峰值，此的后发文量基本与2013、2014年持平，但有缓慢下降的趋势。

1.中国慈善研究的发展阶段

中国慈善研究发展与宏观制度环境、社会重大事件之间关联密切，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从发文量来看，1998—2019年中国慈善研究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从起步、勃兴到调整发展三个阶段。而其中每个阶段的发展都与制度环境变化及社会重大实践的发生相关。

1998年至2005年是慈善研究起步期，整体发文数量较少，宏观视角研究居多。1998年自然灾害时全民募捐形式的出现，1999年《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实施，2004年《基金管理条例》的出台以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中指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社会环境发展、制度环境的逐步完善，为中国慈善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从数据及文本分析结果来看，这一时期的慈善相关研究成果呈现出较为明确的增长趋势，但因处于起步时期，总体发表文献数量仍然较少。其中，多数研究偏重于从宏观层面展开对慈善事业基本概念、框架体系论证和慈善内涵诠释，这与当时政策及制度设置多倾向宏观视角、相关领域尚未细致完善有一定关联性。在这一时期中，学者们将慈善事业视为政府主导社会保障的有效补充，是化解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完善的重要基础，并指出其建立及发展需要社会道德文化、经济、制度、组织等各方面的共同作用^[13]^[14]^[15]。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如周秋光、王卫平等侧重于结合中国慈善发展史，立足中国自身本土的社会文化情境，展开对中国慈善事业形式、功能等方面的纵向研究，力图揭示中国本土慈善事业的特征及主要架构。可以看出，起步阶段的慈善研究受到当时政策设置及制度环境的影响，对慈善事业内涵、慈善主体及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多偏向于理论探索研究或对慈善事业参与社会运行的“合理性”论证，对慈善事业运行、管理机制及慈善实践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少。

2006年至2014年属于慈善研究的勃兴阶段，慈善及相关研究成果迅速增长，多学科理论视角引入，研究领域涉及广泛是这一时期慈善研究的鲜明特征。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依然是影响慈善研究的主要因素。2005年末民政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公布、《社会保险法》执行实施，促进学者们开始探讨慈善捐赠以及民间、企业等非官方主体的慈善行为及其功能作用。同时，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及此后一年内接连发生重大灾害事故，更是直接将中国慈善从传统“官办慈善”和“民办慈善”相结合的格局推向了“全民慈善”，而这一格局变化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慈善的第二次转型^[16]。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慈善研究进入高速发展期，慈善相关研究成果众多，涉及面广泛。较之起步阶段的宏观研究视角，这一时期的慈善研究更注重从中、微观视角对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慈善参与主体的角色边界、慈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着手进行相关学术探讨。同时，随着慈善服务及实践不断推进，如何构建科学规范的制度环境、明确多元参与主体权责边界、监督管理慈善行为、保证慈善可持续性发展逐渐成为这一时期发展后期的主要研究关注点。伴随着微观、中观视角引入和多学科研究深入，明确慈善活动中各主体的权利义务、角色分工，引导慈善服务及实践活动向规范化、制度化、专业化转型，逐渐演化成为这一时期慈善研究的主要目标。

第三个阶段，2015年至今是慈善研究的调整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慈善研究发文量相对比较平稳，2015年出现发文量峰值，此的后发文量基本与2013、2014年持平，但有缓慢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一方面，2016年《慈善法》颁布实施、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公民慈善意识和法制观念提升的共同作用，的确进一步推动了慈善实践及研究的深入。较之既往研究中从理论层面展开对慈善主体边界权责的探讨，这一时期学者们开始更为深入地探究慈善行为、公益服务的影响因素，更注重结合企业、个体、慈善组织等主体在微观领域的实践行为和相关大数据资料展开对慈善及其影响因素的深度分析。如结合企业社会责任，展开对企业战略性慈善方法路径及可持续性的研究分析。同时，随着社会治理理念兴起、脱贫攻坚方略实施，部分学者也开始注重慈善在贫困治理、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探讨。另一方面，《慈善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及政策设置的逐步完善为慈善公益事业发展提供了更为规范科学的行为依据。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前期慈善研究中学者们所提出的政策倡议，促进了慈善实践的发展，然而围绕《慈善法》及其执行中的相关过程及问题探讨仍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

2.中国慈善研究的研究取向

经过20余年的积累，中国慈善研究已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取向。通过作者合作及机构合作网络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慈善研究主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是侧重于通过对慈善通史或专题慈善史的研究，展开中国慈善事业、慈善立法、慈善思想及慈善宗教的组织形态、运行机制及结构性影响因素的探讨，力图结合中国社会自身特征及变化过程来揭示中国慈善的特点，并以此来反观及促进现阶段慈善的发展。秉持这一取向，学者们结合中国传统慈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传统文化中存在的慈善思想渊源，并分析其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影响^[17]^[18]^[19]^[20]，或通过对先秦、宋辽金元、明清以及近代民国以来的慈善活动组织形态、结构与主体分析研究，来进一步揭示古代慈善事业的主要特征、社会基础及作用影响^[21]^[22]^[23]。

二是从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不同研究视角出发，沿袭西方慈善研究范式及其相关理论基础，着重于通过发掘论证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个体在内的多个慈善参与主体在慈善实践中的作用及交互关系，以此来进一步诠释现代慈善发展的内涵及主要特征。如注重从个体捐赠动机，结合公共物品理论、温暖理论、信号传递、社会规范理论对慈善效用来源的研究拓展，以期揭示个体慈善行为与社会经济、社会规范等外在因素之间的关联性^[24]。又如从政府及慈善政策出发，分析政府政策设置及行政行为，分析“官办慈善”和“民办慈善”的慈善行为及相互关系的影响^[25]。或以慈善组织为研究对象，依托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及社会信任等相关理论展开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研究^[26]^[27]^[28]。又或借鉴资源依赖、利益相关者等相关理论分析慈善组织与政府、市场及个体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合作关系^[29]。

3.慈善研究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

慈善研究成果众多与研究学术影响力之间存在差距，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梳理文献发现，慈善研究发文成果丰硕，涉及面广泛，且已出现一批较为活跃的专家学者，但截至目前慈善研究学术共同体仍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一是专注于慈善的专业期刊较少，研究文献发表期刊较为分散，各期刊载文量低。二是期刊学术影响力不足，从表1排名前11的期刊综合影响因子来看，学术影响力整体较低。同时在影响因子较高的《南开管理评论》《中国行政管理》等期刊发表的研究文献较少。三是研究学者之间、研究机构之间合作较少，合作强度弱，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核心团队，不利于展开深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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